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仅是伟大领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终其一生，他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特别浓厚的兴趣，并与很多作家保持密切联系，留下不少动人的佳话。他早年与曾任自己助手的茅盾及同窗萧三的交往犹令人称道。

　　与茅盾：“你去当这面旗帜”

　　提起茅盾(原名沈雁冰)，大家都知道他是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著名作家，很多人却不知道其早年即投身于革命活动，1921年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正是在此期间，他和毛泽东相识，并结下了诚挚的友谊。

　　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毛泽东和茅盾初识是在1923年夏天，那时茅盾是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江浙)委员会执行委员、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8月5日，在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第六次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毛泽东爽朗地说：“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呀!”这次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其中之一是“密令金佛庄相机做反战宣传，如果他带的一营要上阵，打仗时应设法保存实力”。金佛庄当时在杭州夏超的警备团担任营长，是共产党员。茅盾对这项决议的印象特别深刻。后来他写道：“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而做出的决议。由此可见毛泽东早年就注意共产党掌握枪杆子的问题了。”

　　在此之前，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三人因不满陈独秀的领导和对一些党员的品质有意见，曾提出要退出组织。散会时，毛泽东对茅盾说：“雁冰同志，会议分工由你去找他们三人做工作，有困难吗?”茅盾说：“困难一定会有的，我尽力去克服吧。”经一番劝说，只有邵力子一人愿意留在党内。事后，茅盾向毛泽东汇报说他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任务，毛泽东鼓励他说：“能完成三分之一，就很好嘛。”

　　1926年1月19日，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闭幕。正准备回上海的茅盾，被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派人把他找了去，对他说：“沈雁冰同志，你和恽代英同志都得留在广州工作。你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中宣部部长’由汪精卫兼，他是国民党政府主席，忙不过来。现由毛泽东同志代理部长，你受他的领导。”尽管事出突然，但能为毛泽东做助手，茅盾感到十分高兴。毛泽东住在东山庙前西街38号，这是一幢简陋的中式楼房。他一见到茅盾，就伸出一双大手说：“老朋友，欢迎你!”一番寒暄后，毛泽东说：“我这些天正忙着筹备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不能天天到宣传部办公。还有，《政治周报》过去是我自己编，开慧当助手；现在可要交给你编了，开慧还要帮我做别的事。”茅盾在处理好宣传部日常事务的同时，还要编稿、撰写政论，到学校讲演，工作很是繁忙。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要秘密前往湘粤边界的韶关视察农民运动，宣传部的部务由茅盾代理。

　　不久，蒋介石策划制造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上海的党组织让茅盾回沪。茅盾把这件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说：“看来汪精卫要下台了，我这代理宣传部长也不用再代理了。”离开广州的那天上午，茅盾依依不舍地向毛泽东告别。两人虽只相处三个月，但在工作中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相逢在延安

　　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地到达陕北后，茅盾就曾和鲁迅在一起给党中央拍去“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的电文，表达了他们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1938年年底，茅盾应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的邀请，远赴新疆从事革命文化教育工作。1940年5月，茅盾与张仲实等人离开了政治形势越来越险恶的新疆，经兰州到了西安。因对党的急切怀念，奔赴延安成为茅盾此时最大的渴望。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巧遇早在大革命时代就已熟识的周恩来和慕名已久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于是，他与朱德等并肩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程，于1940年5月26日抵达延安。安顿好后，茅盾就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自1926年广州分手，他们已有14年未见面了，老友重逢，分外高兴。开怀叙旧，毛泽东依然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因为当了党的领袖而有什么改变。

　　6月初的一天，毛泽东登门探望茅盾，并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送给他：“刚刚出版。您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啊!”毛泽东兴致勃勃地与茅盾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并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令从事文学批评和创作的茅盾惊叹不已，自愧不如。中午，茅盾留毛泽东吃便饭。在饭桌上，毛泽东问到他今后的打算，茅盾说：“我想多读点东西，再到前线、后方走走，体验体验生活。我今后仍想搞我的创作。”毛泽东听了频频点头，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我建议你搬到鲁艺去住，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罢。”在这之前，曾有人劝茅盾搬到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去住，并说丁玲等作家都住在那里，现在他听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搬到鲁艺，他对毛泽东说：“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

　　9月下旬的一天，张闻天来到桥儿沟茅盾住的窑洞，递给他一封周恩来从重庆打来的电报，电文大意是：郭沫若等人已退出第三厅，政治部另外组织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由郭主持。为了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希望茅盾能来重庆，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为了全力以赴地投入抗战工作，茅盾决定把两个孩子留在延安。临行前，他向毛泽东辞行。他对毛泽东说：“我把两个孩子都交给了党，请党来教育他们吧。”毛泽东风趣地说：“这很好嘛。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第一任文化部长

　　1945年1月，周恩来由延安飞抵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再度进行谈判。他给茅盾带来了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雁冰兄：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敬祝健康!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捧着这封信，茅盾的眼睛湿润了。毛泽东身为党的领袖，还这样谦逊；他工作十分繁忙，还惦记着老朋友的身体。

