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龚丹韵

　　近日，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担任首任主席。
　　谈及时下的文艺批评，汪涌豪并未回避问题，而是直陈种种沉疴。“文艺批评要有大格局、大视野”，这不仅关乎文艺文化的健康发展，也关乎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精神生长。

　　评论家缺位甚至脱岗太久了，以至一头跟不上创作的发展，另一头又往往落后于大众的需求

　　解放周末：上海历来是文艺评论的重镇。当代社会，文化生活日益丰富，艺术门类五花八门，市场对评论的需求应该很大。但互联网时代，每个人似乎都能对电影、文学、小说等说上几句，专业评论的声音反倒越来越少。有人甚至怀疑说，这个时代不需要专业的文艺评论了。您作为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对此怎么看？
　　汪涌豪：两年前，我在上海第十届“双年展”上看到尼古拉斯·布斯曼的《新闻蓝调》。这是一部概念歌剧作品，表演者以当天的报纸作道具，用游戏的口吻将新闻的内容唱出。本意是要揭示人在海量新闻包围下的生存困境，还有新闻以何种方式左右人，让人陷入各种“假想圈子”。记得场内的许多人，看后一脸困惑。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有人在场外做些解释就好了。上海是有这方面的人才的。但遗憾的是，没见人这么做，至少没做出什么声色。
　　上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优势，是各种文学艺术特别是实验性先锋文艺的重要基地。从1996年起，上海就引入国内外一流的艺术家和策展人，举办“上海双年展”。它不是想办就能办的，必须依托上海的城市历史和文化记忆，在全球境遇和本土资源、人文关怀和大众时尚之间，搭建起城市与艺术互动的桥梁。而如何更好地解读、评判、推动“双年展”，显然需要评论者对上海这座城市有自己的文化积累。
　　所以我感觉，面对公众高涨的审美需求、业已提高的欣赏趣味，我们并非不需要专业评论，而是文艺评论有些滞后，评论家缺位甚至脱岗太久了，以至一头跟不上创作的发展，另一头又往往落后于大众的需求。
　　解放周末：一般而言，总是先有创作再有评论。您说评论跟不上创作，是不是指评论在某些门类或领域缺位太久？
　　汪涌豪：是的。我们知道，比之古典时期，今天各种文艺门类已经大为拓展，电影、戏剧、音乐、美术，都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有的变化堪称是革命性的。
　　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各种界外艺术样式不断崛起，俘获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心。比如近期，我看到“C3日本东玩博览会”在香港开幕，所谓C3，是指动漫作品中的人物（Character）、文化（Culture）与内容（Content）这三个要素。许多年轻人都赶去参观，有的动漫迷三天前就候在门口，场面十分火爆。又比如，我知道本埠青年艺术家曾经发起了一个艺术活动：“乐∞”，取意“乐无穷”，作品横跨多种艺术门类。面对这么多新兴的艺术样态，这么多跨界的实验和文化现象，评论界岂能视若不见。
　　解放周末：而导致评论落后于大众需求的，应该是另一种视若不见吧？
　　汪涌豪：的确，现在有些评论似乎不大在意回应大众，只知搬来主义，玩术语，说黑话，结果弄得佶屈聱牙，满纸死气。
　　歌德读到莎翁作品后，曾经感慨地说，自己只读了第一页，就知道莎翁是此生之归宿。莎翁的作品，似乎像一只神奇的手，赋予了他视力，让还未习惯的光明一下子刺痛了他的眼睛，感到自己的生活被无穷扩大了。但一般人不可能有歌德那样的感受力，需要有人分析与引导。尤其像音乐与舞蹈这两种门类，很难用文字来描绘，评论家如不能把其机质与肌理，一一展开给大众看，只知道一味笑人外行，这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缺位与弃守。
　　这要求批评家对公众“说人话”。批评家不能仅仅从观念出发、理念出发，用自己喜欢和擅长的方式自说自话，而是要告诉大众作品究竟是怎么回事。比如，古典文学一直被认为“意境很好”，那么“意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是落实在韵上、典故上，还是对仗上？批评家首先自己得是一位美文家。不仅和艺术家交心，还要和读者交心。
　　如今，一些评论电影、文艺的微信公众号很受读者欢迎，他们虽然不是专业的评论者，但有的讲话很到位，所以年轻人爱听。而我们有些“学院派”批评家还陷在圈子里自娱自乐，甚至自说自话，既可见知识的傲慢又与时代有些脱节。

