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崔立秋

特约嘉宾：陈福民 李延青 王力平

郭宝亮 李浩

从“高原”

迈向“高峰”

□崔立秋

（河北日报文化新闻部主任）

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结果在京揭晓，梁晓声《人世间》、徐怀中《牵风记》、徐则臣《北上》、陈彦《主角》和李洱《应物兄》获奖，这条消息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瞬间刷爆微信朋友圈。与鲁迅文学奖囊括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和文学翻译等多种体裁且获奖作品数量众多相比较而言，四年一届的茅盾文学奖评选对象是内容更丰厚、思想更深邃、艺术更精湛的长篇小说，且每届获奖作品不超过五部。因此，茅盾文学奖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当代文坛最高奖。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多年以来曾经让中国作家引发集体焦虑的“诺贝尔情结”得以消解。近年来，随着诺贝尔文学奖所坚持的西方立场和审美价值标准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中国作家和读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度大幅度降低。作家王蒙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一个西方文学奖，有它的政治基础，基本上体现的是西方的价值观念。因此，人们对中国本土的茅盾文学奖寄予更殷切的期望，这也恰恰是茅盾文学奖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缘由。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认为，本届茅盾文学奖代表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高度，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的努力和成就。早在1962年，徐怀中就开始写作《牵风记》，写了近20万字后又将书稿烧掉重写。编辑家张守仁认为，这部小说是我国军事文学开出的一朵奇葩，在军事文学的高原上立起一座高峰。李洱的《应物兄》从2005年春天开始动笔，整整写了13年，写坏了3台电脑，完成了200万字的初稿。李洱曾感慨万端地说：“提笔时我还只有30多岁，写完成了年过五旬两鬓斑白的老人。”梁晓声120万字的长篇小说《人世间》，从构思到完稿用了8年时间，是他文学生涯所有长篇作品中写得最累的一部，有评论者称之为“近50年中国百姓的生活史”。

本届茅盾文学奖最大的“黑马”是谁？有人说是70后作家徐则臣，有人说是戏剧家陈彦。虽然徐则臣是70后作家，但是就他在文坛的名气和影响力而言根本算不上“黑马”，他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就曾跻身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前十。戏剧家陈彦对于很多读者而言相对陌生，但是他的长篇小说《主角》被很多评论家认为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命运之书，他以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让《主角》成为本届茅盾文学奖的“主角”。

徐怀中是河北邯郸人，还有上届茅盾文学奖得主王蒙是河北沧州人，但是他们早已离开河北多年，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河北作家。作家铁凝因为自己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而放弃《笨花》参评茅盾文学奖，省作协主席关仁山《麦河》以一名之差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失之交臂。虽然河北作家在历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获奖作家作品数量名列前茅，但是迄今为止河北作家尚未在茅盾文学奖上实现零的突破。

在从“高原”迈向“高峰”的道路上，河北作家任重而道远。

时代性与

丰富性的统一

□陈福民（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在坚持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的前提下，呈现出了鲜明的倾向，即时代性与丰富性的统一。

从专业角度上说，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是一种关于历史、时代和人物命运的艺术，其自18世纪开始成熟，到19世纪蔚为大观，成为展现历史进程、时代冲突并诠释作家世界观、历史观的最佳的语言艺术形式。长篇小说在一个历史总体性背景下，运用全景视角去表现深厚的社会历史内容与复杂的人物关系，着力刻画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到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从司汤达的《红与黑》到托马斯·曼的《魔山》，再到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长篇小说的家族成就及其发展历史，生动地记载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那是非常伟大的激动人心的年代。尽管进入20世纪以后，长篇小说逐渐呈现出向幽暗深邃的心理世界倾斜的迹象，而且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越来越单一化和扁平化，但19世纪长篇小说的伟大影响，仍然是当代长篇小说的力量之源。

