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姚俊

陈望道在老家柴房秘密翻译《共产党宣言》

1975年1月22日，一位耄耋老者冒雪来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鲍正鹄闻讯立刻出门迎接，“外面这么大的雪，您还亲自过来，我们怎么敢当啊！”见到自己昔日的学生，老者笑答：“你来看我不容易，还是我来吧。”师生重逢自然要叙叙旧，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来协助北图鉴定馆藏 《共产党宣言》 中译本的版本问题。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拿来了多个早期译本。老者仔细看了看，指着其中一本封面印有红底马克思肖像的说：“这个红的是初印的，那个蓝的是后印的。”闻听此言，鲍正鹄高兴极了，“由于版权页缺失，我们以前错将蓝色的再版本作为初版本，这下可好了。”说着，他把首版《共产党宣言》递到老者面前，请他题字留念。老人见状有些诧异，“这是马恩的著作，我题字不合适。”鲍正鹄恳切地说：“这本书是您翻译的，上面还印着您的名字，您就签个名吧。”老者最后在二版译本的内页上工整地写下自己的名字：陈望道。

没错，这位老人就是中共早期活动家、新文化运动先驱、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陈望道。正是他第一次把《共产党宣言》 完整地介绍到国内，从而使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能够直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定了他们追求共产主义的信念，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能堪此大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1920年2月初，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愤然离职不久的陈望道忽然接到 《民国日报》社经理兼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的来信。“‘一师风潮’正酣，力子先生此时来函，难道有什么要紧事情？”陈望道离校虽已旬月，却时刻牵挂着自己的学生们，每每回想起这半年多来在一师亲历的一幕幕，他不禁悲喜交加。

1919年6月，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陈望道受聘担任一师国文教员。时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他与同校的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三位教师大张旗鼓地革新国文教育，倡导自由平等思想，人称“四大金刚”。在校长经亨颐的支持和陈望道等人的言传身教下，一师逐渐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年11月，一师学子施存统、俞秀松等创办《浙江新潮》周刊，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在陈望道的指导下，施存统撰写了《非孝》一文，猛烈抨击封建家庭伦理。该文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一经刊出，遂于西子湖畔引发轩然大波。浙江当局将之视为洪水猛兽，不但下令查禁周刊，还给陈望道等扣上“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并把经亨颐调离一师。经校长走了，陈望道他们也跟着离去。哪承想，一师学生以请愿等方式，要求当局收回成命。浙江督军卢永祥恼羞成怒，派军警包围学校。“一师风潮”由此震动神州。

“莫非力子先生想让我为 《民国日报》撰文，声援同学们？”陈望道一边轻轻撕开信笺封口，一边猜想着信中所言之事。他之所以如此揣测不无道理。在一师任教期间，陈望道常为《民国日报》 撰稿，他与邵力子还兼有同乡之谊，故而彼此间相当熟络。展开信函，读着读着，陈望道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原来，邵力子在信里称，戴季陶约请陈为《星期评论》周刊翻译《共产党宣言》。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里的只言片语就通过《万国公报》《民报》等刊物传入中国。五四前后，《每周评论》《国民》等进步期刊均对《共产党宣言》进行过零星片断式地摘译，陈望道亦曾读过。只可惜，《共产党宣言》的通篇译文一直阙如。于是，将《共产党宣言》全部译成中文成了许多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的迫切愿望。戴季陶便是其中之一。

五四时期的戴季陶，思想激进，极为推崇马恩。他与沈玄庐等在沪创办的《星期评论》，因介绍、研究国内外劳工运动，宣传社会主义和其他新思潮，迅即与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齐名，被时人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戴曾从东瀛带回一本由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 《共产党宣言》。他原欲据此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却浅尝辄止，因其翻译难度颇高，译者须兼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整天忙于编务的戴季陶自感难以胜任，“不如邀人翻译，并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一日，当戴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好友邵力子后，邵极力赞同。

“可是何君能堪此大任呢？”戴季陶叹了叹气，又把翻译中遇到的难题向邵言说。思索片刻后，邵力子笑眯眯地讲：“非杭州陈望道莫属。”邵力子此言非虚。陈望道留日时，即结识了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山川均等，阅读过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况且，陈的国文素养亦非常了得，单凭他往日刊在《民国日报》上的文章便能窥知一二。商定之后，邵立刻修书一封给陈望道。

