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三）

善作善成“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说的话，如果有错你们就指出来，我肯定改；如果我说的没错，你们就照着办，不能打折扣。如果是你不对，我就要纠正你，而且不能说一下我就不管了，还要督促你真的改过来。如果有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对的事情还要说对，那绝对不行。近平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上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严格要求别人，他非常善于团结同志，关心群众。

　　近平处事非常公正，很多农村人当领导，裙带关系很严重，把亲戚朋友照顾得很好，多吃多拿多占。近平没有这么做，知青也好，社员也好，一视同仁，他绝对不会用公家的资源额外照顾朋友，绝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所以，近平批评一些社员，他们都能接受。社员们都信服他，认为他公正、没有私心。

　　——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头脑灵活。当时我们村里识字的人不多，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来主持事情，所以就选了近平当书记。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

　　他和我们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拉话，他说啥我们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们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当时也非常愿意担任村支书这个职务，虽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实意想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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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选近平当村支书，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于担当，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需要干部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技巧。

　　近平刚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我们村里接到上级分派下来的一批救济粮。粮食到了村党支部，大家都很高兴，但到了分粮食的节骨眼上，谁都说自己家困难，谁都想多分一些粮食。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不实在，而是因为那时候确实太穷了，涉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谁也不会谦让的。村里人开会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大家就吵起来了。

　　近平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近平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十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散会的时间和到各家各户考察的时间是“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是没有的。看完以后，谁家粮食最少，就给谁家。大家也就没得说了，这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

　　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听。

　　近平当我们村支书，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公道事，敢做敢当。比如近平打我们村最大的淤地坝，当时村里有一些观念保守的老人反对，但是近平一点一点地做工作，还找了王宪平帮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让大家都信服。最后这个坝打成了，灌溉方便，农作物产量也提高了。实际效果一出来，大家的思想观念也都转变过来了。所以我们村里人都对他很服气，他说啥我们都听。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在平时劳动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们朝夕相处，聊天的时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世界，也会普及一些文化知识，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学习文化。

　　我离开村里到县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两周回来一次，都会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窑洞里还是那样“高朋满座”，村里人都喜欢找他拉话。我们村有个后生叫武晖，经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对外面的世界、对知识充满了渴望。

　　近平在村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村，像武晖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近平这个提议，都很高兴。近平说办就办，马上就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够认识常用的一些汉字，并且认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

　　除了识字以外，近平还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知识，也增长了见识。所以，在当时，与周围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质要高一些，识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王宪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近平解决了当时陕北农村老大难的燃料问题。那个时候，因为植被稀疏，我们陕北农村砍柴难，做饭、取暖、照明都成了难题，所以近平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开始近平说想搞沼气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也不支持。近平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回来以后亲自试验，建起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并点火成功。这种情况下，就没有社员反对办沼气了。说老实话，农民是最实际的，他看到了，得到实惠了，他才接受。讲再多道理，什么前景、什么展望，他们不一定接受。必须身体力行，给他们做出样子来。从这以后，沼气得到大面积普及，解决了困扰我们这个地区多年的燃料不足问题。

　　沼气池里的沼液可以作为肥料施在农田里，比一般的粪肥肥力要大得多。我们村曾经试验过，专门选一块地方施沼液，等到庄稼长起来，明显就比施粪肥的庄稼长得茂盛，到收获的时候，产量也更高。

　　近平当支书以后，还给村里办了个代销店，这个也是为了方便社员生活办的。社员想买点日用品，比如煤油、洋火、肥皂，要等到逢集的时候跑到文安驿的供销社去，要提前请一天假，赶着去，赶着回，很多时间都浪费了。有了代销店，村里把农民需要的东西备齐，农民走几分钟路就能到代销店，买到需要的东西，后来就越来越灵活了，社员还可以赊账，或者拿鸡蛋去换。比如一斤煤油，用四五个鸡蛋就能换到。

