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汉语对外来文明的吸收从未停止过。第一本汉英字典的诞生、第一份中文报刊的问世，以及大量西学名词的汉译，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扇眺望世界的窗。

马礼逊发愤编字典

在19世纪之前，汉语对西方词汇的吸收基本遵循这样一个模式：由来华传教士在中国人帮助下将一本西洋著作翻译为中文，因此书中的西洋专有名词有了中文的对应词汇。这种吸收模式与明代之前并无二致，见一个词，翻译一个词，不成体系。19世纪初，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则将这种模式推进了一大步，在西方词汇和汉语词汇之间开始建立系统性的对应关联。

马礼逊于1782年生于苏格兰，很早就立志成为传教士，曾在伦敦和一位广东人容三德学习汉语。马礼逊实际学的很可能是粤语，水平也未见得高，但已经是英国教会中汉语基础不错的人选了，因此被派往万里之外的东方。他是第一个来到中国大陆的新教传教士。

1807年9月，马礼逊初来广州。他一个高鼻深目的白人，广州城自然是明令禁止涉足的，好在广州城外的十三行有外国商人的货栈和居住区，他在这里找到了住处，也终于找到一位中国的天主教徒袁光明来教自己这个基督教传教士汉语。因当时中国禁教，为了偷偷传教，马礼逊迫切希望融入中国百姓生活，他像几百年前的利玛窦那样，穿着长衫布鞋招摇过市，学着用筷子吃粤菜，甚至开始留起了长指甲和小辫子，非常卖力地模仿着他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

到1808年6月返回澳门时，马礼逊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粤语和官话。马礼逊回忆起自己学习中文的曲折经历，感慨万千。不会中文，根本无法传教。既然自己已经兼通英语、粤语和官话，何不编一部双语字典，这样他的同胞学习中文就更容易了，自己那种可笑的试错过程也不必再度上演。

耿直的人一般都很有毅力，认定了就不回头。马礼逊自1808年开始，以《康熙字典》为据，历经15年编成了三部分六卷本的《华英字典》。这部字典包含一部汉英字典和一部英汉字典，几乎是马礼逊一人独立完成。从此以后，来华的美、英新教传教士几乎都以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作为学习汉语汉字的经典教科书。

马礼逊《字典》的意义究竟何在？冯天瑜教授曾列举过马礼逊《字典》的几个词条，其影响力之大，一看便知：apostle使徒；black leadPencil铅笔；Criticofbooks善批评书；digest消化；ex-change交换；judge审判；law 法律；level水准；medicine医学；natural自然的；necessarily必要；news新闻……

1857年在上海出版的《六合丛谈》，后来将“化学”一词传入日本。

影响力远迈中国之境

马礼逊之后，传教士的造词事业兴继不绝。许多图书馆藏有再版的马礼逊《华英字典》，其扉页下半部分往往会有“TheLondon MissionarySocietyPress”的字样。懂行的人一眼便知，这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机构——墨海书馆。这是上海最早的一个现代出版社，为上海最早采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构，至今国内的出版印刷界的行业史志撰写过程中都绕不过墨海书馆。

墨海书馆的创办人叫麦都思，此前在马礼逊的朋友米怜那里学中文。米怜当时在马六甲编纂了一份中文小刊物，麦都思也经常在上面写文章，主要内容当然是传教士的劝善信教的老本行，但也有一些新闻内容。这份报纸叫《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现在被奉为“以中文出版的第一种现代报刊”，其实当时不过是一份发行量几千份的免费小册子，近代的中文新闻报刊事业竟就此发端。

1843年，上海开埠不久，麦都思和几个传教士来到上海，在当时的江海北关附近伦敦传道会总部开办了墨海书馆，即如今的黄浦区福州路一带，现在仍然是书店密布的文化宝地。

墨海书院先后出版了《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等著作。这些著作的主要翻译者均为伟烈亚力。伟烈亚力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等几何术语，还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虚数，并引入了“×”“÷”“=”“∞”等西方运算符号，以及“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等词。

这些酷爱新闻出版事业的英国传教士注定是闲不住的。麦都思于1853年来到香港，又搞了个叫《遐迩贯珍》的刊物，可算是中国本土出现的第一个中文期刊，内容上也越来越世俗化，后来都开始登广告了。此后不久，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也创办了刊物《六合丛谈》，这是当时中文世界最好的综合性新闻刊物。其他刊物往往都是西方传教士劝人信教的，这部刊物虽不能免俗，但却以“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为旨趣，刊登了大量世俗的国内外消息，其影响力远迈中国之境，尤其受到日本追捧。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编写了《华英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版画）

令人兴奋的“化学”

日剧《神探伽利略》中，主角汤川学的黑板上常常满是物理、化学名词，中国观众看到往往觉得很熟悉，因为许多都是汉字词。“化学”是不折不扣的新名词，清末之前从未见于汉文典籍，不仅中国典籍没有，日本典籍也没有。“化学”一词的发明权，长期被归功于日本人。但“化学”这个现在为中日两国所通用的名词，其诞生地是上海，创制过程中也有中国人的身影。

日本兰学（日本对西学的称呼）著作将荷兰语化学一词“Chemie”音译为“舍密”，看上去似乎有一种诡异的玄学色彩。此前，马礼逊《华英字典》可能是看化学家也把瓶瓶罐罐放到火上炼烤，于是将chemist（化学家）一词生硬地翻译为“丹家”，即炼丹药的方士。

20世纪80年代，新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著名的改良派思想家王韬的日记受到学界瞩目。人们惊讶地发现，王韬于1855年在日记中记载自己观看一位“戴君”表演实验的经历。面对戴君“特出奇器，盛水于桮交相注，渴顿复变色”的现象，王韬恍然大悟，就把这种神奇的把戏名曰“化学”。这一记录早于已知的所有日文文献。

王韬当年的正式职业是上海墨海书馆的雇员。王韬对“化学”这个译名甚是得意，转口告诉了书馆的传教士伟烈亚力。结果伟烈亚力也觉得不错，于是在墨海书馆出版的《六合丛谈》中沿用了这种译法。

明清两代，汉语文言是东亚世界通用的书写语言，汉字是东亚世界的通用文字。不仅中国使用，日本、朝鲜、琉球、越南等国的知识分子都以汉字作为主要书写手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孙中山在会见日本社会活动家宫崎寅藏、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潘佩珠，都是通过书写汉字“笔谈”来实现交流的。当时的东亚知识界因此有极高的流动性。

1859年，日本德川幕府将原本不多的宗教内容删去后，以官方名义出版了《六合丛谈》的合订本，让日本人第一次见到了“化学”一词。日本兰学界早对莫名其妙的“舍密”大为不满，一看这两个字非常兴奋。仅仅在《六合丛谈》传入日本一年后，兰学家川本幸民的《万有化学》就一口气删掉了所有的“舍密”，全部改为“化学”，此后经学校教育的普及，化学一词逐渐为日本人所接受，以致完全记不得自己原创的什么“舍密”了。就这样，诞生于中国的“化学”一步步传到了日本。

19世纪中叶，日语的词汇不仅尚未能影响汉语，反而是汉语的新词向日本输出，给幕府末年的维新人士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日本人大量造词，要到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时期。至于日本的所谓“和制汉语”新名词对汉语词汇系统的渗透则要到甲午战争以后了。（文/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