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是指一切宣扬真善美的文艺作品，在具体的文艺实践中，“主旋律”却往往被窄化。这种“窄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在题材上，容易被窄化为表现革命历史题材或英雄人物的作品；在艺术形式上，往往限定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这种窄化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主旋律”应有的面貌，也束缚创作者的手脚，我们应该从这一认识误区中走出来，让“主旋律”创作恢复活力。

　　“主旋律”被窄化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中的创作原因。“主旋律”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彼时“八五新潮”后先锋艺术的探索较多，逐渐偏离现实主义的文艺传统；与此同时，娱乐产品开始出现，影视的娱乐功能和消费功能被片面突显。“主旋律”的提出主要是针对这两种现象，是一种总体上的文艺导向。在那之后，“主旋律”逐渐成为某种艺术类型的代称，即以特定的形式表达某一主题，这导致主旋律创作在艺术上创新活力不足，在市场化的文艺环境中往往给人以僵化、保守、落后的印象。

　　实际上，“主旋律”本身是在发展变化之中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旋律”。如果我们在真善美的意义上重新理解主旋律，我们的创作空间其实是无限丰富宽广的。真善美是文艺永恒的主题，这是文艺创作常识，对此似乎无需更多思考。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追问，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其背后则蕴含着复杂深刻的历史、美学问题。以“美”为例，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美”的认识和理解并不相同。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国便充满美学冲突，西方美学挟船坚炮利之势强烈冲击传统中国美学，即使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平凡的世界》要描写主人公孙少平长得漂亮，还要说他“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在这种美学无意识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时代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清新刚健的人民文艺占据文艺界主流，但伴随时代发展“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种精英化的、西方化的、现代主义式的美学标准逐渐成为“正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今天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具有鲜明的指向性。

　　不仅“美”如此，“真”和“善”也是如此，“真”涉及认识问题，“善”涉及道德问题。在一个大转型时代，传统道德、新道德，中国道德、西方道德，公共道德、私人道德，不同的道德标准和体系混杂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要有能力争夺“善”的定义权。

　　说到底，“真”“善”“美”背后有多种力量在博弈，好莱坞在塑造着他们的真善美，日本、法国也在塑造着他们的真善美。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表现和定义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真善美，如何发现“真”“善”“美”之间的矛盾并做出我们的回答。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主旋律文艺作品探索的应有之义。

　　当前中国文化发展日益繁荣，文化产业日益发达，这对主旋律作品提出更高要求。我们需要打破对主旋律的狭隘理解，在新时代以开阔的心胸不断拓展主旋律边界。近代以来，面对西方世界，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落后者、追赶者的心态，对我们的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缺少足够的自信。如今，这样的心态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人正在变得从容自信。这样的从容自信是林则徐、魏源一代所没有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一代所没有的，也是鲁迅、胡适一代所没有的，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一个巨大转折。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不仅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人的价值观，还需要以艺术的方式传播中国人的价值观，讲述中国人的生活情感与心灵世界，讲述中国人艰难曲折的历史、纷繁复杂的现在与前程似锦的未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主旋律”，必将解放艺术生产力，更加自信地讲好中国故事。

　　完成这一时代任务，对我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审美感觉等各方面提出非常高的要求，需对近代以来构成我们思维、美学无意识的庞大的知识体系进行反思、清理，这将是一个系统、长期的工程。值得欣慰的是，伟大的实践让我们在当今时代迎来伟大的历史转折，赋予我们更加充沛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意识，较比从前，我们可以自信地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系统地整理历史，从容地把握未来；我们也可以在这样一个新时代，自信地探索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善美，用我们的力量与美奏响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李云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