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铭（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在学院派史学与大众史学隔着诸多话语壁垒的当下，我们有时候也会像孔乙己一样发问：历史可以有几种读法？这实际上也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视角，读什么样的历史书。很多时候，史书本身即有其自身的历史写法，而在此基础上读者又可以有不同的读法，这也往往导致我们对于历史的感悟走向不同的方向。

商鞅舌战 资料图片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张国刚著 中华书局

　　两位司马公如何说史

　　史书有几种求“通”的写法和读法。西汉修撰《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北宋编修《资治通鉴》的温公司马光在史学界并称“汉宋两司马”。两部各自开创史学编撰体例的史书，是汉以前、唐以前历史两种不同的“通”的写法。

　　司马迁著《史记》，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更是“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其书名即直接鲜明表达了有鉴于治道之通达的愿望。不过，《史记》不唯是“史家之绝唱”，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所公认的“无韵之《离骚》”，其纪传体的写法，将帝王将相各色人等的生平故事娓娓道来，其间不乏穿插一些太史公自己对于历史事件细节的“合理想象”，后人读起活灵活现的故事来自是津津有味。可是司马温公编《资治通鉴》，却是一种不太好读的编年体写法，从头看下来，罗列的都是某年某月发生了哪些事的记载，如同历史“流水账”，想要真正通贯起来读，着实需要费些力气。其对于历史事件本末因果的记叙，则需要到后来南宋袁枢编《通鉴纪事本末》这种“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的“配套读物”才能通读一整件大事的来龙去脉。

　　即使如此，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些历史的写法，似乎仍然缺了一种更通透的读法。若能跳出简单的人物臧否与单调的事件进程，而深入人物性格与行为逻辑，从性格命运看治乱兴替，或许更能如两位司马公所希望的那样通达其间，获取智慧。

　　另一种有趣的读法

　　如今，张国刚的新著，一部有趣的史学普及读物《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归约《资治通鉴》留给我们的庞杂的史料文本，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有历史智慧的读法，让当代人得以从中获取“前人在应对各种挑战后，给我们留下的一些经验总结”。我们从这个视角读到的历史，就是人生、民族、国家对于这些挑战的“应对的措施、应对的办法、应对的智慧”，“所有的成败得失的记录就构成历史”。因此，“读史就像看高人下棋”。作者正是以这样的穿透力，带着读者从一盘盘棋谱的残局上方看到历史情境、世事权变、人生哲理，尤其是对于带团队、做决策的领导者来说，还能读到至关重要的对待人生棋局与管理修养的认识。

　　作者以别开生面的方式导读《资治通鉴》，为我们揭示自“三家分晋”到“开天治乱”之间的一系列帝王将相的兴亡轨迹：智伯的覆亡和魏文侯的崛起，吴起的悲剧和商鞅的命运，吕不韦的成功投机和秦始皇的千古功过，刘邦的用人本事与项羽的逃避责任，汉武帝的原则与权变和霍光的机敏与膨胀，王莽的苦心经营与灰飞烟灭、刘秀的大事精明与小事厚道，曹操的审时度势与骄傲轻敌、刘备的仁厚坚忍与借力发力、孙权的识人善任与改过迁善，曹丕的格局狭小、司马氏的接班人问题，杨隋的得失天下、李渊与李密的得失人心，唐太宗对自我权力的约束、唐玄宗对自我约束的懈怠。如此林林总总，各路帝王将相的风云际遇各不相同，自有其性格命运起了很大作用，在时势动荡的情势下，终致家国兴衰、民生休戚，上演了一出出跌宕起伏、意味深长的历史悲喜剧。

　　所谓“资治”，历史有资于治道者，不唯是可以治国平天下，更可以从中读出修身齐家、治冶人生的味道。《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在《资治通鉴》提供的丰富史料之上，以人物际遇为轴，条分缕析，纵论古今，从历史人物身上提炼更深的智慧。古人有云：读史使人明智。从人生棋局的角度来读古人之史书、读古人之史事，更使今人学会将历史人物的经验教训化为己用，启迪智慧，有资于自己的事业管理与人生管理，可谓善莫大焉。

　　作者从治国修身、人生格局的独到角度，指点江山，笑谈风云，起承转合，娓娓道来，为我们轻松而又深刻地导读了一遍有资于当代人的《资治通鉴》。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