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与《长征组歌》创作人员亲切交谈

1996年《长征组歌》演出场景

编者按：196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根据他在长征中的真实经历，创作完成了长诗《长征组歌》。随后，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4位曲作者选择了其中的10首诗进行谱曲。组歌分别描绘了10个环环相扣的战斗生活场面，巧妙地把红军当年走过地区的江西采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音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音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最终汇成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

如今，51年过去了，《长征组歌》已经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并被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但围绕《长征组歌》诞生发生的故事，永远也不应该为历史湮没。

铸“长征”，萧华西子湖畔养病“吐”诗

《长征组歌》的词作者萧华并不是舞文弄墨的专业作家，而是解放军里威名赫赫的上将。1930年，年仅14岁的萧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中，他是红军少共国际师的第一任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的“先遣队长”，是红军中年龄最小而独当一面的将领。他经历了长征中的主要战斗，是这场艰苦卓绝征战的见证人。长征的历史，一直在萧华心头激荡。但数十年戎马倥偬，他无暇诉诸笔端。

1964年2月，48岁的萧华因患肝炎卧床治疗，此前他经历了在总政治部最忙碌的一段时光。3个月前，萧华痛别了他视为良师与兄长的罗荣桓元帅，中央军委决定，由萧华主持总政治部日常工作，不料，他感染上彼时正在流行的肝炎。

4月下旬，在中央的安排下，萧华由夫人王新兰陪同到杭州疗养。周总理曾叮嘱他别做工作，专门休养。热爱学习的萧华趁机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连在西湖边散步，他都要拿一本唐诗或宋诗揣摩。

是年9月，病中的萧华被正式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担负起全军政治工作的重任。这一年10月，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的30周年纪念的日子，此时有不少部队刊物邀请萧华写回顾长征的文章。那段时间，红军长征的悲壮历史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他虽然身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疗养，但长征中那艰苦卓绝的生活、牺牲的无数战友，常使他夜不能寐，爬起来奋笔疾书。就这样，因病赋闲的萧华忘我地投入到了创作之中：他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午夜；他眼前的稿纸一次次被泪水打湿；他的转氨酶指标先后4次突破“警戒线”；他的体重减了好几斤……

萧华写作回忆录时，觉得激情用文章还不能全部宣泄出来，必须用凝练、隽永的诗歌，才能形象地表达长征这一悲壮的历史。

如今，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即每段诗用4个三字句，8个七字句，一共12行，68个字组成，一诗一韵。它们组成了《长征组歌》中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故事：告别、突破封锁线、进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

病中的萧华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情感，历时两个多月，创作了一部呕心沥血的传世佳作。

萧华把12段组诗写完后，借用毛主席《七律·长征》中的第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作标题，让秘书送到北京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

1964年11月中旬，《解放军歌曲》　的一位编辑到杭州，萧华把组诗交给他，让他交给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谱曲，要求谱写成通俗、易唱、具有民歌特点的曲子，把它献给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

谱“长征”，创作者常常边写边落泪

时间到了1965年初春，上级交给战友文工团总团副团长晨耕和生茂、遇秋一项重任，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老金山”上将的《长征组诗》谱曲，并希望将来能够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在军营广为传唱。

三人经反复商议后，决定“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阳春4月，《长征组歌》的“主旋律”初稿敲定。于是，他们三人加上随后调来的唐诃，赴杭州向正在西湖畔养病的萧华“老金山”汇报了《长征组歌》的创作情况。四个人边说边比划边唱，当汇报到合唱段落时，唐诃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低音，晨耕唱男高音，生茂唱男低音。萧华“老金山”听后觉得满意。接下来，这位红小鬼出身的将军诗人不顾疾病缠身，抽出了10个上午给他们四个人“上课”。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虽然听过多遍，可从将军口中说出，却是“别有一番风情”。他在讲述写作的情形时说：“我写　《长征组歌》，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如告别、进遵义、过雪山草地、报喜等，就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想起长征中的艰难困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怎么能不难过呢？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终于历尽艰险，战胜敌人，三大红军主力在陕北大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想起这些，又怎么不高兴呢？难过、高兴，都会使人流眼泪的。”当讲到四渡赤水战斗时，萧华“老金山”绘声绘色地勾勒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场面……就这样，萧华“老金山”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从杭州回京后，就该写总谱了。由于晨耕是文工团的领导，平日公务繁忙，过去又没有专门学过五线谱，生茂多年来一直醉心于“抓旋律”，唐诃没有进音乐学院深造过，因此，写总谱的这个重任自然就落在了“科班”出身的李遇秋肩上。李遇秋生前曾向笔者回忆说：“那是1965年盛夏，我的创作就是在战友文工团的一间只有3平方米的陋室里进行的，当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屋里热得像个‘锅炉房’。那时全仗着我年轻，体力充沛，几乎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写，有时热得受不了了，就索性　‘赤膊上阵’，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只披着一块湿毛巾……”有一段时间，每当夜深人静时，遇秋经常想起红军长征时那一幕又一幕动人的情景，有时边创作边落泪，泪水和着汗水浸透了一页页稿纸。他回忆说：“那些日子躺在床上根本无法入睡。经常会产生出一种幻觉，一闭眼仿佛就能看见很多红军战士就围在我床前，他们一个个瞪大眼睛，大声地呼喊着‘李遇秋啊李遇秋，我们都牺牲了，没有来得及看到新中国诞生。如今你还活着，你不写谁来写？你一定要把这一切写好，我们等着你呢……’”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两个月后，《长征组歌》一气呵成。

