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后的又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

—— 《习近平时代》 选载

［美］熊玠 主编

 

一个文学青年领导我们，有好处

　　2014年10月15日，由习近平提议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从开始会议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都是习总书记亲自主持”。

　　会议通知时间匆促，大多数人都是在10月13日下午才接到通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为此中断了在奥地利的访问提前回国。她在会议发言中说，回国的途中，不禁想起了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海作家叶辛收到去北京开会的通知时，还被告知要准备7分钟左右的发言。最终共有7位文艺工作者在这次座谈会上依序发言，发言稿字数都在1500字上下。叶辛说，会议通知还特别以短信告知：穿便装。

　　即便准备时间如此紧张，最终受邀参加会议的72人还是悉数到场。北京音乐家协会主席谭利华说：“习总书记非常高兴，说一个没少。”

　　但这次会议并非即兴而为。据称，习近平一直想开这个会，终于抽出了时间。

　　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于中国文艺界而言带有强烈的“皈依”之感。

　　1942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毛泽东负责文艺界的整风。当时，海内外大批知识分子和作家来到延安和各根据地，文艺团体纷纷出现，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严重问题。一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有人以为马列主义立场、观点会妨碍写作；二是写光明与写黑暗的关系，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歌功颂德。

　　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亲自署名发出邀请函，100余名文艺家与会。会议氛围宽松、争论激烈，毛泽东以“门外汉”的谦逊姿态作了讲话，指出革命文艺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号召文学艺术家“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并且阐述了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理。

　　可以说，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基调与方法论，影响持续至今。

　　习近平主持召开的这次文艺座谈会，同样是在文艺界面临紧迫问题的情况下，同样要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

　　事实上，自1942年的那次会议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惯例是出席中国文联的全国代表大会。而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既不是文代会，也不是年度例行召开的文艺工作会，习近平全程出席并发表近2小时的长篇讲话，被媒体称为“高规格”“超规格”。

　　习近平的文化素养和文艺气质，让与会者倍感亲近。他甚至回忆了自己少年和知青时期的文艺生活，谈到了文艺对自己成长的影响。

　　与习近平年龄相仿，也曾有过知青经历的上海作家王安忆表示：“他说乱看书，列举了他看的书。我对梁晓声说，总书记的书单是跟我们一样的。我们都是在混乱中形成的文学教养，有遗憾但有好处。”王安忆还说：“我觉得他就是个文学青年。一个文学青年领导我们，有好处。文学青年有人文情怀。”

　　近几年因谍战作品而名声大噪的作家麦家说：“这次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多次脱稿，停下来，富有深情地回忆他年轻时阅读文学作品的经历、感受、见解。他读书之多、感悟之深、感情之浓，让我这个‘专业读书人’都感到汗颜，因为有些书至今我都没有读过，有些书虽然读过，但也没有他有见地。可以想见，这些书曾经深深地感染过他，滋润过他，所以他相信文艺的力量，相信‘文化人’的重要性也就不足为奇。”

　　参加座谈会的有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曲艺、杂技、影视等各领域的文艺界人士，年长者已过90，年轻者30出头，既有艺坛耆宿，也有新晋红人。会议结束时，习近平与每一位与会者握手交谈，几乎能叫得上每个人的名字，而且都知道他们的代表作品。

　　比如，他问作家贾平凹最近有没有新作，还说贾平凹以前的书他都看过。对于更年轻也更“时髦”的作家麦家，他也不陌生：“我看过你的《暗算》《风声》，你是谍战剧第一人，歌颂的是爱国主义精神。”

　　作家叶辛对习近平“如话家常式的价值观传递”深有感触：“会上这么多人发言，每个人讲完后，他都会用这样的语言或点评或呼应。”

对于文艺之病，要“剜烂苹果”

　　尽管相距72年，但中共最高领导人主持召开的两次文艺座谈会，主题都是要厘清文艺究竟“为什么人”：延安时期，文艺家强调“人民”观念，是要洗净自己“小资产阶级”特性和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想法；今天再谈“人民”，是要匡正文艺创作的根本导向，用习近平的话说，“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执政党极度重视文艺的教化功能，由来已久。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更需要以共识为基础的强大社会支持。而此时，社会道德风气令人担忧、文化感召力疲弱病态，文艺界能否跳脱“铜臭气”的遮蔽，弘扬传播核心价值观，被认为事关改革大局和中国梦的实现。

　　对于文艺之“病”，文艺工作者们与总书记有着同样的认识。

　　出演过焦裕禄、杨善洲等优秀共产党员典型的演员李雪健说：“一些演员经不起名利的自我膨胀，社会环境也提供了让他们膨胀的土壤。比如不管明星做了什么，粉丝都欢呼鼓掌。还有一种怪现象，就是有些作品观众一边看一边骂，创作者一边挨骂一边还挣着大钱。”