《星期评论》的邀约让陈望道既感意外，又觉兴奋。因为“一师风潮”发生后，他在不断地反思中获得感悟：对待任何事物，不能简单凭借“新”与“旧”来加以肯定或否定，应当有更高的判别准绳，那便是马克思主义。“这真是天赐良机！若译出《共产党宣言》，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岂不是大有裨益？”打定主意，陈望道赶忙提笔给邵力子复信。不多时，上海方面向他提供了戴季陶自购的那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底本。

分水塘边点亮信仰之火

译书需要一个清静的所在，陈望道想到了自己的故乡——义乌分水塘村（今属城西街道）。因村中有口水塘，池水分为两系，分别流向义乌和临近的浦江县，故名“分水塘”，村子也由此得名。陈望道生于斯长于斯，直至外出求学，方才离开这个坐落在大峰山脚下的小村落。那里“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远离尘嚣，犹如世外桃源一般，乃译书的绝佳去处。

陈望道回到了家乡分水塘村。适逢春节临近，村里渐次热闹起来，家家户户忙着准备年货，陈家亦然，可里里外外唯独不见陈望道的身影。他去了哪儿呢？

谜底就藏在距离陈宅五六十米开外的一间柴屋里。那是陈氏老宅，陈望道幼时就随父母居于此处。1909年，陈家新居——一座二层砖木结构的庭院建成后，老宅便被用于堆放柴禾，平日少有人前往。陈望道一眼相中了这破旧却静谧的老宅，他带着几样简单的生活物件和文具，便在那里“安营扎寨”，孜孜不倦地翻译《共产党宣言》。柴房里既没桌子、又无床，陈望道干脆把一块铺板架在两条长板凳上，工作时，把一应所需摊在板面上，倒也施展得开；累了就往板上一躺，权作卧榻。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山区里更添几分寒意，及至深夜，刺骨的朔风横冲直撞般地从四壁和窗户的缝隙里闯入屋内，陈望道那只握笔的手时常被冻得不听使唤。家里虽不缺“汤婆子”和脚炉，但他嫌那些玩意束缚了手脚，反倒令人分神。实在冷得吃不消了，陈望道就起身，跺跺脚、搓搓手，还不住地往手心里呼气，稍觉回暖，又专心致志地继续译书。那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不知陪伴他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陈望道对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是如此专注，除了短暂的睡眠时间，他都“吝啬”到不肯在其他事情上多浪费一分一秒，就连一日三餐和茶水都是由母亲张翠姐送入柴房。眼见儿子食不甘味、夜不安寝，人都瘦了一圈，张氏心疼不已。一日，她特地包了几个糯米粽子，外加上一碟温补祛寒的红糖，送去给儿子吃。“粽子是刚出锅的，蘸蘸红糖，赶快趁热吃。”陈母搁下吃食，反复叮嘱道。陈望道“嗯”了一声，却还在低头写字。为了不打扰儿子，陈母便转身离去了。不过，为娘的仍旧放心不下，她在屋外站了片刻，并关切地问儿子，是否还要添些红糖。“够了，够甜了”，陈望道的答复很利落。后来，待到陈母进屋收拾碗碟，见到儿子嘴唇周围乌黑一片，先是一愣，然后不由得“噗嗤”笑出声来。原来，陈望道太过专心，竟错把墨汁当红糖蘸。见母亲发笑，陈望道还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张翠姐这才道出其中的“奥妙”，陈望道闻听后，抹着嘴巴，也笑了起来。

转眼间，已近谷雨时节，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他小心翼翼地把近两个月辛劳换来的那一叠字斟句酌的译稿装入一个纸袋里，抱着放于胸前。出得屋来，抬头望见远处山花烂漫的美景，陈望道的心头也充满了浓浓春意。