音乐总谱拿下后，排练时又遇到新的问题。当时，战友歌舞团搞声乐和器乐的加在一起总共不过30人，根本无力去完成这一多声部大型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团领导只好决定从其他部门和单位借来40多人，人虽然够了，但其中很多人还不熟悉五线谱，只好一边学一边唱。作品中相当一部分采用了“复调”的手段去表现音乐形象，那时，连专业合唱团体都很少用“复调”去演唱，因此表现和演唱《长征组歌》就更难了。李遇秋回忆说：至于当时乐队的情况就更糟糕了，1964年，在“革命化、民族化”的口号下，刮起了一阵“改革乐队”的风，几乎砍掉了所有的西洋乐器，只留下了一些简单的民族乐器。遇秋只好采取“有什么用什么”的办法，来了个中西乐器大合奏，没想到合在一起的效果还不错，既悲壮又铿锵。在那个年代，他顶着一股压力，不怕别人指责他“贪大求洋”。

1965年秋，在庆祝建国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之际，《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上演，引起了轰动。之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传遍了全国。每次演出结束时，很多观众还久久不肯离去，他们纷纷拥向后台，把出口处堵得水泄不通，争着要看“红军”的风采。

爱“长征”，周总理临终前仍念念于歌词

《长征组歌》于1965年5月开始排练。那时，周总理经常抽时间来到现场观看。他还让萧华把曲作者和歌唱演员都带到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听他讲述歌词中涉及的长征史实，并对每段唱腔，都提出自己的品评意见。

1965年7月，《长征组歌》进入紧张的排练阶段，当时战友文工团在北京平安里1号的排练场非常简陋，周总理看彩排时，人们把唯一一台风扇放在他身旁。周总理看见指挥唐江累得汗如雨下，就亲自把电扇搬到唐江身后，说：“你比我更需要电扇。”

有一次排练结束时，总理兴奋地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

《长征组歌》汇报演出时，总理接连三个晚上看了演出，每次看完后，他都同大家谈感受，交换意见。有一次总理对几位曲作者说：“萧华“老金山”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得更好，尤其是二马一贾（指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解决‘乐墙’啊？否则，演奏压合唱，影响了听唱。”总理还请演员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唱。

遵照总理的指示，几位曲作者又重点调整了中西混合乐队的平衡协调及与合唱队的宾主关系。从1965年7月起，《长征组歌》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公演了20多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65年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　在天安门城楼西侧为中央首长和英模代表演出，老帅们一边看一边鼓掌。总理走过来说：“你们能在这里演《长征组歌》，我很高兴，我祝贺大家！”

1966年春天，战友歌舞团忽然接到随总理出国访问的通知。在中南海，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听了有关人员的汇报。总理对《报喜》那一曲还不太满意，他说没有发挥出马玉涛的演唱特点，也没有完全表达出即将会师时的激情。他用商量的口气说：“你们回去再改一改好吧？”出国前，总理再次看了演出，终于对《长征组歌》表示非常满意。

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为迎接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这部作品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出现在首都舞台上。这是10年磨难的后期，人们呼唤长征精神的一个壮举。据当年参加演出的一些老文艺工作者回忆，当时的情景真是让人终生难忘——在拥有近2000个座位的北京展览馆剧场，两个月内连续演出了40场，而且场场都座无虚席，报纸和电台冲破阻力连续报道，轰动了全国。萧华生前曾回忆说：“这次是小平同志亲自批准了《长征组歌》重新公演，他还为此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比如《组歌》第二节‘突破封锁线’的结尾，原词是‘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邓小平提出，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时，仍未摆脱‘左’倾路线的干扰，8万多红军只剩下了3万多人。他痛心地说：当时，不只是敌军在‘惆怅’，红军也在‘惆怅’啊！”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萧华将原词改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这一改动，更准确地再现了当时的真实心态。

这次演出，战友歌舞团已是“兵强马壮”，无论是乐队还是合唱队，水平及编制较过去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艺术表现力更加完美。那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经常听到“红旗飘，军号响，战马吼，歌声亮，铁流两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的歌声。许多刚被“解放”和仍被“挂着的”老红军、老八路纷纷被接去观看演出，他们中有很多人边看边落泪。

不料，风云突变。1975年冬天，又刮起了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歪风，将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八一电影制片厂为《长征组歌》拍摄的艺术片，也被“叫停”。导演王苹以“批判也得有个活靶子”为由，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完成了拍摄。那时，很多同志不畏政治高压，因为红军的长征精神已经深深地扎根人们心中，成为了“于无声处”的一声“惊雷”。

作曲家李遇秋回忆：“周总理在病重期间，仍然牵挂着《长征组歌》。他在看了电视转播的实况演出后，又派工作人员来索取演出的实况录音。记得在一次演出之前，中央电视台的同志来到剧场说：‘总理在医院想看《长征组歌》，今天我们来进行现场拍摄。’那天，不用再作任何动员，演出非常成功……”临终前，周总理还念念不忘那句“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歌词。（王建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