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是一个集“战”“乱”“变”三重特征于一体的全面剧变时代。随着各国实力的强弱变化，弱小国家渐被兼并，形成了以韩、赵、魏、齐、楚、秦、燕等“七雄”为代表的列强并存局面。随着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渐扩大，战争的惨烈程度不断强化。这就对列国的行政管理能力、经济汲取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全面提升，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战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转型，是通过列国变法来推动的。战国初期，魏国国君魏文侯最先任用李悝为相，推行变法措施。李悝变法，为魏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也带来示范性的连锁效应。此后，变法活动在各国陆续推开，先后有吴起变楚、申不害相韩、邹忌相齐、商鞅变秦、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等。其中，尤以商鞅变秦最为彻底，效果也最为持久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短短250余年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变革风起云涌，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历代无出其右者。清人王夫之将其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战国历史，上承三代文明之余绪，下接秦汉帝国政治之开端，蕴含着透视古代中国治理转型、新陈代谢机理的丰富信息。

　　传统权威消解社会动荡失序

　　战国时代，是西周晚期至春秋社会历史变迁的自然延续。从西周晚期开始，周朝王室的政治权威日渐衰微，对诸侯的控制力也逐渐下降；　西周开国所确立的以“分封制”“宗法制”及“礼乐等级制”为核心的大地域国家早期治理模式，随之日渐弛废。到了春秋晚期，各诸侯国内的国君失位、大夫当政现象愈演愈烈，呈现出“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衰世之景。

　　当时，中原地区最有影响的两大诸侯国——晋国和齐国，衰世景象表现得尤为明显。晋国长期被赵、韩、魏、知、范、中行等六卿把持，渐呈瓜分之势；齐国政权则逐渐被来自陈国的田氏所控制。《左传》记载，春秋晚期，齐相晏婴出使齐国，同晋国大夫叔向，讨论两国局势。叔向认为，晋国是“政出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晏婴则说：齐国“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两人唏嘘不已，慨叹“此季（末）世也”。

　　晋国和齐国的政局危机，最终演化为“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的政治事变。以这两个事件为标志，战国世道剧变的历史大幕正式展开。总的来说，战国时代是一个集“战”“乱”“变”三重特征于一体的全面剧变时代。

　　随着各国实力的强弱变化，弱小国家渐被兼并，形成了以韩、赵、魏、齐、楚、秦、燕等“七雄”为代表的列强并存局面。随着列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渐扩大，战争的惨烈程度不断强化。双方交战，动用兵力多达数万、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战争持续多达数月乃至数年，战场伤亡巨大，频频出现“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惨状，这就对列国的行政管理能力、经济汲取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全面提升，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随着传统权威的日渐消解，战国社会呈现全面失序的态势。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战国时期“海内争于战功”，各国“务在彊（编者注：同”强“）兵并敌”。而《吕氏春秋》则称，“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矣”。这种列强兼并激烈、战乱纷争频仍、社会动荡失序的乱世之态，对各国的治理转型带来了重大挑战。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在天下“竞于气力”的背景下，旧的治理模式日渐失效，新的秩序又尚未生成，一切都在混沌变化之中，这就给列国治理能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应对新情势之变，需要治道变革的新思路。推行有效的治理变革措施，逐渐成为关系各国生死存亡的核心任务。

　　列国竞相变法治理逐渐转型

　　战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转型，是通过列国变法来推动的。战国初期，魏国国君魏文侯最先任用李悝为相，推行变法措施。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魏用李克（即李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意思是说，李悝变法，拉开了战国时代群雄逐鹿的序幕。

　　李悝变法，在政治上推行“食有劳而禄有功”，打破传统的爵禄世袭制；在法律上编撰《法经》，强调“以法为治”；在经济上推行“尽地力之教”，鼓励小农加大生产投入，又设置“平籴法”，为社会生产提供必要保障。班固在《汉书》中称李悝变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李悝变法，为魏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也带来示范性的连锁效应。此后，变法活动在各国陆续推开，先后有吴起变楚、申不害相韩、邹忌相齐、商鞅变秦、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等。其中，尤以商鞅变秦最为彻底，效果也最为持久。

