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访谈】

　　编者按：社会智库作为重要的智力生产机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成部分，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条件，也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力量之一。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建设谏言改革、服务改革的社会智库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院25年以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一方面以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系列研究成果；一方面“以改革的办法办院”，推行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改革智库的新路子。这一样本对于我国社会智库建设具有哪些启发与借鉴意义？记者就此专访了该院院长迟福林。

　　以更高质量的改革研究成果奉献社会——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本报记者 曲一琳

　　记者：智库建设既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又要坚持专业性与特色化。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于20世纪90年代建院，当时就紧扣“改革”这一主题，是基于哪些考虑？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作为一直跟踪改革发展问题的智库学者，您对当前改革发展有什么看法？这种时代特征，对智库提出了哪些更高要求？

　　迟福林：中改院是中国改革的产物，也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改革开放大环境所创造的体制和机制，为中改院的产生、成长、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土壤。随着改革的深化，尤其是中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之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开始被触及，迫切需要人们对改革理论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在此背景下，中改院自1991年11月1日建院起就定位于服务国家改革实践和政策决策，并持续为之努力。

　　进入新时期，我国面临着新的转型改革。这场改革，是经济增长方式、行政体制、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不仅需要推进需求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实质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涉及范围、攻坚难度、历史意义均不亚于38年前开启的转型与改革，对未来中国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此情况下，作为研究中国改革的智库，责任、压力更大，需要付出的努力更多。不仅要有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并将之与个人价值追求相结合，形成持久的耐力和冲劲；还要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具备过硬的国情研究能力，把握好改革全局并提出务实、可操作的行动建议。

　　记者：我们知道，中改院25年来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建言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为中国改革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请您择要介绍其中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重要成果和观点。根据这些经验，您认为智库研究应注重哪些因素，才能真正咨政启民、辅助决策？

　　迟福林：作为中国改革智库，中改院的基本职能就是提出改革建议，服务改革决策，促进改革共识。围绕这一职能，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问题导向的改革行动研究。例如，1995年率先提出“尽快实现农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的建议；2003年，在应对SARS危机中，首倡“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2004年建言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2010年，首倡“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近年来，又率先提出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以经济转型为目标推进结构性改革等建议。

　　以政策与体制为重点的咨询研究。25年来，中改院向中央有关部委提交了200多份政策建议报告、咨询报告。其中，1998年提出的建立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建议，2009年提交的“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推进‘十二五’改革”的建议报告和提出的“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2013年提交的“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30条建议）”等，都成为党和国家起草文件、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2015年，受国务院办公厅委托，承担“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第三方评估，这是我国社会智库首次参与国事评估。

　　探索改革理论创新的基础性研究。例如，自1993年开始陆续出版了《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丛书，深入探讨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最早提出“二次转型与改革”的理论命题。第一次转型与改革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主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次转型与改革主要是改变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建设消费大国，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一带一路”建设深度实施的大背景下，明确提出“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的建议。

　　扩大改革影响、凝聚改革共识的研究成果出版与改革信息服务。我们已出版290余本改革专著和编著，公开发表2000多篇改革研究论文，并连续出版中国改革研究报告，建设中国改革信息库等。

　　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我认为：社会智库的历史价值，重在建设与推动。智库不是政策决策的“诠释者”，也不是“批判者”，而是在客观、前瞻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建设性战略的“建设者”和政策建议的“推动者”。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一方面，要坚持中国道路、立足中国国情、聚焦中国发展、发出中国声音；另一方面，要不断强调体制机制创新，保持独立性，强化专业性，提供具有前瞻性与战略性的决策建议。

　　具体来说，首先，要提高研究的客观性，这是社会智库的立身之本。要注重调查研究，并保持经费、人事管理等体制机制的相对独立。其次，要加强专业化建设，形成独特品牌和自身优势。再次，要把握趋势，拓宽国际视野，更多地“谋万世”“谋全局”。最后，要注重创新，这是社会智库的生命线。

　　记者：一面服务国家，一面强健自身。要充分释放社会智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正能量，重在创新体制机制，形成健康而有活力的智库机体。中改院在此方面有哪些成功经验？在此进程中，您感到当前社会智库发展还面临哪些内外障碍，应如何破除？

　　迟福林：可以说，25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体制机制的探索与改造，逐渐形成了一些特色和方法，在此分享三方面的经验：

