相较西方文化追求多元竞争的样态,中华文化更崇尚和谐统一,认为只有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各遂其生,人才能自由发展,社会才会祥和安宁。
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以“和”为万物之源和宇宙人生的最高准则。儒家更是对和谐思想推崇备至。孔子主张“和无寡”“和为贵”“和而不同”,强调人际交往中和谐友善而不必苟同;子思将中庸思想发展为一般方法论和世界观,以“中”为“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将人事和谐作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邦国和谐,“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以期达到“人与天调”“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天人合一 民胞物与
传统和谐思维以自然为大,认为自然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以达到“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境界。
先哲们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相互依存、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状态才能各得其所,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万物生生不息,使人在大自然的恩泽滋润之下成长。《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荀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都发展和升华了和谐自然观。宋儒把“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等朴素的天人合一思想,发展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学说,将原来的差等之爱推向博爱。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以天地之体为身体,以天地之性为本性,将民众看成同胞,万物视为朋友。“天人合一”奠定了天与人、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因此钱穆说“‘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
与人为善 心平气和
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要求并倡导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应按照“礼”的规范和谐相处,与人为善。当个人与他人、社会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应采取宽容谦让的态度。“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就是要破除自我固蔽,消除彼此隔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要有所节制,适可而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开豁的心胸与无所偏的心境接人待物,不仅有利于建立和睦的人际关系与良好的公共秩序,也有助于使整个社会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是符合礼义法度、从容自然的理想状态,达到这种境界,人的身心处于最健康的状态,内心平和,随和待人,温和处世,才能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
协和万邦 和平共处
古人将“和”作为最高的政治伦理原则,《尚书》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强调首先要把宗族治理好,团结和睦,上下一心;然后治理国家并协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
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主张以文德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提出“仁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提倡王道,反对霸道,提出了“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的思想。“协和万邦”逐渐成为统治者处理民族、国家关系的指导思想,它不仅是古代先贤的政治理念、道德准则,也是一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思想在民族、国家、文化层面上的体现,反映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
正是基于对传统和谐思想的借鉴与阐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和谐世界”等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各国人民至今受其益。
务和去同 共生共长
和谐不是千篇一律,贵和、尚和并非无原则的划一、调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提出“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就是主张既和谐融洽,又要尊重差异,不能无原则地迎合苟合。史伯讲“务和去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因为纷争不利于事物的发展,单一无变化也会使事物停滞不前。“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只有一种声音构不成动听的音乐,只有一种颜色构不成缤纷的画面,只有一种味道称不上爽口的美味,只有一种事物就无法比较优劣。和谐包含多样性、差异性、矛盾性甚至冲突性,它们相辅相成,共生共长,最终能够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与协调。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利益多元化、政治诉求多样化、价值观念复杂化的转型时期,传统和谐思想启发我们在政治方面追求全社会的和谐有序,政通人和;在经济方面追求各领域的协调适度,可持续发展;在精神方面追求人际关系的和睦融洽,身心安逸;在国际关系中追求国与国间的睦邻友好,和平共处。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倡导相互理解尊重、互谅互让互助,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念去解决矛盾和问题,互利共赢,共享发展成果,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
(李飞跃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