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读书日·从经典热销看文化自信】

　　世界读书日临近，四川绵阳书城的读者渐渐多了起来。因为不少读者是冲着传统文化经典来的，书城用了近20个书架展示这些图书。

　　“近几年，我们书城传统文化经典图书的销量增长很快，《论语》《史记》《世说新语》《古文观止》最热销，去年有一家单位一次就团购了600多册《古文观止》。”绵阳书城卖场主任胡中海介绍，除了这些经典，一些从前很少有人问津的古籍，现在每年也有一定的销量。

绵阳书城是全国实体书店、网络书店的一个缩影。过去，戏说历史或对经典的“二手”解说一度受到追捧，如今读者更愿意从原汁原味的经典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的热度正在逐渐提升，虽然说不上迅猛，但稳定而持久。

1、经典热销：从学界走向大众

　　中华书局出版的《论语译注》最早于1958年问世，作者是语言学家、文献学家杨伯峻。50多年来，虽然这部书一直是文史学者和大学文科生的重要参考书，读者基本局限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圈子里。七八年前，《论语译注》每年的销量稳定在1万册左右，2015年增加到15万册，2016年就超过了30万册。

　　“老百姓有阅读传统文化经典的需求，而且越来越理性，‘挑’整理者，‘挑’图书版本，《论语译注》因此成为很多传统文化爱好者的首选。”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近些年，不仅是面向大众的译注本、普及版本销量在增长，很多学术性比较强的繁体竖排古籍的销售也呈现出上升的势头。他回忆，20世纪90年代这家以出版古籍而闻名的出版社一度遭遇困境，经过一系列改革，2011年销售码洋首次超过3亿元，而5年之后的2016年，就突破了6亿元。这些数字的背后，除了出版社自身的努力，与国人对传统文化热情的提升也有着密切关系。

　　传统文化热的受益者不只是中华书局。凤凰出版社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由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组织学者对134种古代文史名著进行选译，总字数达到1000万字，出版几年来已销售一万多套。与此同时，还有不少非专业古籍出版社纷纷涉足古籍出版领域，特别是策划出版了大量传统文化经典普及本。根据读者的年龄、层次，一部经典可以衍生出繁体竖排本、简体横排本、注释本、文白对照本、幼儿本、老人大字本，不同人群的阅读需要基本都能得到满足。

　　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审杨育芬在对2016年图书选题数据进行梳理时发现，2016年传统文化图书共有3万余种。其中，有关《论语》图书出版数量有200余种，《史记》有100多种，《红楼梦》也有100多种。在200多种《论语》中，注释译文、通俗读物和少儿读物占七成多，研究类图书占两成多。

2、三十年变迁：回归经典

　　“经典能够跨越时代，体现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价值。同一部经典，在不同时代能够给我们不同的启示。”顾青说，20世纪80年代有过“文化热”，21世纪前十年有过“国学热”，如今又有传统文化的热潮，每个时期都离不开经典阅读，每个时期又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顾青看来，改革开放之后，刚刚经历过“书荒”的人们，出于对知识的渴望，可以称为一个填补空白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热”主要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推动，普通老百姓参与不多。

　　“2003年以后的‘国学热’则主要由电视媒体推动。一些学者登上大众媒体，成为全民偶像。”顾青认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开始对文化进行反思，虽然学术界对身处其中的明星学者大多评价不高，但这次“国学热”真正推动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在普遍的焦虑中，传统文化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安慰。在此之前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但毕竟不是源于本土的思想，老百姓难免有所隔膜。通过一些学者的通俗讲述，大家听懂了自己老祖宗的道德学问，可以说是适应了当时文化反思的需要。”

　　“由于普通读者阅读文言文典籍存在困难，对原典的兴趣不大，更多的是借助明星学者或其撰写的普及读物来了解传统文化，这也符合传统文化传播的规律。”顾青分析，目前正在兴起的传统文化热，与党中央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有直接关系，“不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论述，还是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都让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

　　近年来，经典原本的阅读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推崇。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版、点校本《十三经注疏》等整理本传统文化典籍，正在引领着读者走近更准确、更真实的传统文化，而楼宇烈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牟钟鉴的《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张岂之的《中华文化的汇通精神》等学术著作也对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重新进行了梳理。

3、教育为本：夯实文化自信

　　“在进行经典阅读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在大众媒体普及传统文化的学者，他们让很多原来远离传统文化的普通人感受到了传统的可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曹辛华说，除了少数专家学者，普通读者大多无法直接阅读经典原文，如何引起这些人对传统文化的阅读兴趣，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在此之后，才是传统文化经典的普及。

　　“出版人、学者都应该有一种精品意识，杜绝那些水平低劣的出版物，共同维护一个健康的传统文化阅读市场。”顾青呼吁，那些学问深厚的知名学者应该主动承担起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把准确、生动的传统文化知识传递给大众。

　　对于传统文化经典普及，凤凰出版社社长姜小青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内容选择经典化，传统文化有很多东西，但不是所有传统文化都需要普及，要选择经典，要对当代生活、价值观、精神追求有积极意义。二是形式表达要大众化，尤其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如果还是采取几十年不变的做法，千篇一律给经典做注释、讲解，就很难真正做到传统文化的大众普及。三是传播方式要现代化、多元化，仅仅靠纸本或仅仅靠网络传播，都不行。

　　向大众普及传统文化，学校教育更为系统，影响也更为深远。《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将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

　　“这几年，传统文化逐步热了，很多基层教师已经率先在学校教育中开展传统文化教学，有些卓有成效，但也有走偏的，盲目复古，甚至有些迷信被掺杂其中。至于校外的各种国学班，也是鱼龙混杂。”顾青认为，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需要构建中小学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编写中华文化幼儿读物，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这些都对出版人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学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阅读经典，不仅需要合适的教材、读本，而且必须有合格的教师来指导学生。”曹辛华认为，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用的传统文化经典篇目有限，而且主要侧重字词句的解析。深入开展传统文化经典教学，对中小学教师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如果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势必要加大师资队伍的力量。

　　“我们的民族精神从哪里来？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从哪里来？都是从传统文化中来。”曹辛华说，只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就会不断夯实文化自信的社会基础。

（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