　　铁业社也是近平办的一件大好事。近平把会打铁的社员组织起来，实施定额管理，比如，每个铁匠一天打3把老镢（陕北方言，撅头），就给他10个工分。超出了3把，就给予奖励，完不成任务就要扣除相应的工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当时延川各个大队普遍没有副业，没有副业就没有资金。我们铁业社把那些锄头、老镢、镰刀生产出来，社员用不完的，就送到文安驿供销社代销。卖了钱之后，扣除成本，剩下的钱就是村里的集体收入。村里得实惠，还可以给铁匠分成，比如一件工具卖了3块钱，就可以奖励铁匠1毛、2毛的。整个铁业社的规划、管理、分配方法都是近平制定的，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管理方式。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有一套方法和技巧。

　　农活的劳动强度很大，对于妇女来说就更是极大的负担。妇女家务繁忙，不仅要上山干活挣工分，在家还要做饭，还要缝衣服，还要照看娃娃。那个时候的农村，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一个比一个大一两岁，一到吃饭的时候坐一排，都抢着吃，照顾孩子确实非常辛苦。到晚上，男人和孩子都睡觉了，妇女还不能睡觉，要拿起衣服，在昏暗的油灯下缝缝补补。

　　有一次，近平跟我聊起陕北农民生活的事情，他说：“为啥农村生活苦？为啥妇女那么劳累？有一个原因就是生的娃娃太多了。”我说：“是啊，我们兄弟姊妹7个，都不算多的。”近平说：“生的孩子多，农民负担就重，妇女的劳累就更多，农村的年轻人还是应该少生娃娃，把娃娃养好。”可见，那个时候近平就有了优生优育、减轻妇女负担的思想。

　　近平看到农村妇女这么辛苦，就在这方面动了脑子。他搞的缝纫社主要是为妇女着想。农民衣服磨损得快，妇女白天干完活，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近平找了我们后队的一个叫雷琴的妇女，她的缝纫手艺好，专门在缝纫社缝补衣服、做衣服，其他的妇女就可以上山劳动，晚上也不用在煤油灯下熬夜缝补衣服了。近平还制定了一个规则：社员可以用工分来支付裁缝的报酬，比如，一个社员一天的工分是10分，就可以用这个工分来做衣服，做一件上衣用5分，做一件下衣用2分。而裁缝做得越多，所得的工分就越多。这样既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又解决了村里人日常的需求。

　　近平还给我们村打了一口深水井。在这之前，前队没有水井，吃的都是泛水井里的水，非常不便，水质也不好。并且，当时前队有一块地种蔬菜，但是蔬菜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仅靠挑水来浇菜，劳动量太大。近平跟村里研究，决定在菜地旁边打一个井。打井的时候，近平亲自下到井里，站在冰水里面挖泥土和石头。这口井打成以后，同时解决了村里人喝水和菜地灌溉的问题。现在村里安了自来水，也是用的这口井里的水。

　　近平还给村里办了一个磨坊。为啥要搞这个磨坊？那时候，毛驴是陕北很重要的运输工具，要运东西，要驮着粪上山，那时候毛驴很少，经常不够用，社员经常为争毛驴争吵。如果用毛驴推磨，从早上推到下午才能磨二三十斤粮食。近平办的这个磨坊置办了一套机械设备：柴油机、磨面机、碾米机，一小会儿功夫就能磨完，不用浪费时间，承担了全村的磨面和碾米的工作，也把毛驴腾出来用于生产和运输。社员只要把粮食拿过来，一会儿就磨好了，非常方便，而且都是免费的。

　　近平做了这么多实事，源于他亲身体会到农民生活面临的难题，也源于他平时的观察和思考。他敢于实践，敢想敢干，也能干会干，能把想法变成现实。

　　近平有威望、有能力，做了很多实事，同时也在积极地融入社员当中。他来到梁家河以后，一直在学习我们当地的方言，到了后几年，特别是当支书以后，他可以完全用延川方言跟大家交流了。平时，近平对年纪大的人很尊敬，对小孩很爱护。近平对同龄人也很亲切，对那些表现不积极的社员，甚至对那些“管制分子”，他也从来没有吹胡子瞪眼，有话都是好好说，让大家心里都服气。我们农村人关系好了之后就爱开玩笑逗乐，难免有些过头的地方，要么起绰号，要么取笑对方。近平和大家关系都很好，但是他从来不给社员取绰号，也不取笑别人。大家在心里对他既亲近又敬重。