　　1949年7月下旬，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茅盾任主席)决定创办《人民文学》月刊，筹办期间，茅盾曾请毛泽东为杂志书写刊名并题词。不久，毛泽东给茅盾写了一封回信：“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展开信中附来的一张宣纸，上面写着：“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毛泽东”。

　　茅盾给周扬看时说：“主席这个题词，语重心长，我们的担子不轻啊!”他没料到，更重的担子将要放在他的肩上。当周恩来被选为政务院总理后，找茅盾谈话，请他出任文化部长。茅跟周很熟悉，便坦率地表示：“我不想当部长，只希望继续从事创作。”过了一天，周恩来派人把茅盾接到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茅盾看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已在等候，毛泽东微笑着说：“我跟恩来商量过了，还是要请你出任文化部长。雁冰，你是中外知名的大作家，这第一任文化部长，非你莫属啊!”从此，茅盾挑起了新中国文化部门领导的重担。

　　与萧三：同学少年，情投意合

　　毛泽东与萧三(原名萧子暲)是同乡、同学，两人从少年时代起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在回忆早年生活时曾说：“很多富家的同学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穿着破旧的衣服，不过，在他们中我也有朋友，有两个和我特别情投意合。其中一个现在已成为作家，住在苏联。”这个人就是萧三。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萧三1896年生于湖南湘乡县农村，比毛泽东小三岁，是与毛泽东住得最近的“老乡”。他四岁即开始发蒙，与兄长们在家馆就读，1907年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这所小学远近闻名，邻县的毛泽东是以外祖父的家(湘乡)为籍贯，才考入这所小学的。他入校是在1909年，比萧三晚两年。东山学堂的作文老师贺楠纲先生先前十分喜爱萧三，及至毛泽东入校，又特别喜爱起毛泽东来。

　　他有次对毛泽东的作文赞赏不已，特送了一套布面丝绒装订的《了凡纲鉴》给毛泽东。先生送礼给学生，在当时引起极大的轰动。萧三与毛泽东很快成为好友。一次，毛泽东将从萧三处借阅的《世界英雄豪杰传》还给他，并为将书弄脏而致歉——书中用墨笔画了许多圈圈点点(其中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德林娜女皇、惠灵顿、格莱斯顿等人的传记)。萧三不仅没有责备毛泽东，反而感到所画之处都十分有味道，他们一同交换对书中人物的意见，毛泽东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二人小学毕业后，先后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求学期间，毛泽东和萧三、蔡和森等同窗好友常在一起研究时局，探讨人生，纵谈国家大事。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道：“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当时在《新青年》所宣传的新思想、新文化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们逐渐认识到，要寻求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必须团结更多的同志共同奋斗，有必要建立一个团体。新民学会由此诞生，大家一致推荐毛泽东为总干事，但他执意婉辞，只任副总干事。这段往事，萧三都一一记录在日记中，为后人留下一段珍贵的史料。

　　1918年6月，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这时，他收到了一封北京的来信。信是蔡和森写的，说经杨昌济教授(已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介绍，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之事颇有可为，希望大家来京群策群力，将留法运动发展起来。消息传来，湖南学生奔走相告，各自筹措旅费。8月中旬，毛泽东带着25位志气相投的同学从长沙启程，先步行到江边，再顺着长江乘船到武汉，然后从武汉搭上赴京的火车。萧三是25位准备赴法留学的同学之一。而毛泽东根本无出国的打算，他想多了解国情，以便将来投身到改造中国的大潮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此时已回到湖南，创办了有名的《湘江评论》。在京学习的萧三也不时地把文章寄回来，以“子暲”的笔名发表。

　　为毛泽东立传

　　1939年5月，萧三从苏联回到革命圣地延安。他见到了阔别19年的老朋友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此时的毛泽东正运筹帷幄，指挥着中国的抗日战争。萧三成了毛泽东家里的座上宾。萧三在苏联时，为了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曾撰写了《毛泽东传略》，如今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条件更便利了，于是又萌发了为毛泽东写传记的想法。毛泽东得知后若有所思地说：“……你要研究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来，拿一个人做引线，那是很有味的。不过，斯诺花了我四个夜晚，以后我再不愿意谈自己的什么了……”最后却又爽快地说，“等我休息的时候同你谈。”

　　从这以后，为写好毛泽东传，萧三经常到毛泽东住处征求意见，核对事实。毛泽东也很配合，每当散步时，都让警卫员叫上萧三一起去，趁闲聊的时候，回忆一下过去的时光，也回答萧三提出的一些问题。与毛泽东无拘无束的闲谈，使萧三获取了许多常人不知道的关于毛泽东的重要史料。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50岁生日，此前，萧三将《毛泽东传》初稿送任弼时审阅并转呈毛泽东，想作为祝寿的礼物。

　　过了一星期，任弼时回复：“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为他祝寿。”“我把稿子送去请主席看时，主席说，‘我要是看了，就不能出版了’……”

　　后来，萧三又亲自去同毛泽东谈了他对出版《毛泽东传》的意见，毛泽东劝萧三暂时不要出版他的传记，等以后再出版。

　　1946年至1947年，华北解放区出版的《时代青年》发表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和《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两篇文章。1949年春，萧三把这两篇文章合写成《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于是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萧三主持我国的国际文化交流工作，曾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等职。1983年2月4日，他因病在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