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期上观读书会在解放日报社举办，现场读者一起聆听了两个半小时的讲座。 　　本报记者　黄晓洲　摄   

　　5月8日，由上海观察主办的上观读书会首度亮相。
　　知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携《文明是副产品》而来，成为上观读书会的“亮相之作”。在读书会上，这位坚持从个人求知和社会问题出发，努力运用十八般武器去求解的学者，与读者分享了他对于文明发生意义的理解和思考。现将他的部分讲座内容摘录如下。

　　■郑也夫

　　关于《文明是副产品》这本书，说起来匪夷所思。21年前，文明是副产品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萌发，令我亢奋不已。当时确实是下决心要把这个想法考虑成熟后呈现出来，但也没有想到21年以后，我真的能有根有据地呈现出来，心情是非常兴奋的。
　　21年前在我脑子里萌发的这个想法是什么？人类文明中那些最重要的发现、发明，我认为它们很多都是副产品。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人类的目的性行为、计划性行为的产物，而是人类一些行为的副产品。这说法，在座的很多朋友肯定不能认同，马上就可以举出几个例子来反驳，古人修建长城难道不是目的性行为吗？当代人类登月难道不是目的性行为吗？同样，简单的抬杠，我也可以举出例子来，比如青霉素的发明，完全是副产品。伟哥可以壮阳，但伟哥的出现完全是副产品，它原来是用来治心脏病的。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几个文明里程碑式的发明、发现，它们都不是计划性行为的产物，而是某些行为的副产品。

　　走上农业这条“不归路”

　　说说农业起源。关于农业起源，主流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推导的逻辑认为，农业是计划性的产物。
　　首先，农业之前的人类是不是饥寒交迫？未必和我们想象得一样。达尔文学说的第一核心词是什么？不是“进化”，而是“适应”，适者生存。人类活动是一个不断适应的过程。地球上生活的原始部落里的人，平均一天工作一两个小时。我们在座的每天要干多少时间的活？你怎么能说原始人一定比我们还辛苦呢？再说，他们一直在游走的状态，不停地采集，采这一块，采完以后就转移。假如你跟他说，你到我家来做客，冰箱里什么都有。他不稀罕，这个猪肉买多长时间了？一个月。还能吃？不新鲜。你上我那儿去看看，那儿一大片的地方都是我的仓库，要吃的时候现杀、现采摘。
　　刚进入农业社会的时候，第一代农民要比他们苦。农业是因什么产生的，这件事情非常微妙。首先这里有一个槛，只有定居才能产生农业，解释不了定居怎么出现的，就无法解释农业怎么产生的。如果我们脑筋非常开放的话，有可能洞见农业的产生。比如爱斯基摩人是定居的，以打鱼为生，他们的食品非常单一，就是鱼。爱斯基摩人为什么定居？是因为这里有丰富的食物源，食物源的巨大诱惑导致他们定居了。这个线索可以给我们思考农业起源带来很大启示，但光有这个诱因可能还不够鲜明。
　　人类走向农业的道路是一条“不归之路”。为什么回不去了？大自然给人类一个摆脱不了的诱惑，当人类进入这个诱惑多少代以后，采集的本领就没有了，周围的生态也产生了变化，加上人越来越多，这样靠采集生活的状态就回不去了。

　　许慎为什么把“纸”解释错了

　　下面说造纸。
　　与蔡伦同时代的大学问家许慎，是《说文解字》的编著者。许慎和蔡伦是同代人，而且他们共同给皇帝做事。但许慎在解释“纸”的时候，说的不对。他说造纸是在水中击絮、击废旧的丝织品，这些东西干了就成了纸片。后来的科学家说，如果蔡伦拿丝织品敲打就能造出纸的话，咱们就敲打敲打吧。于是弄了很多蚕丝，浇上水，怎么打也打不出纸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关于纸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
　　许慎为什么会说错？我是这样解释的，皇上派了一个比较硬的活给蔡伦，蔡伦负担非常重。皇帝说：小蔡，我每天看奏折，竹简太厚重，以后宫里最好都用帛书。你给我提供大量的帛书吧。蔡伦怎么办？各地产出的可做帛书的原材料丝织品很有限，可皇命如山，不干不行啊。后来他就用了植物纤维这个材料来造纸。但又不敢对皇帝说这是用树皮草根做的，就说是用旧的丝绸、废的丝绸做的。他没敢把它卑贱的出身说出来，编造了它的出身。这个事情工匠知道，蔡伦知道，但既然这是一个谎言，就不能让皇上知道，也不能让皇上周边的人知道，所以许慎就写错了。
　　那么，造纸的技术是怎么产生的？古代并存着两种解决人穿衣的办法，一个是纺织，从中亚传到中国。与之同时，还有一种树皮布。树皮布是拿少数几种树木的树皮，用石头把它打成糨糊状，这些糨糊干了以后具有张力，就可以用它做衣服穿。很多民族的考古发现，在远古的时候都有树皮布。而在造树皮布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就是纸。敲打得过分了，在糨糊状固体下面产生了一些很稠的液体。上面的成了树皮布，底下的液体干了以后，挺薄的一片，这拿来做点什么呢？包一点细软吧，比如用它来包首饰，后来用它来包药片。纸产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不是用来写字的，后来才被用来书写的。所以，纸是树皮布这种东西的副产品。但人类的发明还能有几样东西比纸更伟大？纸养育了人类的文明。