　　身穿军装的词作家阎肃说，“社会上绯闻、丑闻，花边桃色；作秀、作呕，低俗恶俗，纷纷闯入眼帘，聒噪不休，好像这才时髦夺眼球，甚至香臭不分、法纪不论，越黑越火”，但人们却不自觉地“被市场、收视率牵着鼻子走”。

　　北京市文联主席张和平在首都文艺界座谈会上总结说，为什么这时候总书记要开这样的会，是看到了转型期大家都很担心出现市场导向的问题，出现泛娱乐化的倾向。

　　习近平回应：“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

　　有的作品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有的作品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有的作品搜奇猎艳，低级趣味；有的作品胡编乱写，粗制滥造；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形式大于内容；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如此浮躁，是不可能创作出精品力作的。

　　他说，中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

　　他强调，文艺作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

　　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赵实说，习近平严肃提出，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现在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的病根都在这里，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行。

　　如何医治文艺之“病”？72年前与72年后的药方都是“人民”。习近平用了一个充满文学色彩的感性说法：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

　　作家王安忆反复思考习近平所说的“人民”到底是什么。“这个概念不是以前的阶级社会的概念，现在人民的成分非常复杂。人民在这个社会中是很大很大的群体，甚至是我们的全部”。她认为，人民就是他者，“是我以外的存在”。“我们的写作如果走到狭隘的道路，就会只关心自己……一个人器小的话，写很大也是写自己”。

　　与72年前相同，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也特别强调了文艺批评问题。毛泽东谈文艺批评，重在辨析“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而在习近平时代，这二者中又加上了更多维度：“西方标准”“商业标准”，博弈与权衡更为复杂。

　　习近平在座谈会上要求文艺批评要说真话，要针砭时弊，要有战斗力、说服力。他用了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比喻——“剜烂苹果”。

　　这个比喻出自鲁迅，原意是指对质量欠佳的翻译作品不要全盘否定，要把烂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而在习近平的语境中，重点应该在“剜”，在于直指文艺作品的弊病，敢下“刀子”。“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

　　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也谈到，习近平在座谈会上说，“如今的作品假大空，都是自我包装自我炒作，没有真正的文艺批评，花花轿子大家抬，这样是不行的”。

　　除了“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这一层意思，习近平强调文艺批评，还有两层用意：“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撰文称，近年来文艺批评领域流行一种风尚，以西方文艺理论为标准，度量中国文艺作品，阐释中国文艺实践。中国人创作的文艺作品好与不好，本民族的读者、观众说的不算，必须用西方当代文艺理论来评判，人家说好才算好。

　　他还说，时下的文艺批评面临着艺术标准与商业标准的博弈，对文艺作品的评判，以点击率、收视率、销售量为依据，认为有了好销量就是好作品，用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

　　“批评家不是引领市场、引导消费，而是沦为了市场的推手、金钱的奴隶。”这位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写道，“批评家的责任是培育和引领，而不是迎合和屈就。”

　　2014年11月22日，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成立，担任会长的正是发表上述意见的张江。更早些的5月30日，中国文联成立了文艺评论家协会。这两件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事件，被视作评论界重塑批评精神的重大举措。

一种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世界观

　　1942年后又一次如此高规格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刚刚结束两天，北京市文联就组织召集首都文艺界代表，座谈学习习近平的讲话精神。同日，上海市也由宣传部召集全市文艺界，组织了相同内容的座谈会。在2014年10月期间，至少有浙江、山西、安徽、陕西四省召开了省文艺工作座谈会，辽宁、江西等地召开了省一级学习习近平讲话精神的座谈会。

　　事实上，除了对座谈会内容的关注、对高层文艺导向和文化政策趋势的分析之外，舆论也非常关注与习近平同场相谈的这72位文艺界代表人士。

　　在座谈会上，习近平特别提出了他所认同的文艺名家的特质：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其作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

　　过去数年，文艺界人士品行不端甚至违反法纪却行情看涨的现象并不少见，而在最近一两年，多位影视明星因涉黄涉毒被举报入狱。就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前半个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文件，规定凡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的艺人，各大卫视不得邀请制作节目，“违法犯罪艺人”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各类广播电视节目以及代言的广告都必须停播。演艺活动、网络制播平台，也都对劣迹艺人下了“封杀令”。