“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1920年4月末，陈望道接到了《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电报，邀请他赴沪担任该刊编辑。原来，孙中山先生电召戴季陶回广州，经编辑部一干人等商议后，认为陈望道是接替戴的最佳人选。这一纸电文让陈望道颇感惊喜。他连忙带着译稿兴冲冲赶到申城。来沪后，因工作关系，他结识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人。陈独秀还请他兼任《新青年》编辑。令陈望道欣慰的是，他的两个学生：施存统和俞秀松这时正协助陈独秀从事建党伟业。5月1日，陈望道与陈独秀、施存统等一同参加了在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是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亦为成员之一。

虽说诸务繁忙，但陈望道却未忘连载《共产党宣言》译稿一事。只要有闲暇，他就拿出译稿一再校对。正当译稿刊载在望之际，6月6日，《星期评论》突然宣布停刊，主因是当局对刊物实施邮检，使之发行严重受阻。如此一来，煞费苦心译成的书稿就无缘问世了，这让陈望道心急如焚。“不如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面，搞一单行本？”陈望道忽然萌生一个念头。6月27日夜里，他将译稿交给了俞秀松，请俞转送至陈独秀处。翌日9时许，这份稿子被交到了陈独秀的手中。一拿到译稿，陈独秀就迫不及待地浏览起来，当念完最后一句：“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今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禁拍案叫绝。他赶紧请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帮助校阅，还托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以资对照。为慎重起见，陈独秀在李汉俊校完后，又再行校勘一番。陈望道的译文如行云流水般，语势连贯，文字简洁凝练，令二人甚是满意，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对外公开出版。

有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印刷机构和费用问题如何落实呢？这倒难住了陈独秀。是时，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委派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正在上海，与陈独秀等商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设立一家印刷所，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当维经斯基得知《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出版遭遇资金瓶颈时，马上从带来的活动经费中拿出2000元给了陈独秀。随即，一个名为“又新”的印刷所在辣斐德路成裕里（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成立了，负责人为郑佩刚。

是年8月，几经磨砺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终于付梓，共计印行1000册。首译本比现今的小32开还略小，显得玲珑精致，封面印着红底的马克思半身坐像，画像上方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等字样。翻开小册子，内页是用5号铅字竖版直排，无扉页及序言，亦不设目录，风格简洁。稍有缺憾的是，书名被错印成《共党产宣言》，文中也有20余处讹字。毕竟这是又新印刷所开机印制的第一本书，出错也情有可原。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推出后，迅速在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掀起一股购买与阅读热潮，很快便告售罄。9月，在勘误之后，《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印行了第二版，封面的马克思坐像底色改为蓝色。与首版相仿，第二版同样热销，以致许多读者致信《新青年》《民国日报》，询问购书事宜。

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素来为陈望道所景仰。刚拿到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陈望道即将自己的译著赠给鲁迅和他的胞弟周作人，以求指正。鲁迅在收到书的当天就仔细阅读了一遍，他对这位小同乡的作为赞赏有加，“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或许连陈望道本人也未曾料到，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会在当时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当中产生强烈反响，一大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仁人志士在它的熏陶下，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设立人民出版社，在该社的首批出版书目中，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赫然列于前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州平民书社、上海书店等纷纷重印此书，单是平民书社一家就重印达10次之多。至1926年5月，该书已相继印行17版，其再版的速度远超同时代的任何一本图书，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

当年，毛泽东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众多拥趸中的一员。1936年7月，他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了自己思想成长的心路历程，“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排在这三本书之榜首的即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进而又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向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讲话时，再度谈及《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即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笔者注），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不仅仅是毛泽东，《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教育和鼓舞激励过的革命者何止成千上万。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遇见前来与会的陈望道时，紧紧握住他的手，当着在场代表们的面，笑呵呵地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然而，《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自在面世以后的20多年里，却一直为反动势力所不容，尤其是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此书登上国民党当局的“禁书”黑名单。鉴于严峻的敌我斗争形势，一方面，陈望道采用佛突、晓风、仁子等笔名，借以迷惑敌人；另一方面，各出版机构印制了多种伪装本，有时连书名也仅用《宣言》二字，甚至还省略了译者。

尽管如此，陈望道仍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总是不胫而走的……（敌人）没有办法阻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胜利。”历史事实证明，作为国内第一部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党的早期理论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本版连环画，作者罗希贤，选自文汇出版社《画说中共“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