　　印刷术是一种文化的杂交

　　印刷术有两个技术前身，印章和石碑上的拓片。印章是从两河流域传过来的。关于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印章存在争论，通常的说法是在战国时开始使用的，还有少数一些学者认为在春秋甚至在东周的时候就开始使用了。无论何时开始，我们基本上是忠实地使用着两河流域发明的印章，甚至在纸发明以后，印章还是盖在泥上。纸和印章这两个器物，一直平行走了五百年，才有交合，印章开始盖在纸上了。这样，一个西亚的发明和一个中国的发明，遭遇了，杂交了，成为中国式的印章。
　　印刷术的另一个前身是石碑上的拓片。后来，中国人觉得把经文刻在石碑上太费财力，就不要刻在石头上了，把它刻在木头上，这就成了最早的雕版印刷术。可以说，雕版印刷是这两个技术先导的副产品。
　　雕版印刷传到欧洲之后，德国出了一个天才叫古登堡，他发明了活字印刷。当时，古登堡生活的那个地方有高炉，可以做出钢来，这为他的发明提供了可能。印刷术发明后，很快流行起来。印刷术在欧洲的风靡，依赖于字母文字和铅活字的绝妙结合，这样的文化杂交在人类文明进化史上还有很多。

　　幸福也是副产品

　　这些大的事项说完了，在座的朋友都有举一反三的能力，都听明白了我说的事情。人类这些里程碑的发明、发现，都不是计划性产品，而是无心插柳的过程。
　　在我们认识世界、认识人的过程中，副产品也是一个视角。你做一件事情，会想到自己的目的，但也会有一些始料不及的副产品。所以，我很郑重地把“副产品”这个概念推介给文化界，推给社会。幸福也是副产品，很多经济学家过去讲GDP，现在讲幸福。大家追求幸福生活，幸福是当你投身一个高于私人利益的伟大事情中时，你就变得非常幸福。幸福是一个副产品，它不是直奔主题就能找到的。
　　（本报记者　黄玮　整理）

　　对话

　　幸福不靠“伺候”

　　■本报记者　顾学文

　　读书周刊：如果“文明是副产品”，那您如何评价目的性行为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郑也夫：目的性行为是人类独有的，当然有其功用。当新事物“偶然”出现后，要靠理性的、目的性行为去加固和完善。不过，“文明是副产品”是针对文明的发生而言的，也就是说新事物本身不是由目的性行为导致的。
　　古希腊哲人说，我们不能无中生有。没有偶然的、外来的启发，我们很难有全新的想法和目标。
　　读书周刊：这种“副产品”的视角，能给今天的创新带来什么启发？
　　郑也夫：书中涉及的论题是多样的，但若一定要从创新的角度来解读，也未尝不可。
　　比如给予。农业就是因为大地丰厚的给予而出现的。唾手可得的野生谷物让人类放弃了狩猎采集生活，从此面朝黄土背朝天。
　　给予是一种驱动力，带来驱动和控制，从而改变获取者的行为，如果一项创新能给予别人什么，那人们更愿意选择它。
　　再比如借用。象形符号只有通过声音的假借才成为了记录口语的成熟文字。想问题时不要把自己框死在一个领域内，视野要放宽点，想想能跟旁边人借点什么。
　　还有杂交。印刷术在欧洲的风靡，依赖于字母文字和铅活字的结合，这样的文化杂交在人类文明进化史上有很多。今天这个时代，正有无数跨界杂交的新物种汹涌而来，让传统行业招架无力。一个产品、一个商业环境，能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才会受欢迎。
　　互动也很重要。作物被人类驯服而失去野性，但人类何尝不也被作物所驯服，从此固守土地，配合作物的生长节律？这是互动的结果。
　　读书周刊：过去的文明是“副产品”，那未来的“文明”会是什么模样？
　　郑也夫：本书对文明未来的模样，不会有任何启示意义，倒是可能会促使人们反省文明、社会及自身，少一点傲慢无知，少一点对计划的盲目崇拜。
　　读书周刊：您在后记中写到，幸福也是一种副产品。
　　郑也夫：今天（5月8日）是母亲节，生孩子是一个母亲的目的，但在养孩子的过程中，母亲收获了幸福。这不就是一种副产品吗？你问问那些过得很充实、不空虚、不抑郁、身心健康的人，他们的幸福是以幸福为目的、靠“伺候”幸福得来的吗？
　　读书周刊：您的幸福来自哪里？
　　郑也夫：对社会问题做出比常人更深入的思考，并坦率地表达出来。此时，利他和利己分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