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村庄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 吴波

　　日前，“茅奖”作家格非年度重头小说《望春风》在北京首发。该书是继贾平凹《极花》之后，“先锋五虎”之一的格非再次用最新长篇关注农村话题，是集其30年文学创作精华的成熟之作。作品具有微缩中国乡村当代史的意义，在创作过程中备受文坛、媒体和读者关注。

　　近年来，巨变的乡村成为文坛名家关注的焦点，如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韩少功的《山南水北》等。接受本报采访时，格非谈及创作动机：“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候，发现老家是一片瓦砾，坐在家门口的废墟上，我就出现了一种恐惧。假如我不来写这个，我相信我们村庄里面也不会有人来写。那么，所有的这些人和事都将湮灭。”

　　乡村是不可回避的精神源泉

　　格非老家在江苏省的丹徒，靠近长江南岸，离镇江市大概二十多公里。格非说原来要去趟镇江都非常不容易，是个典型的村庄。后来老家说拆就拆了，但是到2004年的时候，格非弟弟带他去看了一下，整个地方都变了，感觉有点陌生，所以当时格非非常伤感：那么多人到哪儿去了？格非说：“那个时候埋下一个种子，以后有机会要写写消失的村庄。”

　　他说：“我在写《望春风》前几年，又有一次机会回一趟老家，我的母亲提出，她已经在城里住了几年，问我能不能把她带回去看一下，我拗不过她，也带她回去，但是没想到那个地方拆了几年以后都荒了，芦苇都长得很高，还有小动物，野兔等等，我当时特别感慨，我跟很多记者聊到这本书的时候都说过，我不是蓄谋已久要写这个东西，而是不写不行，不写的话没法对我的母亲、乡村的人做一个交代。”格非告诉记者：“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乡村是不可回避的精神源泉。”谈及乡村文化裂变，格非说：“要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是中国传统的礼仪纲常，一直到我小时候，宗法制的东西都在；第二个是社会主义产生的新风尚，我认为这两个方面都在衰落了。我写这个村庄的历史，这两个东西都要描绘，我希望我的作品就像一个时光机器，重新回到那个场景，虽然很短暂。这个就是文学的作用，文学可以让他们回来。”

　　重新审视现代乡村伦理

　　近三十年来，格非在多重身份中耕耘，既是文体优美、目光如炬的作家，又是友善幽默的老师、严谨睿智的学者。他既将西方先锋文学叙事的巨大能量和无限可能带入作品，也传承了《红楼梦》、《金瓶梅》等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方式。格非身上呈现出一种汇集：中国的、西方的、读者的、作家的、学者的、教授的，这一切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多重性。

　　《望春风》的故事发生在儒里赵村，江南一座简朴而风景如画的乡村，号称祖先是世代簪缨的高门望族。在这里，似乎天大的秘密都能守得住。赵伯瑜从小没见过母亲，与算命先生的父亲相依为命。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个冬夜，他彻底成为孤儿，未曾谋面的母亲却突然传来音讯。

　　小说以乡村里各种普通而又不平凡的居民的故事为切入点，刻写村庄由简朴内敛逐渐衍变的复杂过程，通过个人命运、家庭和村庄的遭际变化，描写江南乡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并展现它可能的未来。《望春风》让我们获得了一个重新审视现代乡村伦理和历史变革的机会。格非在这部作品中作了两方面的尝试，其一是将有性格的人物增加到15个以上，其二是希望将司马迁“本纪”和“列传”的结构方法做些“改造”，用较短篇幅来讲一个较长的故事。

　　评论家王继军就格非最新小说接受采访表示：相对于“江南三部曲”，《望春风》的语言更加朴实，更加写实，而从主体上讲又深具象征意义，于“壮阔历程”的颓败中为读者打开一个小小的山口，看过去，“仿佛若有光”。