一定程度上，本届获奖作品《人世间》《主角》《北上》，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被评委所认可和推重的。也许，拿上述作品与《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所拥有的成就影响去简单比较，既不恰当也不公平——毕竟进入21世纪后，构成长篇小说历史哲学根基的总体性视野已经相当困难。但上述作品确实保有经典长篇小说的某些精神气质和文学雄心。梁晓声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与平民情怀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人世间》中展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宏阔的历史图卷，全面继承了19世纪的伟大传统。陈彦是一个成绩显著的资深剧作家，在小说艺术的层面上，还有些“文学新人”的意味。但这一点并未妨碍他在《主角》的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艰苦的艺术努力。《主角》通过对忆秦娥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将“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这一传统人生理念演绎得相当精彩传神，在具体与抽象、宏观与细节、故事与历史之间达到了稳妥的平衡。徐则臣作为“70后”的获奖者，有着特殊的沧桑感和历史自觉，与其上一届的《耶路撒冷》相比，同样是运河人生的波诡云谲，《北上》明显安静而成熟了，他终于不再吵吵嚷嚷甚至有些空洞地要“到世界去”，而是安心“北上”并且抵进了近代史与人心的深处。

一个奖项的丰富性，也是其权威性的核心标志之一。与传统的战争题材小说主要展示恢宏阔大场面不同，徐怀中的《牵风记》保持了他把握和处理战争题材一贯的浪漫主义审美着力点，他塑造了新的军事题材人物，刻画了他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牺牲的高贵与勇敢，使战争书写的丰富性与文明水准得到了完美融合。《应物兄》不仅是本届茅盾文学奖最为抢眼的作品，也是近年来长篇小说非常重要的收获。李洱是一个特别善于表现人性复杂度的小说家，他以自己的不完美或者“芜杂”舍生取义走向澄明，他对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深怀悲悯之心，他看见破绽，同时看见自己，在“含泪带笑”的悲喜剧中完成了批判与救赎。

在时代性与丰富性之间，茅盾文学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宗旨与光荣。

“好作家”必须靠

“好作品”说话

□王力平（省作协原副主席、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在关注和热议获奖作家作品的同时，有一种声音认为，作家无疑是优秀作家，但获奖的作品并非他们最优秀的作品。因此，关于茅盾文学奖是“评作品”还是“评作家”，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兹认为，首先应该澄清一个误区，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标准，不是把“作家”和“作品”这两个选项对立起来二选一。“好作品”背后一定是“好作家”，而“好作家”必须靠“好作品”来说话。二者是统一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当然，存在这样的议论是可以理解的。围绕文学评奖，尤其是高级别的文学评奖，客观上存在着两个方向或者说两个范围的比较。一个是评奖年限中参评作品之间的横向比较，一个是获奖作品和作者以往创作之间的纵向比较。前一种比较主要表现为评委会的评审过程；后一种比较通常表现为评奖结果公布后的社会舆论。解释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根本原因在于评奖工作对参评作品的发表时间有年限要求，获奖作品同时也是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如陈忠实《白鹿原》和路遥《平凡的世界》那样，固然是最理想的，但实际情况往往并不能尽如人意，评委会只能对符合年限要求、具备参评资格的作品进行评审。

提出“评作品”还是“评作家”的问题的实质，其实是在讨论思想性和艺术性标准之外，是否还有一个“资历”标准。

事实上，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标准之外，茅盾文学奖不存在一个“资历”标准。说得透彻一点，两百多部作品参评、十部作品提名、五部作品获奖，在这一竞争十分激烈的文学评奖过程中，凭“资历”是无法避免被淘汰的。

但是，在作品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标准要求的前提下，至少应当向那些为当代文学作出过卓越贡献且笔耕不辍的老作家致敬。

有两个与此相关的理由。其一是在当代文学荣典制度中，还没有设立终身成就奖。茅盾文学奖作为当代文学地位最高、分量最重的奖项，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这种责任。其二，还是考虑到茅盾文学奖的重要地位和分量，它的定位并不是被用于发现和激励文坛“黑马”。文坛有“黑马”是好事，出现一部给人惊喜的作品也是好事，但茅盾文学奖意味着更厚重的内涵、更成熟的艺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中，已经出现了70后作家的身影，但事实上，徐则臣在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中，就曾以长篇小说《耶路撒冷》闯入前十，此番收获，却是前度“徐郎”今又来。

