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传统文化的新方式】

不久前，杨伯峻的《论语译注》2016年畅销46万册的数字曾引发社会热议。为了让普通读者更好地接受，中华书局围绕这本学界认可的高水平普及读物开发了简体字本、大字本、精装本、口袋本、中英文对照本。而同样跻身畅销行列的，还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和《故宫藏美》等专业性很强的传统文化图书。

“最近的《中国诗词大会》目前也销售逾26万套，《中华经典藏书》（60种）和《中华国学文库》（已出49种）两套丛书也广受读者欢迎，这说明大众对传统文化怀有热情。”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尹涛说。

然而，在汗牛充栋的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成果中，产生社会影响的仍是少数，不少成果仍然“养在深闺人不知”。

专业成果影响社会是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

从《两汉全书》《魏晋全书》《全明诗》《清文海》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甲骨刻辞类纂》《岭南丛书》，成立于1983年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已直接资助项目1418项，加上间接资助项目合计6000余项。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每年都有许多资源投入传统文化典籍的研究，缺人员、少投入的情况得到了改变。但如何让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走出象牙塔，回到社会生活与民众中去则是一个新的课题。

“精深的专业研究和面向大众的传播推广确实是有界限的。对这点要有理性而非理想的认识。有一些专业研究成果可能暂时无法直接传播推广，甚至长期也无法传播推广，自然科学方面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有这样的情况也很正常，这跟人类认知的有限性相关。”尹涛说。

“比如古代历法的研究，不必要求这些研究成果一定要传播推广。《红楼梦》的汇校汇评本，即使爱好《红楼梦》的读者，也未必能够读下来。《尚书》的汇校汇注本，估计就只有更少的读者了，但是这并不减少其价值。有一些研究不为大众所知，但实际的学术影响非常大，这种影响会通过一个长时段，渗透到别的研究中去，有一些通过这样的转化，甚至会逐渐成为文化常识。”尹涛表示，发挥传统文化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是一个需要时间淘洗的过程。

让传统文化优秀内核与新媒体有机结合

“简化阅读难度、最大化地获取知识和信息，是人类阅读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黑龙江大学教授刘冬颖说，“如何顺应文献载体的革命，并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核与新媒体结合起来，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扩大国学的影响力，是我们当下最该谋划的。”一张中国地图，能呈现135位唐宋诗词名家一生的行迹，他们何时何地写下了哪些诗文，他们的一生又历经了哪些起伏；从诗人列表点击诗人名字，便可看见其一生行迹的文字版和路线图，随意点开地图总览中的红点，便可看到哪些诗人、词人曾在此停留以及留下的篇章……《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正式上线仅仅两天时间，网络点击量就累计达到220万次。

“古籍出版所作的标点、校勘、注释、今译和汇编等古籍整理是学术性的，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国也进入了古籍整理信息化的阶段。有些数字化古籍采用图像技术，营建虚拟场景等等，进一步方便了研究成果的传播。”黑龙江大学教授刘冬颖说。

2016年5月1日，敦煌研究院发布敦煌石窟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及全景漫游。“数字敦煌”以洞窟为单位，展现每个洞窟内的雕塑和壁画的影像内容，并且按照石窟内部结构的分类，对不同位置的壁画以及雕塑内容作了详细的文字介绍，同时还附有360度全景漫游。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表示，全球观众可以透过数字影像，看到莫高窟在不同历史时期“连成一条线”的壁画特点，包括从它的创建、鼎盛，然后到最后收尾等，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

现代音乐技术与互联网传播手段的结合也促进了古代音乐重返现代生活。从《瑟谱》《白石道人歌曲》《九宫大成》《魏氏乐谱》《碎金词谱》等20余种古乐谱文献中，辑录出原汁原味的古人歌诗曲调。同时，保存、传承当代吟诵大家的吟诵曲调，力图用现代的音乐技术和今人对古典诗词的体悟，将失落的古代歌诗传统捡拾起来，传承下去，并通过互联网推广开来。这是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古典诗词吟唱的新媒体推广”正在做的事情。据了解，目前通过新媒体关注古诗词吟唱的听众已经达到30多万人次。

（作者：本报记者 刘博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