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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400年前，明代思想家王夫之用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事物发展运行的客观规律；在刚刚迎来的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又将这句引入新年贺词，引领我们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细细领会这句话的含义，“新”与“故”被放在对等的位置，着眼点是“推”“生”和“不滞”。这启示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尊重传统与改革创新同等重要，既要向前看，也要向后看，归根结底是在“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的基础上向前看，是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向前看。

　　重审传统，发现“故”的意义

　　回望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之间，就是在“新故相推”的过程中，不断地转化发展，环环相扣，密不可分。比如，古人讲“忠”，大多是忠君；而革命文化里的“忠”，已发展为忠于革命事业；再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为突出地表现为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随着时代的发展，“忠”的对象有所变化，“忠”的内涵也在不断与时俱进，但三者本质上都是爱国主义的体现。

　　我们常说，杜甫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主要体现在对国家命运、对百姓疾苦的高度关切上。古人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杜甫的一生沉沦下僚，但一直怀揣着一颗真挚的忧国忧民之心。宋人曾说杜甫“每饭不忘君”，他经历了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豫三个君主，特别是唐玄宗晚年腐化堕落，最终在安史之乱的硝烟之中断送了大唐盛世，像这样的皇帝，杜甫仍会说“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就在杜甫热情歌颂“尧舜君”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里，他还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批判现实的千古名句。既然杜甫亲眼目睹并大胆揭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为什么还要说“生逢尧舜君”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君主即国家的代表，是理念性、符号性的存在。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之社会伦理》中云：“臣若无君则即在霍布士（Hobbes）所谓天然状态之内。中国传统底伦理学家之重视君，正与霍布士之重视国家同一理由。无君则我们不能维持我们的生活。”没有人不向往美好的生活，没有人不希望生活在繁荣富强的国家之中，因此没有人不希望拥有圣明的君主。玄宗也好，肃宗也好，代宗也好，他们都是在某一历史时期成为了这个符号的人，所有成为了这个符号的人，都理所应当地通过践履而无限接近君主的理念；即便最终不尽如人意，也无损于君主这个理念的神圣与崇高，不影响臣子乃至百姓们对君主这个理念的敬意，不影响对君主所代表的国家的热爱。与此同时，臣子们或直言进谏，或讽谕悟主，都是为着现实中不尽如人意的君主能够有所觉悟，并期待他成为尧、舜一样的明君，使得人们对君主这个理念的崇敬在现实之中得以落实、有所寄托。要言之，致君尧舜、忠君爱国是目的，是古人理想之所在；而批判现实、谏言悟主是手段，是实现理想的必然之路。由此可知，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批判自然是不可或缺的，而对“尧舜君”的憧憬，对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的期待同样重要。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的引领、没有对光明前途的展望，一味地揭露与批判，必然导致虚无而迷失方向，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借鉴传统，凝聚“新”的力量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古人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比照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哀”，是“发乎情”；“生逢尧舜君”是“不伤”，是“止乎礼义”。杜甫之所以能“哀”，能“发乎情”，就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之所以能“不伤”，能“止乎礼义”，也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二者本质相同，施之文艺作品中则能各尽其用。在著名的“三吏三别”中，杜甫也贯彻了这个创作原则。如《新婚别》中，用新婚妻子的口吻，抒发对从军丈夫的无限思念，以“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数语，揭示了国家的危乱给百姓造成的巨大苦痛，但杜甫并未一味抒写愁怨，更以“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数句，展现妻子深明大义、心系国家的一面，不觉振起读者的精神与意志。又如《新安吏》云：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在安史之乱中，唐王朝无休止的征兵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这首诗中，杜甫客观地记录下征尽了成年男子又征召未成年男子入伍，家家痛哭、哀哀无告的场景。值得注意的是，自“我军取相州”以下，杜甫转而描绘前线的形势、劳役的轻松，用来劝慰身逢乱世、骨肉生离的百姓们。至“况乃王师顺”4句，又言唐王朝军队纪律严明，特别点出统帅郭子仪仁爱有加，一定会像父亲、像兄长一样，照料好那些少小离家的孩子们。纵观全诗，前半直叙朝廷征兵之严苛、百姓不堪之苦痛，为此杜甫给予了深切同情。但诗歌并未止于此，杜甫超越了个人的情感，站在国家的角度上，用真挚朴实的语言，为百姓们讲述前线的形势、王师的正义与统帅的仁爱，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百姓们的情绪，不仅让百姓们看到了自家孩子的希望，也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坚定了对国家美好前途的信心。

　　透过1000多年前伟大诗人杜甫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他的不朽作品，我们深切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永恒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深切感到伟大的文艺作品必然饱含着“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而这源于创作者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如果说杜诗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那么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一定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创造出无愧于历史的时代经典。（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讲师，文学博士 孙羽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