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鲁博林

　　五年以来，文学之花在中国当代文艺的大花园中，开得姹紫嫣红。自2012年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文学桂冠以来，中国文学便捷报频传。2015年，科幻文学作家刘慈欣的《三体》荣获“雨果奖”；2016年，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

　　近几年来诸多重量级国际奖项上，中国作家身影日益频繁地亮相，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奖项的光环背后，中国文学整体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五年来，中国文学在制度建设、作家队伍、艺术探索等方面取得了哪些硕果？8月14日，在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主办的“砥砺的五年——中国小说创作研讨会”上，众多学界专家、创作者对五年来的创作现状进行了深度剖析。

　　关键词一： 创作题材风格的丰富多样

　　“就长篇小说的数量来说，2012年以前每年在3000部左右，2012年开始就达4000多部，现在每年稳定在5000部以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以长篇小说为例，对五年以来的创作状况做了一个“量化分析”。

　　白烨指出，这几年文学创作的题材可谓前所未有的丰富。以现实题材为主，包含了乡土变迁、都市生活、小人物日常生存、反腐大戏、现代人的情感状态、知识分子的命运等内容。此外，创作手法上也体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特征。

　　“余华《第七天》的‘鬼魂叙事’，蒋韵《行走的年代》的浪漫主义，老奎《赤驴》中的反乌托邦风格，都体现出手法、风格上的多样性。”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孟繁华同时表示，在创新之外，不少作家敢于面对当下时代精神难题，保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姿态，尤其难能可贵。

　　这一丰富的创作生态，被《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形容为“折叠”。“这5年来的创作风格，也许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复杂，很难再对号入座。”按照题材的不同，王干将其分为乡土、反腐、沧桑、青春四大板块，而各大板块之间，不仅呈现犬牙交错的现状，也体现出对社会性和个人性的强烈关怀。

　　新时期以来，传统文学更多转向对内心和个人性的书写，对人的社会性存在相对忽视。“但事实上，中国文化对人的社会属性是非常强调的，反腐小说近年来的火热就是一例。”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胡平以周梅森、周大新等作家的创作为例，指出了新的文学如何从“接地气”“扬正气”走向“聚人气”。

　　近5年来社会变迁中对普通人影响最为深刻的，大概就是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认为，城市文学和新乡土叙事会成为这一时代最具现实意义的题材。

　　“从60后到70后，大部分作家从乡村进入城市，而80后、90后及其以后的作家可能大多出生在城市，或从海外归国。客观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写作的重要意向。”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刘琼说，社会关系的变化催生了路内的《慈悲》、北村的《安慰书》、陈彦的《装台》等关注城镇现实的作品。而相应的，面对传统乡村遭遇的时代变革，付秀莹的《陌上》则给我们提供了有别于传统乡土叙事的表达。

　　关键词二： 创作群体的代际叠加

　　“很少能看到这样一个时代，从30后作家，一直到40后、50后、60后，直到新时代的生力军70后、80后，还有现在活跃的90后作家，总共七代人在文学领域里同台竞技。”白烨的这句话，点出了这个丰盛的文学时代不同于以往的一面。

　　在2015年评出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者中，凭《这边风景》拔得头筹的王蒙就是30后，金宇澄、李佩甫是50后，最“年轻”的格非和苏童则是60后。第六届（2010—2013）鲁迅文学奖中获奖的徐则臣、张楚、滕肖澜等，都是标准的70后。

　　尤其以70后为代表的文坛生力军的崛起，也许是过去五年最重要的一股文学脉动。“现在的70后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像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等，已经脱去了刚出道时的生涩和轻飘，可以说是很成熟了。”白烨补充道。

　　在贾平凹、方方、格非、严歌苓等50后、60后作家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的同时，70后、80后作家等新生力量的逐渐长成，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文学的发展。有代表性的是，曾经和主流文坛距离甚远的80后作家群，如今也涌现出张悦然的《茧》、笛安的《龙城三部曲》等备受评论界认可的作品。

　　“80后文学的中国抒情把中国故事融入这一代人的代际情绪之中，在成长之后，越来越靠近某种历史传统。”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芳坤尤为肯定80后愈加成熟的文学实践。

　　文学创作队伍的代代相继，无疑是文学界的利好消息。但无论对于新作家还是老作家，打破原先的身份认同，实现自我突围，都是决定境界高下的重要环节。

　　《当代》杂志社社长、主编孔令燕不无打趣地说，曾经被认为是青年作家的70后作家群体，如今都快50岁了，80后也奔40岁而去，所以这一代际划分的标签是让人生疑的。事实上，所有作家本身都在成长变化的过程中，无论是青春写作、个人经验，还是宏大叙事、社会关怀，都在融合与流变之中。

　　“一方面，青年作家在突破年龄和阅历的局限，扩大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另一方面，老一辈作家也试图跳出原有的眼界格局，不满足于旧有的视角，关注新的艺术领域。”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说。

　　关键词三： 向现实与传统回归

　　“回归传统，回归大地，是这几年来国内文学创作的显著特征。”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宝亮说，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向西方学习，比如先锋文学，更多是基于一种观念，但如今的写作更多基于现实生活。所谓中国故事、中国经验正是如此。“这一点我认为是最大的成就。”

　　“经过多年的外部洗礼之后，文学创作逐渐回归传统经典，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作家内心都有创作史诗的梦想。”孔令燕举出了不少编辑工作中的例子，她以贾平凹为例，认为贾平凹是一位典型的承接中国精神的作家，在他的《极花》《带灯》中不仅有乡土，还包括传统审美的文风。

　　此外，格非、金宇澄、任晓雯等作家都呈现出向传统回归的趋向。从《春尽江南》三部曲到《望春风》，格非的小说愈加注重文字的打磨，“画面感、色彩感和动感”俱佳。金宇澄的《繁花》则传递出一种鲜活流动的细节感，如水银泻地，自然流淌，用雷达的话说，就是“无结构的结构，无意义的意义”。

　　在这方面，李清源《苏让的救赎》、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等也有相当的代表性。2012年后，作家对文学传统的回归，国家对传统文学的重视，带动了大众审美趣味逐渐回归传统。业内人普遍感觉，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的文学期刊的创作，出现了稳中有升的迹象，甚至还带动了文学市场的火热。

　　但与此同时，郭宝亮也指出，如果没有经历过先锋精神的磨砺，当下对传统的回归很难体现出独特的魅力。“回归现实主义，不代表要抛弃过去，因为过去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会和当下发生关联。通过先锋文学的磨砺再回归本土，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今天的成就。”

　　尽管此前有评论家质疑传统写作和先锋探索殊难兼容，但无论是格非的创作实践，还是最近赵本夫的小说《天漏邑》，事实上都是将先锋叙事的技巧和传统的叙事方式进行了融合，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归根到底，无论是偏先锋探索还是偏传统叙事，唯有落脚点在“现实”上的作品，才能真正拥有经久不息的生命力。表现时代生活，深入人民群众，面对现实发声，无疑是这一时代的最强音。“作家最重要的能力，还是把握现实的能力，这是对一个作家的最根本的考验。”雷达的话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