扎实生活 诚实写作

□李延青（省作协副主席、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许多评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详尽介绍了评奖过程，对获奖作品进行了深入分析、解读，获奖作家也纷纷发表“获奖感言”，这都有助于社会和读者对茅盾文学奖和获奖作家作品的了解。毕竟长篇小说是文学整体高度的标志，茅盾文学奖作为我国长篇小说最高奖发挥着风向标的作用，引人注目自在情理之中。

作为本届评委，我感到获奖作品有以下特点：一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二是延续现实主义传统和现实主义精神鲜明；三是创作题材、主题、风格上表现出丰富性、多样化，具有探索和创新性；四是作品多为“十年磨一剑”的心血之作。

此外，我个人觉得，如果获奖作品中能有一部深刻反映农村变革的作品，整个“盘子”会显得更加饱满。毕竟中国是农业大国，毕竟改革开放四十年变化最大的是“三农”，毕竟中国正在进行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脱贫攻坚战。这也正是当代河北作家努力书写、寻求突破的方向。

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是河北的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创作舞台，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北京冬奥会筹办等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落地河北，更为河北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作素材；二是河北拥有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经典红色文学重镇，从田间、孙犁、梁斌、徐光耀到铁凝、贾大山等一大批优秀作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农村书写经验；三是河北省作协贯彻落实我省“四个一批”工作部署，从重点作品扶持、青年作家培养、文学阵地建设到服务基层作家等方面，不断创新举措，加大力度，优化创作环境；四是河北拥有一支优秀的作家队伍，“三驾马车”宝刀不老，“河北四侠”年富力强，而和他们同时期的优秀作家也不在少数。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铁凝在河北工作时讲过两句话，一句是“扎实生活，诚实写作”，一句是“热情呼唤，耐心等待”。前一句是讲作家创作，后一句是针对作协工作。长期以来很多河北作家一直视之为创作和工作的准则。尽管如此，回过头来还是发现，我们习惯了安于一隅，囿于自己工作生活的小天地，疏离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陌生了生活的肌理，缺少了创作的耐力，淡漠了文学的初心，这使我们的创作和工作往往陷于心理焦虑和急功近利。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品需要深厚的文学功力。梁斌的《红旗谱》、孙犁的《荷花淀》、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如果作者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如果作者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力，怎么可能写出这些影响了一代代读者的红色经典之作呢？如果没有丁玲那份功力，绝对写不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个时代变革中农民的生存状态，更写不出人物的精神成长史。

河北作家要扎实生活，诚实写作。唯有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高峰”作品才会不断涌现，茅盾文学奖离河北也会越来越近。

丰厚的生活积累是文学创作源泉

□郭宝亮（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5部获奖作品，梁晓声《人世间》、徐怀中《牵风记》、徐则臣《北上》、陈彦《主角》、李洱《应物兄》，可以说全方位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勇于向“高峰”迈进的努力，体现了当代长篇小说多元化的审美价值取向。

从本届获奖的5部作品来看，一方面，评奖结果反映了评委们的眼光，评委们坚持独立判断，从思想性、艺术性的标准出发来品评作品；另一方面，当下文学审美标准呈现多元化趋势，人们文化认同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使得一部作品问世后，人们的评价往往不尽相同，这已不是个别现象。

具体到某一部作品，我认为首先还是要强调阅读，没有阅读就没有发言权。阅读了，才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这里，我想主要说说《应物兄》。2018年年底，我收到李洱寄来的《应物兄》，然后认真地阅读了一遍，原打算要写篇评论的，所以读得比较仔细。读完作品，掩卷深思，感到有许多话要说，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这是我每每读到好作品的感受。我预感到这是当代文学近些年来出现的一部有分量的佳作，这倒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主要是基于我在阅读过程中对这部作品思想性、艺术性的判断。