　　江南的裂变与告别

　　格非告诉记者，《望春风》的人物是虚构的。但对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格非预先做过大量调查和走访，也使用了很多家乡的真实地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家乡彻底消失之后，才开始追溯它的源头，并描述自己对它的记忆。

　　相对于“江南三部曲”，2015年底完稿的《望春风》更接地气，更加沉稳，在对历史的沉思中，用宏阔又精致的结构，以及极为老辣纯熟的文字，对半个世纪以来的江南作了告别。这里有余韵悠长、值得咀嚼的历史片段，有置于时代长河背景的“桃花源”气象，也有如“清明上河图”般娓娓道来的手卷写法。普通人的高贵品质得以彰显，日常生活瞬间凝为永恒。

　　格非就新作表示：“在《江南三部曲》最后一部《春尽江南》的结尾，当庞家玉孤独地死去的时候，我觉得写得过于悲观了。我当时就在想，她和端午还有没有更好一点的命运？如果有，那会是什么样的命运？所以在《望春风》中，我给他们安排了稍好一点的结局。另外，《望春风》的整体基调也比三部曲更多一些暖色，对中国乡村的人情也更多地留意。”阅读《望春风》，让我们在感受久违的汉语之美的同时，更感受到不为世俗所左右的求索，感受到一个时代最沉重的呼吸，以及一种真正可能的希望。

　　对话格非：

　　演绎幽微处世情人性

　　广州日报： 《望春风》里人物特别多，这些人物是否有您记忆的原型？

　　格非：关于人物设定，我一直想在一个小说里边写特别多的人，像《红楼梦》、《金瓶梅》有几百个。今天很多小说家侧重一个人物，能够反映一个主题，大概说清楚这个故事就可以了。但是我一直想扩充人物，如果把这村庄写得真实，几个人物肯定是不够的，主要人物是要有陪衬的，你看中国古代小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陪笔，他没有什么作用就是陪衬，使得这部小说特别的丰厚，所以在这部作品里就要15个、20个人物以上，这是我基于一个创作上的想法。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的情感一直受到很大的冲击，每天写作的时候安静不了，因为这些人物都活着，我经常回去找他们，就像鲁迅写的《故乡》一样。你会发现有一个70岁的老头子在当保安，特别惨，过去这些人都是英雄，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是行家里手，有的当过兵，在那个时代里面是我们年轻人崇拜的偶像，但是，现在他们的光辉已经散去了。出现一个人物的时候，其他的人也会进来，所有人物都不能割舍，当然会做一些处理。书中大概有十几个左右的人物的名字是用的真名，当然会把某些字改了一下，我也会担心会出现法律上的纠纷。

　　广州日报：您是否要通过小说重新建构对乡村及村人的记忆？

　　格非：严格意义上说，我没有写过一部反映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的作品，这里只有村子里演绎的幽微处世情人性。他们的生活是怎样？他们的感情怎样？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记忆的片段？我还来得及做这样的事情：我试图通过文字帮助这些人，解释他们自身，记录他们失去的时光，这是我的使命。

　　广州日报：小说有一种魔幻的感觉，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布置这个阵的？

　　格非：所有的悬念是怎么来的，对于作者来说不愿意谈这个问题。这本书出来以后，实际上最早看这本书的是我的两个博士生，他们两个人分别看了四到五遍，其中有一个学生在美国，他大概看了五六遍甚至更多，因为他要帮我挑错字和把所有的时间关系理清楚，他在看第五遍的时候发现里边有很多线索。在埋线索的时候，如果你埋得深的话，读者发现不了；如果埋得很浅的话，读者一下子看出来，也没意思。

　　我通过《望春风》和前辈作家对话，当然不只是《金瓶梅》，我希望跟非常多的人对话，里面还有乔伊斯的东西，到我这个年纪应该考虑一个综合性的修辞安排，有大量现代小说的技巧可以用进去，我以前有的作品有点做作，我希望它更自然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