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浙江大学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的首届君子文化论坛在杭州举行。论坛以“君子文化与当代社会”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君子文化的历史渊源、价值内涵、时代意义、当代转化以及君子文化与人类文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多维度、多层面地阐述了他们对君子文化的认知与思考。

　　实现君子文化的时代性转化

　　浙江大学君子文化中心主任 何泽华

　　弘扬君子文化，既要“照着讲”，又要“接着讲”，坚持“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结合。“照着讲”，能够溯本求源，明白古代圣贤的本初意蕴，去除后人的附会曲解，实现扬弃性的传承；“接着讲”，就是在把握经典本蕴的前提下，直面时代问题，反映时代要求，回应时代呼声，体现时代精神，实现君子文化的时代性转化。

　　君子文化能够实现这种时代性的转化，一是因为新的时代背景给君子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新的要求。二是君子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能够顺应时代要求，实现创新发展。

　　实现君子文化时代性转化的路径，就是要在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碰撞中找到连接点；要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激荡中找到融合点；要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上找到兴奋点；要在理论探索与现实问题的结合上找准切入点，使其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

　　在君子培养目的上，培养全面发展、自由发展的人应该成为君子文化的时代目标和历史使命；在君子阶层范围上，当今，社会平等人人可为君子，只要有“德”且有“格”，皆可为君子，君子文化既是精英文化，一定意义上也是大众文化；在君子理念内涵上也会有新的转化，比如天下观，当代君子不一定要平天下，但一定要和天下、济天下、善天下，和善天下是当代君子转化的最高境界。

　　读书读经典 做人做君子    

　　光明日报副总编辑 李春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为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2014年6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钱念孙先生的文章《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发热烈反响。文章指出，在汪洋浩瀚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深层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并体现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者，非“君子文化”莫属；君子文化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直接嫁接并开花结果的老树新枝。

　　“君子”是中华民族理想而现实、尊贵而亲切、高尚而平凡的人格形象。两千多年来，君子，就像一把标尺，度量着每一个中国人的修己安人。“君子”既是一个伦理范畴，又是一个实践范畴。对君子的阐释与求索，既散落在典籍当中，也凝聚在生活之间。今天，我们倡扬君子文化，用君子的情怀和格局来提升人生境界，促进社会和谐，最重要的仍然是两个合一：一是知行合一，既要明了做君子的道理，更要践行做君子的要求；二是情境合一，每个人要有做君子的愿望，全社会要有褒奖君子的氛围。

　　大学，是传承君子文化的高地，是培养一代又一代君子的摇篮。在大学弘扬君子文化，最重要的就是倡导“读书读经典，做人做君子”。用“读经典”来立主脑，用做君子来定坐标，这样的人，一定是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对世道人心有用有益的人。在培养君子上，大学任重道远；在传承君子文化上，我们对大学寄予厚望。

　　《周易》“大象传”与君子人格理想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冯国栋

　　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曾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的传统都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联。《周易》经传，特别是“大象传”中对于君子的劝勉与期许，正是古代“君子”人格的投射与反映。可以说，《周易》经传与《论语》一起成为“君子”文化的两大源头经典。

　　与《论语》所描写的端方严毅的君子形象相比，《周易》中的君子更加丰富、立体。《周易》中的君子既有“自强不息”“果行育德”的进取精神，也有“厚德载物”“容民蓄众”的包容品格；既有刚健中正的纯粹气象，也有含弘光大的安贞容度；既有“致命遂志”“立不易方”的坚定与果敢，也有“知几而舍”“括囊无咎”的智慧与从容；既有“辅相天地”“启国承家”“观民设教”的外王事业，也有“反身修德”“惩忿窒欲”“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内圣功夫。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易》对“君子”人格理想的描述与期许，对于建构现代君子人格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周易》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与意义，也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论证模式，从天道变化引出对人生的劝诫与勉励。天道变化成为人生行事内在的形上依据，而人生行事则是天道变化外显的具体实现，二者互为因依，不可分离。《周易》“大象传”即是这一思维方式的体现。

　　温良君子，人文化成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胡发贵

　　辜鸿铭曾认为中国文化的典型特质是“温良”，他说：“中国人的温良，不是精神颓废的，被阉割的驯良。这种温良意味着没有冷酷、过激、粗野和暴力，即没有任何使诸位感到不快的东西。”

　　在弟子的记忆里，夫子自己是温良的化身，如“夫子温良恭俭让”。在思想内涵上，所谓温良君子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友善爱人，“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孔子尤其强调，君子应成人之美，而恶称人之恶。二是敦厚谦逊。“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主张为人处事端庄持重，克己守礼，谦让圆融。孔子就盛赞三让天下的泰伯有“至德”，认为“礼让为国”是文明的要义。三是磊落真诚。“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鄙视“巧言、令色、足恭”的虚伪造作。四是“求达不求闻”，淡泊名利，远离浮嚣，注重闻道求义，关切修身养性，倾心立身成仁，追求“内圣”的内在超越。