此后，我陆续看到了一些评论，也读到了一些“争议”。平心而论，《应物兄》不好读，但它的确是一部写当代知识分子写得比较好的小说，也可以称之为知识化、学者化的小说，是将先锋性与现实主义的本色性结合得比较好的一部作品，塑造了一批鲜活复杂的人物形象，小说充满对话性与思辨性，全面来进行衡量，的确是一部文学佳作。

不由想起，1993年，陈忠实的《白鹿原》出版后，也曾引发过不小的争议。然而，它最终以其厚重的思想底蕴与精湛的艺术品质征服了评委，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时间证明了那届评委的眼光。我想，时间同样也可以证明这届评委的眼光。

综合来看，这5部获奖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思想高度、艺术水准，体现出广大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生活，潜心创作，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不懈努力。这些作品从整体特征来看，既有宏大叙事，又有对底层的关注；既有内容和形式的先锋性，又有对历史叙事的重构与整合。但不论讲故事的方式如何变幻，我们都应该认识到，丰厚的生活积累和体验永远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如果作家远离时代生活，不去主动体验生活，而是沉浸于个人狭隘的小天地里，写一些风花雪月鸡毛蒜皮的陈芝麻烂谷子，或者干脆追求娱乐效应，不惜胡编滥造，严重违背生活常识，这样创作出的作品又能有多少分量呢？

抒写民族和文明的史诗

□李浩（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作为70后作家中的代表性人物，徐则臣凭借长篇小说《北上》摘取了本届茅盾文学奖。可以说这一结果对于大多数的作家来说应在意料之中，他不具备丝毫“黑马”的迹象。《北上》获奖，据我所知几乎没有争议，这对一位如此年轻的作家来说实在难得。

我想从文本的角度，解析《北上》的“成功”。而这也恰恰是我们当代青年作家，尤其是河北的青年作家可资学习借鉴之处。

一是题材宏大，具有世界眼光，同时又有中国审视。

《北上》的核心是文明的“互看”，而这“互看”又是双重性的：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如果说徐则臣之前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中试图言说的是“到世界去”，那《北上》则又多出了另一向度，而这一向度又与之前的“到世界去”构成更厚重、复杂的纠缠关系。如果说《耶路撒冷》中的故事负载略有些单薄的话，那《北上》则是大幅地加厚加重。这部恢宏阔大同时兼具博物志意味的小说，透过两个有意味的时间节点（清朝末年；当下，大运河申遗成功前后）完成对文明和文明冲突、历史境遇以及观察角度转变的寓言性审视。

毫无疑问，《北上》试图构建的是民族和文明的史诗，它是一部野心勃勃并且恰当地完成了这一野心的大作。我们河北的青年作家往往缺乏这样的野心（也可称之为雄心），至少是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展露出这种野心勃勃的写作。

二是选择精当，构思巧妙，体现出才能和用心。

再广阔的野心也必须有一个质地良好的载体，大作家们往往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他的才华和卓越，这对于写作来说其实至关重要。我们在世界中是怎样的位置，世界如何看待我们的文明，而我们又应以怎样的方式和态度认知世界、吸纳世界和完成扬弃，这在当下的中国与当下的世界都是一个重要的思考议题。徐则臣敏锐地抓住了议题的核心，同时也极为敏锐、有效地为这一议题寻找到了最恰当、最有象征性和表现力的载体：京杭大运河。它曾是中国最为重要的经济、军事、文化“命脉”，随着时代发展，它的功能不断弱化，直至成为遗存。两个时间节点的选择更显现了徐则臣的敏锐与用心。

三是始终注重小说的“质地”，用艺术的、有血有肉的、充满波澜的文字来完成这部作品，它耐读，吸引人，故事性的妙趣时时出现，透露出一部优秀小说特有的气息。如此阔大、丰厚的言说交给故事完成，其实很具难度，但徐则臣令人佩服地化解了这种矛盾。

我想，上述三点对于我们青年作家和之后的写作，或许会有某些启示。时下，我们作家的写作普遍被诟病为“室内剧”，太专注于小，拘泥在日常和世故之中，而徐则臣个人性地走向了另外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