　　他这人做事，有决心、有毅力，轻易不说出口，只要说出口的话，只要认定了的事，他就坚持到底。用我们农村的话来说，就是说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从来不说过头话。近平打坝、办沼气、办代销店、办铁业社等等，干一件成一件，没有哪件事情是半途而废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想办法克服。

　　近平还能够很坚决地纠正干部的错误。他当支书的时候，前队有个年轻后生，是队里开拖拉机的，后来被选为生产队长。但是生产队长要负责全队的生产工作，要吃苦在前，比较劳累，而开拖拉机又风光又轻松，他在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还是想接着开拖拉机。那个年代的农村生产，社员本身没什么自主性，关键就要靠生产队长带头。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在农业生产上生产队长必须是行家，还要能吃苦，负责任。所以，遇到好的生产队长，农民就过得好一点，生产队长不着调，农民就饿肚子。近平给他讲：“你既然被选上了生产队长，就说明村民信任你，你就得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队长是一个队的带头人，全队的人都看着你呢！开拖拉机会影响你当队长，也会影响你们这个队的收成。”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有些转不过来弯，近平就让他慢慢想，每天早上来汇报一次思想情况，看看他有没有想通。连续跑了三四个早上之后，他觉得近平作为村支书，又是外地来的知青，对村里的事情这么操心，受到了感动，自己作为村里人，更应该努力搞好生产队的工作了，慢慢地就在思想上转过弯来了，踏踏实实地当上了生产队长，安心组织队里的生产，让其他人去开拖拉机。后来，这个后生队长当得可好了。

　　农村矛盾多如牛毛，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特别难，一个人能当好公社书记，未必能当好大队书记。村里的工作要费好多脑子，想好多问题。农民的思想工作是不容易做的，你给他们做工作，必须让他们思想上能够接受。把思想工作做好了，什么都好办，农民就佩服你，支持你工作。农村干部的威信，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也不是靠嘴巴吹起来的。农民是非常实际的，他就看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公道。只要做到这两条，什么问题都好处理。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27岁。近平通过村里人了解到我之前的事，他找到我说：“随娃，你还得当队长。”

　　我说：“我不当了，我当够了。”

　　近平说：“不行，你必须得当这个队长。你当队长能搞好生产。”

　　后来村里人跟我说：“近平让你当队长，你就当嘛，近平觉得你这个人耿直、诚实，还能干，就想让你当队长呢。”

　　可我这人脾气倔，因为跟县委书记吵架我才下来的，现在谁让我当队长，我也不当。

　　我脾气虽然倔，但近平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谈，让我多为集体考虑，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作贡献。他还问我：“你听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说明你觉悟不够高，我就给你办学习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谈了10多次，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我说：“行，我当这个队长。”他说：“这就对了嘛！”

　　那个时候，村子里有3个生产队，近平让我当第二生产队的队长。其实，当生产队长可费脑子了，比当个村党支部书记还要复杂得多，基本上队里面社员的生产、生活、评工分，都要队长来安排，安排得不合理，这个人多了点儿，那个人少了点儿，社员有意见，那就不中。

　　因为我多年不当队长，碰到了一些困难。这时候近平就到我们二队来，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他帮我管集体，帮我开队会。他这个人口才很好，讲得好，讲得实，处事又公道，所以他一来，无论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我那个队有20来户，人多嘴杂，主意也多。比如评工分的时候，最容易出纠纷，有的人干活多，有的人干活少，评的时候不可能都一样。如果评得一样，干活多的人就有意见；如果评得有多有少，评得少的人就有意见。我这人直来直去，不咋会调解矛盾，评得少的人跟我嚷，我也跟他们嚷。嚷来嚷去，大家就说：“别嚷了！嚷有啥用！叫近平来！让近平来给断断！”我们就去叫近平来出面。他一来，每次都能调解得很好，他说话能说在理上，让大家觉得心服口服，最后调解完了，大家也都不说啥了。

