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长城：中国的故事》

　

 

 

　图：《玄奘之路》 123

 

 

甡民

　　近期　《楚国800年》《激变玄武门》《长城：中国的故事》《玄奘之路》等多部央视历史人文纪录片广受关注，与时下大量平庸无为的荧屏节目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对待再现历史的问题时，它们在“放开”演绎还是有所“谨守”、把握编导主体意识和观众收视需求的关系上，进行新探索和新追求，也为荧屏节目增添人文厚度和深度提供了思考。

　　在人们时常争说电视剧高低的时候，荧屏上的另一个品种——历史人文纪录片，却低调而稳健地展现了它们不俗的身姿。
　　也就是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央台的科教纪录频道让我们连续看到了　《楚国800年》《激变玄武门》《长城：中国的故事》《一代帝师八思巴》《河西走廊》《玄奘之路》等纪录片，它们的规模状态和整体上乘的品质，让人膺服。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如果在“一见钟情”之后，一旦有所错漏，我也都会再从电脑上予以“追”成，因为它们的魅力所在。
　　直观影像的叙事形态，在将历史一幕一幕诉诸感知时，显示了它们的优势，似乎能够更加有力地从依旧山河和守恒星月中，激活过往的岁月，从而得以在较大的受众面上，启动人们对于诸如国家民族的进退兴废等问题的深入认知。像《长城：中国的故事》、《河西走廊》　这样的宏大叙事，在以金戈铁马、家国情怀的历历往事呈现于观众面前时，似乎也更容易点燃我们心中的激情。
　　这些历史人文纪录片既是一种独特的历史文本，却又不仅仅只是历史教程。当楚庄王、秦始皇、汉武帝、张骞、李世民以及玄奘、八思巴等等人物，从烽燧、驿站、驼道、沙场、宫墙向我们生动走来时，他们的雄才大略、英灵魂魄和人格魅力，在我们心目中感性地照见了永恒的历史定位。
　　当然，这类纪录片并不是冠以“历史人文”的名目就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当它们一旦成功时，彰显的就是背后的思想能力、文化造诣和制作水准。这些作品为电视节目的多样性，构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它们又与时下大量平庸无为的荧屏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我看来，这些电视作品各具风采，又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是它们在再现历史的角色演绎上，谨守着“有限的能动”。历史纪录片能否运用角色演绎，许久以来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解放思想、打破禁忌、拓展能动，终于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并且成为一种世界通例。比如描述波斯古希腊战争以及将领对决的某类二战纪录片，都采用了角色演绎的方法。但是，角色演绎固然放开了纪录片创作的手脚，而纪录片的既定样式，又必须抑制角色演绎中的表演冲动，而这恰恰又是它们最容易出糗的地方，或者是它们最大的陷阱之一。在许多时候，扮演者和导演的表演欲望总是十分强烈；然而任何煞有介事、自以为是的表演都是肤浅和拙劣的“装”，都是对既定题材样式的亵渎。
　　在我看来，上述的这几部纪录片，在“放开”和“谨守”的这对矛盾体上，总体上把握好了有机的统一。我以为它们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角色只是在遵循史实轨迹和规定情景进行走位，而力求避免因为主观意念与释义虚构而至角色出位。说白了，在纪录片的叙述中，事件是第一位的，即使是“一路走来”的玄奘和八思巴，也只在说事，“无暇”抒情。然而恰恰如此，诸如张骞的沉着坚毅、意志弥坚，玄奘的沉潜深纳、信念执着，八思巴的智慧通达、深谋远虑，反而恰如其分，恍如真实。而在《激变玄武门》的政变谋杀中，角色的情感神色自然激越亢奋，不过我觉得导演和演员在角色造型中，一再地做着“减法”，遂使角色虽入情景，却又“安分守己”，没有夸张的余地，进而使他们在接受过程中获得了很好的心理认同。
　　甚至这些纪录片的画外解说，也多秉持着平实稳沉的风格，而屏蔽了绘声绘色的语调。
　　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影视剧创作，真不妨向这些纪录片的角色演绎做点学习，改一改表演中的夸张造作、装腔作势的顽症痼疾。
　　这些纪录片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它们的“就事论理”，也就是在谨守史实的前提上，贯穿自己的意图和思想。这些历史人文纪录片在表述中，无不广征博引、引经据典，做足了参阅考据的功课，充分显示了它们在历史面前的敬重而又客观的态度，避免了违拗史实、“六经注我”的史说弊病；这同时也形成了它们苍劲厚重的气度。当然，历史的久远积淀及其定论公论，使它们得以秉笔直书，无须矫饰，较少顾虑束缚，这也成为了它们的某种创作优势。
　　但是“谨守”并不是“死守”。既为“纪录”，又不能事无巨细，有文必录，更忌平铺直叙。《楚国800年》与纵横2000年的《河西走廊》，仅仅有关史籍就会帙卷浩繁，而它们均以十数集的规模精粹而成，其间的取舍、疏密、跨越、收放、串联，足以验证创作者于思想认知、学养准备之后在取材判断上的功夫高下，以及在既定题材与电视传播的结合度上的合理把握。显然，它们抓住并始终围绕的，是历史的主干脉动和重大事件；而直观形态的影象叙述，又客观地避免了它们因此而失之于抽象空泛。因此它们既能波澜壮阔、大开大阖，又能栩栩如生、充满张力，平添了几多可看性。
　　对于这类题材的纪录片来说，收视率也许不是一个评说优劣的主要指标；但是作为电视传播，观众的接受度仍然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激变玄武门》　甚至为此采用了悬念前置，然后倒叙的方式，也是别具一格。这些纪录片短者四集，长者十数集，我以为这对于纪录片的收视来说，是一个合理的区间。
　　创作这些纪录片，当然要表达既定的思想主题，甚至就是要以古喻今。《长城：中国的故事》、《河西走廊》等等，本来就不是一个风光旅游和地理知识的概念，而是一个雄浑大气的历史与政治文化概念。而这种“就事”之后的“论理”，以及主体意识的表现，就主要依托于画外的解说和专家学者的评议了。在谨守史实的基础上，它们基本上“说对了话”、“找对了人”。这就使它们的思想主题，比如有关“一带一路”的命题，从历史之中得到了有力的生发和印证，因而具备了很强的说服力。
　　当然“谨守史实”也会遇到问题。《激变玄武门》基本是遵循了主流的《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述。但是后世对于经过李世民事后屡次“过问”的史官记事，以及被其弑杀的李建成、李元吉遭污名抹黑的“玄武门之变”，多存质疑。《激变玄武门》即在“主流”叙述之外，又添加了些许莫衷一是的“罗生门”，采录了专家的有关质疑，并多次在画面上标示“场景出自《旧（新）唐书》”、“据《资治通鉴》”等字样，以示慎重。我认为这同样是一种谨守史实的态度。
　　这些纪录片的第三个特征，是都采用了电脑还原及其他高科技手段。《长城：中国的故事》中对各代长城的各种材质和构造，《河西走廊》中政治地缘的变迁，《楚国800年》　中的多种神意图腾，都通过电脑绘图和模拟，“高屋建瓴”地给予了跨越时空的视觉描述。通过不断进化并丰富记史的手段，我们具备了“超凡”的探幽寻古和高瞻远瞩的能力。但是，纪录片中的电脑技术、科技手段的运用，毫无疑问地同样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它们可以“修旧如旧”，却不能无中生有。
　　这些历史人文纪录片的共同特征，其实就是较好把握住了一个信史与再现的方法论原则，这也就决定了它们的精品力作的向度和品质。
　　我觉得有关奖项应该隆重地颁给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