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煜　樊容君

　　今年8月底以来，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的林毅夫和张维迎就“中国政府该不该使用产业政策”展开了激烈辩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本月9日，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林毅夫与张维迎相约面对面“交锋”，展开了一场关于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大辩论。

　　林毅夫：
　　产业政策不是政府帮企业做决定

　　林毅夫以“产业政策和国家发展”为主题从他一直以来研究的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观点进行了阐述。
　　他认为，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和补贴、工业园或加工出口区、研发补助、垄断或特许经营权、政府采购，以及强制规定等。
　　“我们不能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都失败而就不使用产业政策了，那就像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同倒掉’。”林毅夫指出，以目前世界上国家为基础，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而实现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不用产业政策的发达国家。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林毅夫阐述了一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潘塞和索罗领衔的研究。
　　在斯潘塞和索罗领衔的这项研究中，主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持续25年年均GDP增长率在7%以上的13个经济体进行了研究，并指出，这13个经济体的成功有5个特征，即开放经济、宏观环境稳定，高持续高投资、有效的市场和积极有为的政府。
　　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这是本次辩论林毅夫必须要解答的问题。
　　他指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产业结构实际上由其要素结构决定，“总要素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在每一个时点上面的总预算，相对丰富的结构决定相对价格，而相对价格则决定在哪种类型的产业上会有最低的生产要素成本。”
　　林毅夫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某产业的要素成本在国际上最低，则此行业中的企业只要有自身能力就可以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不需要国家保护补贴而生存下来。
　　“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符合其比较优势，则是有竞争力的。”林毅夫说，但我们知道，低收入国家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在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如果发展中国家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来实现经济发展，就必须要从传统的密集型的产业，慢慢地进入到资本用得比较多的制造业，最后进入到服务业。
　　“要最快解决产业结构升级问题，最好方式就是遵循每一个时点的比较优势来选择资源禀赋要素。”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出发对“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进行解答：如果你按照要素禀赋结构优势来选择产业就会得到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一个产业除了生产成本还有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由软硬环境所决定，硬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如电力、道路、港口等，软环境就是制度安排，如法律、产权保护、金融的管制等。只有一个产业的软硬环境都完善了才能降低交易费用。
　　因此，如果政府、社会能把相应的软硬环境完善，交易费用就会降低，从而总成本也会降到最低，总成本最低就拥有最大的竞争力，拥有最大竞争力就能有更多的剩余，就会有更高的投入回报率。
　　“这样，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可以不断地从资本相对短缺的产业向资本相对丰富的产业进行技术转型。”林毅夫说。

　　张维迎：
　　反对产业政策不等于否定政府作用

　　张维迎认为，相对于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他眼中的产业政策更加“狭义”。
　　在他的定义里，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私人产品”和“选择性干预”是关键词，不认同把公共产品、专利保护、地区政策和普遍性政策归为产业政策。
　　张维迎认为，众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率高企是因为“拥护产业政策的人总是假设，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
　　历史证明，创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统计规律可循，即哈耶克所说的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众人的独立努力”。在他看来，创新来自于企业家的分散化决策，而产业政策与之相悖，是集中化决策。
　　张维迎认为，一项政策的后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展现出来，短期内看上去好的政策，长期看可能是坏的；　政策后果的好坏不仅依赖于政策的制定，也依赖于政策的执行。
　　在林毅夫的观点中，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其论述有关产业政策问题的重要论据。张维迎认为，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想用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证明李斯特的国家主义。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石。”张维迎说，“但是林毅夫认为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决定，且假定资本和劳动力（包括人才）在国家之间是不流动的。”
　　张维迎认为，在资本和人才流动的情况下，要素禀赋的重要性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降低。
　　“所以要素禀赋不重要，因为现实中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张维迎指出，因为动态比较优势主要是企业家创造的，所以企业家才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