　　商鞅，原名卫鞅，复姓公孙，亦称公孙鞅，后因在秦变法有功，被“封之於、商十五邑”后，称商鞅。史载，公孙鞅“少好刑名之学”，受李悝、吴起的影响很大，后任魏相公孙痤的家臣。但是，商鞅在魏国得不到重用，才能无法施展。当他听说秦孝公公布求贤令后，便携带李悝《法经》，投奔秦国，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以商鞅为左庶长，开始推行变法。

　　商鞅变法，前后共有两次：第一次变法，通过强化居民控制、奖励耕织与军功、削弱贵族特权等手段，增强综合国力，加强国君集权。第二次变法，则采取“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全面推行国家授田制，加强国家对小农生产的控制；又采取“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和“平斗桶权衡丈尺”的措施，推行郡县制，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同时迁都咸阳，明确秦国东向发展的战略取向。

　　商鞅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在经济、政治体制上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中央集权程度，促进了秦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成为各国变法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成效最大、影响也最深入者。

　　总的来看，战国时期的列国变法，措施虽有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新生区域性国家在兼并战争的严峻形势与“耕战”压力下，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目标，以强化国家权力的行政执行力、资源汲取力、社会动员力为核心手段的治理创新措施，由此带动国家治理转型。

　　集权政体形成小农经济确立

　　以国家能力为核心的集权国家政体形成、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石的农耕生产模式确立，是理解战国世道变迁的两个关键变量。前者决定国家政治权力结构的走向，后者奠定了社会基本生产方式的基础。在这两个基础领域引发的治道变化，不仅为秦汉大地域国家治理模式形成提供了制度基础、技术储备及思想准备，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深度变迁”与“结构再造”的关键。

　　首先，变法在政治改革方面，以“郡县制”解决了跨区域国家的垂直地域管理问题，强化了各国中央权力对地方的直接控制能力；以职业官僚制取代世卿世禄，带动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也促成了俸禄制、“上计制”、任期考核制等行政治理技术；　以授田制、“乡里制”和“什伍编户”制为主的生产管理与居民管理制度，确立了国家与居民的直接关联，有效实现了生产管理、居民管理与基层治理的合而为一。由此，推行（军）功爵制，重塑居民政治身份，使“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也重塑了居民与国家的直接隶属的政治关系，将国家权力触角成功渗透到基层社会。

　　其次，变法在经济改革方面，以李悝“尽地力之教”和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措施最具代表，聚焦国家权力对土地（田）和劳动力（民）等社会资源的有效控制与综合调配；采取国家授田制的办法，以户均百亩为单位，将土地分给个体农户家庭，并依据授田标准，向农民征收赋役租税等生产剩余。为确保授田标准及赋税征收任务的落实，列国还进一步强化户籍管理。《管子》记载：“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小大女，其不为用者辄免之，有锢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商君书》强调，“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这些都强调了国家对小农的直接控制与管理。

　　具体来看，以授田制为纽带，原来淹没在村社共同体中的个体小农家庭，与国家建立直接联系，进一步强化了土地与个体农民家庭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孟子》所言的“五口百亩之家”，直接催生并巩固了古代中国以个体小农为主体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也导致国家对小农经济的“路径依赖”和小农对国家的政治上“制度依赖”。这种国家与小农之间的共生互动关系，既有制度层面的“服从—管制”关系，也有管理层面的“代理—依附”关系，对于传统中国社会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战国时期的社会剧变，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事。但从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整体格局看，战国世道变革与治理转型，意味着以夏商周为代表的三代早期文明至此迈入解体的晚景状态。但另一方面，秦汉大地域国家治理为基础的帝国治理格局，经历战国社会转型的锤炼，正处于逐渐萌生的状态。战国历史，以250余年衔接前后两个2000年，融合前世、熔铸后世，成为古代中国社会承前启后的枢轴点。（于凯 作者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授。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文化中国主题系列讲座速记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