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刘梦溪：国学主要是“六艺”经典之学，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六经”。这是中国文化最初、最高的文本经典，相当于基督教尊奉的《圣经》，伊斯兰教尊奉的《古兰经》，以及释迦牟尼早期的般若经藏。

把“六经”作为国学依据不可动摇的基础在哪里？第一，它使中国文化的具有永恒意义的价值伦理成为国学的精神旨归。国学的学科性质固然需要考据学的支撑，但主要的，国学应该是一门关乎智慧和义理的学问。第二，国学所代表、传承的基本价值伦理和它高贵的理性精神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按照马一浮先生的说法，国学是六艺之学，又是六艺之道，又是六艺之教，又能培养“六艺之人”。

所谓的“六艺之人”，就是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用“六经”的价值伦理，包括诚信、爱敬、知耻、和而不同等价值理念，哺育出来的日新自强、忠信笃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泛爱众而亲仁、好学、立行、有勇，既有“自性的庄严”，又知义懂礼的有教养的一代文明人。

陈来：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命根源之所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滋养、壮大起来的，因此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形态及其内涵是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形成的主要土壤和环境。

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秩序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离不开传统道德文化，这已经是转型时期执政党和人民的共识，安身的“身”、立命的“命”则都归结到心灵的安顿，从而心灵的需求比以往更加突出。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新变化，也使得青年一代在寻找人际关系处理方法等方面，把眼光转向古老文明的仁学智慧。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已经成了现代人待人、处世、律己的主要资源，与其他外来的文化、宗教相比，在稳定社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几千年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在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慰藉、精神的提升以及增益人文教养等方面，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资源，在心灵稳定、精神向上、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陈尚君：什么是国学？什么是斯文？什么是传统的学术文化？我自己稍微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我觉得从古人的立场上来说，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都是他们的思想学说、文化追求的目标。中国传统的士人始终有华夏文化的情结，有个人对于国家应该尽的责任，也包括了社会道德的完善、个人人格的完善、国家文明制度的建设、政策的调整以及作为一个个人对于国家的责任等众多的方面。我觉得这样一种情怀，实际上在传统学术的滋养之下是影响到中国许多传统士人的。

我相信儒学是国学中最核心和最主要的部分。但是我认为，国学不应该完全等同于儒学。如果把国学和四部之学相比较，我想经学是关于天地、自然、人间社会、人文，关系到国家制度的一个指导思想。史学则是先贤对于国家治理、个人人格完善和遗留史事的完整记录。子部的学说则是把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学问加以记录，保存下来。而集部的学说则是个人的诗文创作的一个记录。所以四部之学有它特殊的分别的意义。实际上，从《隋书·经籍志》的结构来讲，因为它是从阮孝绪的《七录》来的，在四部以外包括佛和道，即应该是六部。《四库全书》就是儒藏，是相对于佛藏和道藏来讲的。其实佛道也是国学一个重要的方面。

汪少华：对于国学的内涵和外延，大家虽然有理解、也有差异，但是，国学的载体是古汉语，是古典典籍。或者说我们做国学研究和国学普及工作时所面对的，是中国古典的典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是做训诂的，训诂就是解释古代的语言。训诂学就是从语言的现象里面概括出规律，从前人解释疏通古代语言的实践里面，总结出经验和教训，然后把它系统化、理论化。训诂学的目的，就是指导人们怎么理解古代语言，怎么把古代语言解释得清楚和透彻。所以，训诂与训诂学，我想是国学的落脚点、出发点，这应该是不为过的。清代的经学家一定是小学家，清代的小学家未必是经学家。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要成为大家，从国学的角度来说，至少要把训诂比较好地掌握了，才能成为国学比较大的大家。

普及优秀传统文化，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刘梦溪：国学所产生的基本价值伦理是永恒的，它不仅仅是现代中国人、当代中国人应该尊奉的伦理，其实它适用于整个人类。这个培育“六艺之人”的过程，就是国学教育的过程。所以国学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是属于全体民众的，而不单是专业人士的研究对象，更不是博物馆的古董陈列，而是活泼泼的、有生命的传统智慧，同时也是能够在当代社会发用，可以开启人类良知的有现代意义的学科。

陈来：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并不是学术层面和研究层面独立发生作用，在相当的程度上是靠人民群众通过普及渠道所获得的文化信念与价值，在实践中坚持、信守、付诸行为，在历史舞台上演出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壮丽故事而世代传承的。而人民群众的文化信念也转过来影响着从事理论论述的文化精英。因此，传统文化的普及化，不能只从普及的角度来评价，还要深刻认识其中华文化传承的意义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同等重要，国学研究与国学普及同等重要，国学研究与国学传播同等重要。

汪少华：在互联网时代的国学传播、国学普及当中，我想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敬畏之心，这个敬畏之心非常重要。以我自己而言，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学研究者，务必要怀着敬畏之心，要重视训诂，遵循语言规律，遵循训诂规律，注重融会贯通，坚持守正的原则。坚持质朴严谨实事求是的学风，遵守学术规范，反对刻意求新，避免穿凿附会。这就是我要说的可信。

国学普及当中还要强调什么？不要轻易否定旧说成说，要吸收相关研究成果，注重在可爱方面着手，注重探究所以然。为什么会这样，要讲清楚所以然，让人领略其中的趣味和意义，引导他们做鉴赏，培养他们的学习理解和欣赏能力。

弘扬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

陈尚君：传统的学术讲义理、考据、辞章。现在可以看到义理是不同的概念。考据的延续做得最好，可以说现在的考据比古人更为精密、深入、具体。但是辞章的方面，我们现在是把这部分的学问全部中断掉了的。现在要做到古典诗词的技巧非常娴熟并达到古人的水平，是很难的。尽管还有很多前辈能写一写，但还是有很大的变化。在这些方面，都有必要补充和加强。我还想讲，传统的学术实际上是一种精致的、讲究格调的学问，古人甚至是要当成终身事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许多学术论文都显得很仓促，以及存在数量的堆积。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最近几十年之中，随着改革开放，世界的学术被广泛了解，如果能有更多的靠近传统学问的精致的精神，追求传统学术的学术品位，对古人已有的学术功底和格局的持续坚持，如果能有把国学和西学很好地结合的研究手段，最后能在不同学科的基础上融汇综合，现在是可以成为出国学或者文史哲学术大师的时代的。我觉得比我们更年轻的学者应该有这种胸襟、气魄和追求。

汪少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节奏非常非常快，日新月异，古代典籍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离我们越来越远。这里有一个原则性隔膜，少见多怪是不反常的，我们看这些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古典典籍会有少见多怪。另一方面，主观上这是一个快节奏的消费时代，它缺乏精雕细琢，我们在大学也好，在体制内也好，在研究所也好，都面对一个公立的考评的体制，会催生我们多产。因此我很赞成陈尚君刚才提到的关键词——精品、精致。在考评体制下面催生多产的时候我们就顾不上精致了，这是一个逆向的催促的体制。

在这样的催促下面，就往往会为写文章而写文章，有的时候来不及仔细打磨，所以往往会怎么样？就是可爱的方面注意了，可信的方面忽略了。

蒋昌忠：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任凭岁月流转、时代更替，我们始终以弘扬传导人文传统为己任，承担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重任，坚守中国文化的根与魂，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5月19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与凤凰网国学频道联合举办“第二届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历史周刊编辑部应邀参加此次活动。上述专家观点根据参加者的致辞与现场讨论的录音整理而成。照片由刘同华、易舜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