　　今天社会上的种种乱象，很多不是因为人们不明是非，而是因为其不辨美丑

　　解放周末：您理想中的文艺评论，应该符合哪些标准？
　　汪涌豪：有一个词汇叫“高度发达的事实感”，是指评论者在诠释创作现象和作品意义时，能始终基于当下的事实，有现场感和针对性，而不做“教条论”的空谈家，这点显得尤为重要。
　　艺术家的创作动机常常隐藏在作品中，它在核心处供给作品以理想，并平衡作品的内外结构与各种关系，评论家如不能进入其中，探幽抉微，就不能获得艺术家的信任，从而真正实现平等的对话。
　　一个好的文艺评论家，既不能一味放大艺术家本人的趣味，也不能只让人听自己的声音。他应该多方养炼自己的人生洞察力，并珍视自己的“艺术初感”，以便能深入作品的内里，对艺术家进行追索，对作品产生“了解之同情”。同时，又要懂得韵律、色彩、空间、音阶以及身体语言之类，具有最低限度的行内知识储备。
　　总之，既能“向内转”，聚焦文本、文体与艺术性，作鞭辟入里的分析；又能“向外翻”，有宏观的视野，找得到艺术家激情与灵感的原始图景。若再能通晓界内的现状和全球性的艺术思潮，就更好了。
　　显然，对照这些条件，我们差距明显。有的批评家缺乏上述内外的养练与积累，虽然写了不少东西，其实套用在哪个作品身上都可以。一旦隐去姓名，人们根本看不出是他在写；待隐去评论的对象，又看不出他在写谁；常常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没谈到作品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文艺批判的失落固然有大环境的原因，但评论家自身的原因，也不能回避。
　　解放周末：今天的公众也不是一个被动的欣赏者、聆听者。互动参与已成为常态。这更需要评论者放下姿态，与大众平等、真诚地交流。
　　汪涌豪：对，今天的公众早已不满足于以旁观者的身份接近艺术，他们需要通过欣赏，让艺术的美与自己的情感世界关联。是否具备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几乎是艺术作品能不能获得场外生命的关键。在这个关键点上，评论家的接引摆渡作用不可或缺。一个好的评论家应花力气研究如何帮助大众找到这个点，从而使艺术的审美功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而不是将文艺评论弄成自说自话的“私语批评”。
　　而艺术的社会功能，更有赖于评论家的分析与引导。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今天社会上的种种乱象，有些不是因为人们不明是非，而是因为其不辨美丑。人的高贵与否，在于美丑之别。审美教育上，文艺评论可以施展的空间很大，作用不可轻视。
　　近代中国，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他称“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我觉得他的这个判断至今仍未过时。
　　所以，一个有责任心的评论家应该心里装着大众，不能仅从观念出发，从自己的某种理念出发，生搬硬套，浮皮潦草；要能与大众通声气，将自己放在大众的角度去想问题，这样公众才可能有精神上的“获得感”。
　　解放周末：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一直在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而评论似乎有点跟不上？
　　汪涌豪：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更多关注物质条件的改善。到今天，中国人开始更加追求有品质的生活。这里的品质，既指向教育、卫生、医疗、环保，更指向精神，譬如感受到内心的安和、世界的丰富、审美的愉悦，等等。
　　今年是莎翁逝世400周年，我从媒体上得知，大歌剧院外广场的主题创意集市，首个体验日就来了5000多人。这样的情形，想想都让人兴奋。主办方还请来了包括英国皇莎剧团在内的中外名团轮番登台上演莎翁名剧。注意，表演的不仅仅是《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然后，音乐、舞蹈、话剧、展览、工作坊、开放体验日与双语讲座一应俱全。我自己十年来在国外游走，也到过斯特拉福的莎翁故居，感觉上海如今的阵仗，一点都不输于欧洲。从图书馆、博物馆到戏院和音乐厅，越来越旺的人气汇聚和全方位参与，已呈现了这座城市精神诉求的方向。
　　它说明了什么？说明公众越来越渴求艺术，艺术的价值已越来越被认知。当人们承受种种压力，感到身心疲惫，不得回旋，任何物质都安慰不了自己时，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诉诸文学与艺术。记得美国“9·11”之后，许多人在断壁残垣上贴上诗歌。那个瞬间，似乎只有诗句能给人深切的安慰。每个人在现实里通常不易成为独立的主体，但在文学与艺术中却能。所以，它是漫漫劳生中最诗意的安慰，不论快乐、幸福，甚至痛苦与绝望，人们都愿意藉由它的管道释放自己，引它为知己。
　　在这样的社会发展阶段、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艺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文艺评论也理应与时俱进地发挥它的价值。