　　——武刚文《“近平让我当队长”》

　　近平刚上任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举措，就是在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当时请了王栓（即梁玉明，他的小名叫王栓）的弟弟根栓回来打铁。他这个人黑黝黝的，身材高大魁梧，力气大，打铁的手艺很好，性格比较直爽，说话办事粗线条一些。他当时在文安驿公社集上打铁，近平把他动员回队里来打铁，做农具。这样，村里在供应本村农具使用的同时，还能有一些创收，有些“活钱”。但是根栓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在梁家河打铁的收入不如文安驿高了，他就不太满意，想走。队里不让他走，他就要待遇，每个月要给他涨工分。他这个人讲话很直，好像八匹骡子也拉不回来的样子，还说了一些不太客气的话。当时这个铁业社，是村里挺重要的一个产业，如果一下子就不干了，对村里的损失不小。这件事很快反映到近平那里，近平就要找根栓去做工作。我们都知道，近平这个人性格也是比较干脆利落的，讲话也很直率。根栓也是个很硬的人，两个人弄不好就要碰出火花。我们担心近平去找他谈，万一谈崩了，闹出点什么问题，铁业社就更干不下去了。但实际上，没过多久近平就笑眯眯地回来了。他说，把根栓的工作做通了。原来，近平先是跟他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谈得差不多了，又做他婆姨的工作，后来终于把根栓和他婆姨打动了，他表示还是留在梁家河，为村里的铁业社继续做事。这种情况下，近平当梁家河支书“开张”做的几件事里，铁业社这一件就落到实处了。事实上，他上任后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成的，需要处理各种矛盾和情况，做各种细致的工作，才能顺利地把各项工作开展好。近平做群众工作很注意方法，也很人性化，从不采取强势、高压的做法，总是尽量做思想工作，把人的思想弄通了，心里疙瘩解开了，事情也就能顺理成章做好了。

　　办沼气的事情，我也比较了解。近平当时是到四川遂宁县学习沼气技术，还请了一位技术员到梁家河来帮忙。这位技术员是泥瓦匠出身，怎么调水泥，怎么防砂眼，怎么防漏气，沼气池用什么样的规格，外面的石板怎么箍，他都很在行。但是，这个师傅干了一段时间，在陕北各方面都很不习惯，就想回四川老家。他前后经过了几次思想动摇，就是想回家去。近平反复给他做工作，解决思想上的负担，并妥善安排他的生活。这位技术员最终没有半途而废，直到完成必要的工作才回去。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大概是1974年12月份，我们七个人从延安坐汽车到了铜川，再从铜川坐火车去成都。因为要到四川去学习怎么办沼气，所以在火车上大家都特别兴奋，期盼之情非常强烈。这期盼源自什么呢？虽然陕北产煤产油，但是老百姓买不起，还用煤油灯，有的老百姓甚至连煤油灯的煤油都买不起。四川人民用上沼气以后，农村解决了烧柴问题、做饭问题、点灯问题，甚至解决了用沼气发电问题。这些都是陕北最 需要的，也是我们在那儿插队以后感到最需要解决的。习近平又是大队书记，这些问题也正是他当时首先遇到的问题，要解决农村的生活面貌和困难，首先就要从这些问题着手，所以大家一路上讨论的特别热烈。

　　到了成都以后，我们自己找了旅社住下，然后才跟四川省沼气办打招呼，结果省沼气办就急了。当时四川省里的领导以及各级领导，不少是从山西南下的干部，他们一听说革命圣地延安来人，立即安排换到省招待所，并接见了我们，提起习仲勋同志，更是非常有感情。接见后安排省沼气办给我们派了两辆吉普车，派了两个同志陪我们学习考察，说让我们都看到、都学到、都掌握办沼气的技术，是省沼气办的责任。后来我们到各个地区、各个县观摩考察的时候，他们的一把手都会跟着我们，一路的安排都非常详细认真。