　　温良君子，展现了人文化成的文明结晶，超越“交焉而争，睽焉而斗”的狂暴和凶残状态，显示出“吾日三省吾身”的理性成熟和圆融；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忠恕”精神，爱己爱人，遂己达人，突破唯我独尊意识，以一种平等心尊重和体谅对方；透现了华夏文明的厚德载物情怀，推崇宽厚诚朴，摈弃刻薄巧佞，洋溢敦柔润泽的中和之气。

儒家的君子文化与人类文明    

　　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 何俊

　　今天，和平与发展虽是世界主流，但全球并不安定。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国给人类带来怎样的愿景，是一个关键性问题，而儒家的君子文化是富有启示的精神资源。

　　通常把儒家的君子文化理解成个人修养，其实儒家的思考从来都是立足于个人而寄望于社会的。儒家谈君子，目标是建立人类文明。

　　儒家君子文化内涵甚丰，要义在“君子喻于义”。这并非是将义与利对立。“最后通牒博弈”假设，两个不相识的人共分一万元，A决定分配，如B接受，则成交，如不接受，则钱被没收。如纯从利着眼，似乎A可以自己拿9999元，让B拿1元，因为B如否决，则连1元也没有。但大量测试表明，被不公正对待的B通常都会选择放弃，致使分配流产。这说明人是追求正义的，而不仅是利益。君子喻于义不是简单否定利益，而是要将利益建立在正义之上，维系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实是儒家君子文化的精神。

　　人类追求正义或得益于后天教化，但根源是人的先天需要，因为人是社会性存在，正义是根本的维系力量。由此引出儒家君子文化的另一特性——“文质彬彬”。质以代兴，妍因俗易。人的本质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得到唤醒，而其呈现形式却因时代而变化。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在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质，如何传承此特质而呈现于世界，这是时代的挑战。今日谈儒家君子文化，既需要对自己的文化高度自觉、自信，又需有开放的视野，传承创新，和而不流。

　　谈正义，讲传承创新，和而不流，分歧与冲突仍难免，故又须讲儒家君子文化的第三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人类的分歧与冲突虽然时难避免，但君子却坚持和平的方式以面对与化解。

　　君子文化的历史价值及现代意义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洪修平

　　“君子”这个概念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并逐渐发展为与“小人”对应的正面向上的人格形象。特别是孔子儒学赋予了“君子”以丰富的道德内涵，从而使君子成为有道德之人的代名词，是传统伦理道德完善的人格化体现。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君子也经常被认为是儒家的理想人格。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第一，“君子”与理想人格的区别与联系。从一般意义上说，君子是一种理想人格。但严格地说，两者是有区别的。理想人格并不是人人都当然能够成就的一种人格，它作为一种理想，是为每一个人树立的道德楷模。人人都有可能实现，但并不等于每个人都能实现。君子则不同，君子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努力、也应该做到的。因此，君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想人格，但他是不断追求并自觉践行理想人格的优秀人格，是不断趋向于理想人格的现实人格。这并不是否定君子的价值，恰恰相反，君子与理想人格相比，更具有普适性和感召力，更具有独特的价值。君子与理想人格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君子自觉地时时以理想人格为楷模和榜样，时时以实现理想人格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断趋向于完美。

　　第二，君子文化并非仅属于儒家文化。“君子”的核心内涵相对稳定，同时又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在此过程中，儒佛道文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这在君子文化中也有所体现。儒佛道的理想人格及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不断丰富着中国文化中的君子内涵。除了儒家的自强不息、“见贤思齐”等之外，道家道教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清静无为，佛教的去除贪欲、破除执着、慈悲助人、智慧人生等，也都成为君子文化的丰富内涵。

　君子之美，美于形美于神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朱万曙

　　与先秦儒家提出的“仁”“义”“忠”“孝”等范畴不一样，先秦文化典籍中“君子”是对人的形象的指称。范畴抽象，而“君子”则形象可感，不仅是理想的形象，也是美的形象。

　　在先秦文化典籍中，“君子之美”可以分为两层感知。一是美于“形”，《论语·尧曰》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就是对“君子”外形的描述；《易经》中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用“谦谦”形容君子自我约束不张扬的神态；《诗经》则谓“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其形象更为可爱可亲。《荀子·劝学》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指出了君子美于形的原因——“学”。有了知识，也就有了修养，从而举手投足、动静之间，都和其他人不同。二是美于“神”，也就是内在的思想、性格、精神。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具有强烈的进取意识；如“笃志而体，君子也”（《荀子》），注重独立意志和品质；如“喻于义”，乃至“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而持义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还有“博学”“坦荡荡”“文质彬彬”等。这些“君子”的描述，共同构成了君子的内在之美。

　　从先秦发端以迄明清，历代的思想家长期不断地对“君子之美”进行阐释。文学作品也塑造了诸多具有形象美感的“君子”形象。美的形象总是能够唤起人们向往，在弘扬君子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要让人们充分感受和感知“君子之美”，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君子之道与儒家文化    