　　“人情批评”与“红包批评”泛滥成灾，重要原因就在于对评论失去了敬畏

　　解放周末：许多读者可能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专业评论只说好不说坏，一味追捧，不敢得罪人，有些把市场营销和评论混为一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汪涌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社会急剧转型带来批评式微大家有目共睹。当然，不仅中国如此，美国艺术教育家埃金斯曾说：“世界范围内，艺术批评都经历了一场危机，批评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弱。”
　　今天，大家对文艺评论的现状很不满意，深层原因除了评论被边缘化，还有评论家自身也在分化。有的评论者不再视批评为终身的志业，仅当作谋生之具，他们串场于各种发布会、展览会，不务正业，忙于应酬；写的文章，也不过是在各种主义中翻滚，有姿态没立场，有偏袒没主见，不讲真话，只是应景。当市场大潮涌来，又不能抵御消费时代注意力经济的影响，不仅没对票房、码洋保持警惕，也未与画廊、交易商等市场力量拉开距离。相反，如赫尔德所批评的那样，完全把自己当成后者的“友人”甚至“仆人”，而浑忘更应该是一个“超然的评判者”。极端者甚至向世俗投降，作精神撤防，在帮人将批评弄成营销的同时，将自己最后也弄成了人所嘲讽的“坐台批评家”。
　　解放周末：比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掌握话语权的往往还是市场。您觉得做一名评论家，怎样才能抵御市场与资本的侵入？
　　汪涌豪：有一个基础条件，就是评论家必须保持独立。没有评论的独立，评论的公正、深刻和引领作用都无从谈起。抵达独立，无非两点：一是知所敬畏，一是怀有诚意。
　　市场不是敌人，我们并不一概排斥评论家介入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想一概拒斥资本和商业对批评的影响也不可能。但评论家应该做到平衡好其间的关系，不能为了利益触犯学术道德，违背学术操守。
　　前些年，有评论家公开立约，向需要其写评论的艺术家收取劳务费，并还立下诸如千字多少钱，及有关评论引用、发表等许多规矩。在我看来，评论家的劳动自然需要尊重，但这样的约定无论有多少合理性，都有违文艺评论的本义，无法不让人想到“自我贬损”一词。
　　一段时间以来，“人情批评”与“红包批评”泛滥成灾，用票房代替评论、用评奖代替评论一直未能杜绝。那么，何以有这样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评论者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失去了敬畏。
　　解放周末：除了敬畏，还要有诚意。
　　汪涌豪：对，今天的文艺评论既不能取信于艺术家，也不能取信于公众，还与缺乏诚意有关。诚意是这个世界最简单直接的人性，是人真实表达与真心沟通的基础，当然也是文艺评论所必须遵循的至切的道理。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真话不好讲，公开批评太得罪人。其实，只要评论者能丢弃以法官自居的“职业批评”的傲慢，抱一种临文以敬、衡文以恕、与人为善、乐观其成的真诚态度，注意与作者交心，坦陈自己的意见或困惑，又怎么会受艺术家排斥？
　　就我与艺术家交往的经验，我觉得他们固然很期待被人肯定，但心里最佩服的还是有人能内行地驳正，高屋建瓴地引领。因为他们明白，老在面上浮议，作庸滥的表扬不仅不值钱，有时还有损形象；而真诚的批评不仅不是与自己为敌，相反是一种难得的善意与激励。
　　解放周末：相信经过这么多年市场经济的洗礼，中国艺术家的内心也在变得强大。
　　汪涌豪：他们的心态渐趋松弛，早已不那么紧绷，不那么脆弱了。正如在生活中我们尊重直道相砥的朋友；在艺术中，我们分享的是对美的体验。有一说一的背后，是鲁迅所说的“对文艺的热烈的好意”。对这一点我们要有信心，不要怀疑。彼此心存怀疑，也是不够诚意的表现之一。
　　与鲁迅同时代的李健吾曾说，一个批评家要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毁，不是和人作战，相反它是建设。如果一定要用“作战”这个词，那也是批评家“和自己作战”。他的意思是，一个有诚意的批评家要首先并时时与自己的偏见和误判作战。有这样的批评态度，再有人生关切与深度超越，摆得开个人利益的考校，批评何愁不受人待见？