　　省沼气办刚开始接待我们时，已经把全国各地来学习办沼气当作一种惯例了，来了就带着我们去看看、转转，尝尝这儿的好吃的，住在县上招待所。因为省委提出让我们都看到、都学到、都掌握办沼气的技术，而且带我们去的干部看到我们认真学习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也有很多转变。当时我们确实是每见一个沼气池必下去，到每一个地方必问得非常清楚，而且要参观各种情况的沼气池，有石头做的，有土挖的，有砖做的，有土挖以后再用水泥抹的，有用石板砌的，还有在什么样的土质上建什么样的沼气池、怎么建，入料口、出料口以及密封口怎么做，这些东西我们都学的非常具体。

　　由于四川各地沼气池建设情况不一样，我们走了5个地区17个县，差不多40多天的样子。有的地方的条件是陕北不具备的，但也有很多条件跟陕北相似的，对这些我们都考察得非常仔细。比较相似的条件，比如有很多红色的黏土，黏度非常大，脚踩上去都是黏的，含沙量也不大，挖完沼气池以后稍微涂一点石灰砂浆就可以用了，也不漏。有些含沙量比较大，就要抹石灰，用带沙子的那种石灰包括三合土去抹。当然陕西还有一些与四川不同的情况，比如土质没有四川那么大的抗劲儿，你就得用砖砌，用石板的话还要“溜缝儿”。当时习近平跟我们经常探讨，提出我们要学习的关键是如何保证沼气池不漏水，要能承受一定立方水的压力，而且要一次试水成功。因为要是水进去了，再想弄出来就费劲了，一漏就等于报废了，所以就不能漏。这也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四川的沼气池是从5立方、3立方开始建的。一个5立方的就能解决三口之家的做饭点灯问题；更大一点的一般都建7、8立方的，一般家庭干什么都能满足了。四川还有集体建的100多立方的大池子，能发电，还可以把所有的沼气池串联起来，发的电可以共用。四川还有很多发明，比如塑料小开关、塑料管、沼气池的水压显示器，还有一些灶具、灯具，都是人工做的，对我们的吸引力非常大。每天学习之后，张之森都会组织我们一起讨论，交流学到什么了，还想听什么，还想再看什么，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等等。当时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是怎么保证不漏水，再一个就是四川农民制作的东西我们回去能不能制作。再就是沼气池每一步怎么挖，人下去挖有没有危险，怎么能保证不出问题，挖的时候有多大的弧度，口留多大，出料口和进料口的角度怎么设计？出料口要留在沼气池的上部，进料口要尽量贴在内池的下部，口怎么去密封？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我们这些知青既没干过建筑活儿，也没当过泥瓦匠，所以我们去学的时候都特别认真，尽量作了详细的记录。至于更细致的一些技术活，我们就让同我们一起去的石匠们亲自动手去做一做，以便回去后可以操作。

　　——黑荫贵《“我和近平一起到四川学习办沼气”》

　　那天晚上，我和习近平就在大队的公窑里，召集队里的干部、社员开会。那是我头一次听到他以干部身份给群众讲话，他讲得很有条理。虽然那个时代口号满天飞，但他讲得实实在在，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特别是讲着一口比我还地道的陕北话，使我感到他挺善于跟群众沟通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在这里“整队”，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因为我还有全县团的工作要招呼，所以不能天天在村里，只能过一段时间来一次。就这样，赵家河大队历时七八个月的社教、整顿工作，实际上习近平承担了主要部分，而且我在当年6月就被调到张家河公社去当党委书记了，习近平独自一人做完了其后的全部工作，直到收尾验收。（当然还是在县委和冯家坪公社党委的指导下，重大事情还是要公社批准的。）冯家坪公社对赵家河的整队工作很满意，结束后要留习近平在那里继续工作，但他插队所在的文安驿公社不同意，把他要了回去，担任了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陶海粟《“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平始终不渝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