　　南京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徐小跃

　　君子之道是儒家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作为儒家文化基础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是心性之学和天人之学，而君子之道则全面反映了这两点。

　　孟子明确指出，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在于良心，具体表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心以及由此产生的仁义礼智四德。孟子主张“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并且一再强调能否承认这一点，是衡量是否是君子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在于他正视和保存着人之为人的心性。

　　儒家的思维方式是主张天人合一。而在儒家那里，天的意义是表现为命运之天。因而，对天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儒家的天人之学。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并直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孟子更直接将“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作为君子三乐之一加以肯定。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在于他知晓和敬畏着神圣的天命。这里也体现着君子之道的神圣性特点。

　　孔子将“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视为君子之道的具体内容，并强调“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在孔子看来，“君子义以为质”“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喻于义”正是君子应具备的美德。孟子提出的“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之论则直接规定了君子之道的心性基础和核心内容。孔子更是将“主忠信”作为君子的道德操守。

　　由上可知，根于心性的价值取向与知命合天的思维方式以及以仁义礼智信存心等构成了君子之道的本质内涵。而所有这一切，都是要最终归结到行善之上的，这也是孟子的“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之论所要呈现的最大意义之所在。所以说，君子之道乃是行善之道。

　君子无物而不在礼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王云路

　　在先秦文献中，“君子”和“礼”都是频频出现的词，君子与礼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礼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唯有君子能够担当礼所赋予的使命。《说文·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侍奉天地神明，以达到求福致福的目的，这可能就是礼的起源。如何“事神”？《礼记·礼器》云：“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合于天地人神，就能够理顺万物，达到“致福”的目的。由此可见，礼最初的本质是和谐天地人神。如何实现？邵懿辰《礼经通论》有如下概括：“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礼之经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丧以仁父子，祭以严鬼神，乡饮以合乡里，燕射以成宾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觐以辨上下。”可以说，礼是无处不在的。

　　其次，礼如此重要，谁能践行？《礼记·聘义》说得很明白：“日莫人倦，齐庄正齐而不敢解惰，以成礼节，以正君臣，以亲父子，以和长幼，此众人之所难而君子行之，故谓之有行；有行之谓有义，有义之谓勇敢。”傍晚疲倦，人们于礼都有懈怠，唯有君子仍能恭谨行礼，其目的是达到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的理想境界。所以君子是礼仪的践行者。君子与礼，如影之随形，“君子无礼不动”，“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一言一行都合于礼的规定。

　　再次，君子与礼仪概念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清代学者焦循《礼记补疏序》说：“《周礼》、《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这是说礼以时代变革为要，就是与时俱进。同理，君子的内涵也随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作为当代君子，言行举止都要符合当代礼仪。在学习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的同时，要倡导古代君子之风，让新时代的君子完美地呈现出符合时代特征、具有当代精神气质的礼仪风貌。

　　正义乃当代君子所必需的美德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卢风

　　时过境迁，今日我们似乎不可对君子的标准定义过高，能始终不渝地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君子。一个人能恪守恕道，就不失仁心，就意味着他不难养成现代社会最需要的美德——正义。一个具有正义美德的人敬重法则，自觉地按合乎正义的法则办事，为官则依法行政，为民则自觉守法。

　　亚当·斯密说：“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仁爱是社会大厦的花环，公正是社会大厦得以建立的栋梁。”“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这似乎割裂了正义与仁爱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实，现代正义包含最低限度的仁爱（尽管在法律语境中二者会出现冲突）。一个有正义美德的人，敬重自己心中的道德律，敬重奠基于道德律的一切法则（包括法律），也会敬重所有人的尊严而不失仁心，故而堪称君子。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才有信任。

　独特的民族精神标识    

　　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 钱念孙

　　君子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积淀和荟萃，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跋涉前行中不断丰富充实、反复提炼锻造的民族文化基因。《周易》中的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对君子形象的生动描绘，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简要概括。

　　从先秦至清末，有关君子和君子文化的描述不仅在汪洋浩瀚的历代典籍中星罗棋布，而且在戏曲舞台和民间说唱中俯拾即是。君子文化及君子形象还渗透和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及器物之中，如中国人自古就有爱玉的传统，实缘于“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礼记》）的观念；中国画自宋代以来画得最多题材是梅兰竹菊，也缘于人们把梅兰竹菊看作“四君子”。苏东坡所以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原因正在于他推崇竹子劲节虚心、清雅脱俗的君子品格。

　　君子文化彰显着民族深沉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做人做君子，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祖训，像血液一样涌动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内心。“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不夺人所好”“君子动口不动手”“近君子远小人”等等，这些至今活在人们口头的君子格言，已不同程度地成为中华儿女做人做事的人生信条，以一种习用而不察、日用而不觉的方式，影响和调节着人们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

　　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下文件发号召、需要广宣传造声势、需要编读本做讲解、需要评模范树标杆，关键是要激活和焕发人们内心由传统文化长期熏陶而形成的价值理念，简单说就是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典型特征的君子人格的尊从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