　　好的批评不是嘴上的空谈，它能把人带回问题的现场

　　解放周末：您觉得上海的文艺评论，可以在哪些方向上努力？
　　汪涌豪：上海的文艺评论，在确立上述大的原则之后，我觉得要在以下几个方向上深耕细作多做工作：尽最大的努力，拆毁各门类艺术之间、文艺与其他相关领域之间隔绝的栅栏，打破文艺界与高校之间彼此封闭的高墙，释放和盘活上海文艺评论的资源，以合力打造文艺评论的高原和高峰。
　　举一例，我们知道，上海一直为自己融汇中西的海派文化感到自豪。但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到一些新起的建筑，以及在一些空间场合所实施的艺术行为并不成功。小到城雕、橱窗、指示牌，中到广场、街道、社区，大到城市的总体布局与色彩规划，都存在一些问题。城市的“公共环境艺术”或“景观都市主义”的理念还远没有得到确立和普及。
　　为使城市真正实现传统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人与自然的统—，从建筑、壁画、主题公园到城市公共艺术作品；从影像音乐、环境音乐到主题音乐等各个方面，都亟需科技和艺术、实用与审美两方面联起手来，做出有系统的规划。可现实是，尽管有各种相关机构，但我们培养了许多工程师，却忽略了设计师，特别是有传统文化底蕴的设计师的培养，这就造成了城市中许多建筑千篇一律，没有个性，不谈美的视觉感，就连与城市的历史文脉也不搭。
　　解放周末：是因为在城市公共空间领域，我们同样缺乏美育吗？
　　汪涌豪：说到底，我们比较缺少为人而设计的理念，或者说比较缺少“人文设计”的理念。至于设计评论就更寥落了。人类生活日渐走向审美化，而艺术的表现形式又日渐从单一走向综合，有时不仅须按照一种规律设计构造，还须相互借鉴，甚至跨类跨行杂糅。这意味着我们的城市建设一定得要与艺术联通，我们的工程师、决策者需要倾听艺术设计家、美学家和教授的意见，而后者的审美观点与艺术批评，也要从一元走向多元。
　　不久前，国务院出台的《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反对建筑“大洋怪”。未来几年，上海有好几个标志性的公共建筑要开建，我希望看到上海的艺术家能参与进去，上海的评论能参与进去。我们的音乐评论、舞蹈评论、建筑设计评论，与传统的文艺评论一起，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获得更大的发展。
　　解放周末：文艺批评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汪涌豪：此次上海《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文化软实力建设”，“加快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文艺评论在其中大有可为。只要我们坚持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和美学的观点来评判，就能繁荣这座城市的文艺，成为一名“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文艺批评要有大格局、大视野。我相信，好的批评不是嘴上的空谈，它能把人带回问题的现场，它也充满实践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