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底，我们总能遇上各式名目的图书榜单，往往由一些出版社、杂志社、科研院所发布。面对五花八门的榜单，人们不禁要问：这么多榜单，到底该信谁？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赖甚至盲信这些榜单，说到底是人们生活方式变化使然。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除了专门以读书为主要任务的学生外，上班族很少有充裕时间来细致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他们希望在最短时间内，最高效地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读物。那些参与遴选图书的专家、学者，就这样替他们代劳了。但经过权威专家精挑细选出的图书，并不一定令人满意。一方面，专家大多从事某一特定领域的研究，而图书榜单涉及的学科则千差万别，这导致一部分专家对自己力不胜任的领域发表意见，根据这些不得要领的意见遴选出来的图书显然差强人意。另一方面，世上并不存在衡量图书好坏的绝对标准，即使榜单上的图书都是历经千年积淀的经典之作，对那些并无兴趣的读者而言，读来也只能索然寡味。人们更关注的往往不是权威人士对书籍的评价，而是这些书籍承载的内容及表达方式是否合乎自己品味，或是否对工作、学习有所帮助。所谓众口难调，希望凭借几位权威人士的努力，就制定出一份让所有读者都满意的榜单，本身就不切实际。

　　尽管有人纯以读书为打发时间的方式，但对于更多读者来说，读书的目的在于获取新知。需求不同，所需图书自然也不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专家学者提供的书目没有任何参考价值，而是意在指明，在专家提供的书目基础上，读者必须结合自己需要作进一步的筛选。“进一步的筛选”并非像许多人想的那么缺乏技术含量，它要求读者对自己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式等有所了解，筛选就是一个学习过程。许多人盲从各类权威榜单，最后不过赶了些时髦而已。由于缺乏关注的重心，经过长期散乱的阅读，他们看似耗费了大量时间，却心得全无，更谈不上对知识积累和增进批判能力有所助益。譬如此前国内曾兴起阅读某本著作的热潮，许多人阅读此书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触碰过这本书，由于缺乏相关知识的铺垫，他们不能透过作者古典主义风格的文字窥探作者的真实用意，更无法借鉴作者的批评思路来分析现实问题，说白了，只是空忙了一场而已。

　　1925年，《京报副刊》刊出启示，征集“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的书目。鲁迅在其提供的《青年必读书》里开门见山地表示：“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开必读书单这种事，任何人都不能越俎代庖。书单实际上起着计划表的作用，一个人若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和学习目标没有翔实的规划，再权威的书单也只是一张废纸。那些劝勉世人读书的权威人士，与其计较所谓必读书目，不如将工作重心放到引导人们摆正心态、培养正确的阅读方法上来。

　　盲信权威图书榜单也是社会风气日趋浮躁的表现，这种希图一步登天的想法一开始就与读书求知的本意相悖。只有每个读者心中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榜单，清楚知道自己要从书籍中获得什么，他才能将读书和求知从附庸风雅转化为改造现实的有效途径。（施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