　　一些制作中的影视剧已因此政策受到成本、时间的影响，而不少影视项目在与艺人签约时，都特别增设了行为合法合规方面的条款，以降低风险。

　　72位参会代表中也不乏新面孔。生于1978年的农民网络作家花千芳和生于1981年的草根网络作家周小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比很多名家更受关注——他们代表全国的网络作家，被习近平在会上点到名字。而这也是这个群体第一次受邀参加如此高规格的会议。

　　从周小平和花千芳的作品看，他们主要写作政论性质的文章。而习近平在与他们握手时提出的希望是“在网上多弘扬正能量”。

　　2015年6月，在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上，周小平当选首任协会主席，同时他也是共青团中央青少年媒体协会常务理事。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谈到了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体制之外的新文艺群体。他说，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

　　亲自担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对于网络文化产生的影响力，显然有足够的认识。

　　2015年3月底，中共中央统战部主办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班”，这个自2004年起一年一度的研究班，首次将新媒体从业人员成规模地纳入其中——55名学员中近20位来自互联网行业。

　　包括小米科技副总裁陈彤、“今日头条”CEO张一鸣、百度副总裁朱光、爱奇艺CEO龚宇等知名新媒体平台负责人和“网络大V”的学员名单，由中央网信办拟定。培训内容包括外交形势、社会转型、经济新常态、“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等。研究班还去了福建古田，那里是中共军队确定“党指挥枪”原则的重要地标。

　　统一战线的“互联网+”计划，自2014年年底即已展开。2015年5月中旬，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

　　各种着力点精准、思路不拘一格的文化政策频频加力，让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对于整个中国的文化生态延续着影响力。

　　2015年4月，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半年之后，文化部部长雒树刚总结了文艺界出现的11个变化。其中包括：低俗媚俗得到遏制；天价片酬降温；文艺工作者更注重德艺双馨；文艺市场中残留的各种潜规则逐渐丧失威力；体制内外文艺工作者积极互动等。

　　对于对外文化传播，习近平的要求就是——讲好中国故事。

　　几乎人人都知道，习近平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特别是在外交场合，他讲述的故事新鲜有趣、微小但内涵深远，并且不显刻意，比如“鼓岭故事”“义乌的阿拉伯餐馆”“中国小夫妻的非洲之旅”“中国母子为二战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烈士守护陵园50余年”，等等。

　　转型中的中国，文化产业已经开始“黄金十年”，文化产业占GDP比重，从2004年的2.15%增加到2014年的3.77%。中国政府设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即便产业膨胀迅速，但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仍与其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不相匹配。有人形容说，在国际舆论场中，中国常常是“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

　　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既需要在国内凝聚价值观、激励并汇集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也需要与外部世界建立对等、可信的互动关系，消弭误解与敌意；更进一步，还需要以文化为载体，为全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比如解决人类共同困境的某种哲学方法。

　　习近平曾多次引用2000多年前孟子的一句话“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来表达他对“文明冲突”的不同看法：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要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

　　这是一种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世界观。

　　2014年3月习近平的欧洲之旅，其中的重要一站是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这是中国国家元首在世界舞台上，第一次以文明发展为主题公开演讲。习近平选择的主题是“文化多样性”。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谈文化多样性，意义特别。这个国际组织在二战后曾被视作美国政府的宣传工具，首要任务是推动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开始转向，倡导文化多样性，反对文化领域的“殖民主义”，推动文明对话。

　　习近平在演讲中说，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他谈到自己的文化体验，如探访代表古玛雅文明的奇琴伊察、带有浓厚伊斯兰文明色彩的中亚古城撒马尔罕等地。“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

　　有学者分析，习近平倾心的儒家文化，对于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价值，正在于其精神内涵——学习、对话、和谐。

　　学者杜维明的建议是，摆脱西方工具理性带来的恶劣影响，恢复儒家文化的“整体的学习理念”，即没有完成时的自我人格完善；重拾儒家思想中对话的智慧，以对话来化解戾气、处理问题。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随着习近平大力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复兴有了更高期许——在人类文明行至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时，新的文明复兴将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和谐的人，以“和”为核心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可有所作为。

　　著名文化学者胡适80年前所说的一段话也被援引，用来描摹今天人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信心：“缓慢地、平静地、然而明白无误地，中国的文艺复兴正在变成一种现实。这一复兴的结晶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带着西方色彩。但剥开它的表层，你就可以看出，构成这个结晶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可以看得更为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文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

　　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将在中国举办。这是该大会自1900年创办以来第一次花落中国，中文将成为大会官方语言。全世界的哲学家聚首在诞生并延续着人类最古老文明之一的中华大地上，中国哲学必然会再次被世界的目光擦亮，中国文化期待焕发出新能量。

      （来源：《学习时报》2016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