　　坚持小机构、大网络的运作机制。我们自身团队仅有50人，但建立了由来自50多个中央相关部委办局、31个省（市、自治区）相关部门、科研机构和重点高校2000多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大网络”，共同进行改革研究。没有过多养人，却汇聚了一批高层次、多学科的资深改革研究专家。特别是学术委员会，有效地把中改院研究的理论性和对策性结合起来，扩大了研究成果的影响。形成机构合作网络，与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多个省的相关机构结成战略合作伙伴。

　　坚持不断扩大国际交流合作。这是我们机构和业务建设的突出特色之一，25年来经历了执行双边、多边项目，到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再到以国际合作研究带动国际交流合作的转变。例如，中改院曾作为博鳌亚洲论坛唯一的智力支持机构，连续5届为论坛年会提供主题议题设计等智力支持；2007年，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研究撰写以“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为主题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14年发起设立中欧改革论坛，率先提出并不断建言加快中欧自贸区建设。

　　坚持体制机制创新，“用改革的办法办院”。中改院从建院开始，坚持公益导向，企业化运作，不要财政拨款，依靠社会力量办社会智库，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1992年中改院就主动退出财政事业编制，由此走上“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积累，自求发展”之路。这种机制确保改革研究的独立性、客观性。实践证明，这是中改院不断发展的关键所在，其意义绝不仅仅是为国家节省了经费，而在于客观研究，在于提升机构的活力与效率。解放了思想，增加了活力。

　　从整体来看，我国社会智库自20世纪90年代起步，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发展还较滞后，难以适应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和科学决策的需要，突出表现在：数量较少，目前仅占智库总数的5%；规模较小、影响力较弱、国际知名度不高，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多；资金、人才短缺；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用改革的办法办社会智库，鼓励社会智库大胆探索，创新体制机制。还要进一步理顺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形成有利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体制制度环境。建议尽快研究制定《公益法人法》，赋予社会智库公益法人地位，逐步建立政府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发展的法治框架；研究制定对社会智库多层次的支持办法，完善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社会智库建设；为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如尽快建立对社会智库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健全政策评估制度，完善社会智库研究成果的“上达”机制和决策层的“兼听”机制等。

　　记者：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为改革献策亦如是。中改院培养了乐于奉献的改革研究人才队伍，坚持25年为改革献策，这种文化氛围是如何养成的？您怎样看待智库核心价值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迟福林：多年从事改革研究工作，我们享受过成功的喜悦，也承受过困难带来的压力。一些前瞻性观点在提出之初并不被人们所接受，还引起过争议，但我们始终坚持客观、专业的学术精神，研究和建议最终为实践结果所证明。这种坚持，与中改院的文化建设是分不开的。

　　建院之初，中改院就倡导“三种精神”和“三个为本”，即倡导刻苦工作的敬业精神、团结协作的集体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主信用为本、以创新为本。多年来，我们始终把改革的责任意识放在第一位，把岗位责任和时代责任紧密联系。在追求改革、奉献改革的坚定信仰和责任感的感召下，我们凝聚了一大批具有同样时代精神的奉献者。有的专家明确说，来中改院就是为了珍惜和爱护改革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支持中改院义不容辞。

　　我们深深感到，文化建设是社会智库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价值是社会智库自身最过硬的“软实力”，也是智库发展的不竭动力。社会智库学者应始终恪守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将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实现与国家、民族发展的时代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实现自身价值。

　　记者：25年是一个崭新的起点。发挥社会智库作用，未来中改院的改革研究重点是什么？您对中国特色新型社会智库未来发展有哪些展望与期待？

　　迟福林：站在发展新起点上，我们将努力建设中国改革智库，主动承担责任、创新体制，以更多、更高质量的改革研究成果奉献社会。坚定用改革办法办院，在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上积极建言献策；加强改革理论创新，为改革实践提供理论参考；把壮大改革主流舆论、凝聚全社会改革共识作为努力建设中国改革智库的重要使命；创新社会智库发展的体制机制，增强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继续深化结构性改革研究、“二次开放”研究、中欧自贸区研究、泛南海经济合作圈研究、东北振兴问题研究、改革基础理论等方面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长转型改革的关键时期，新情况、新问题、新课题不断出现，迫切需要集思广益、吸纳各方智慧，这为社会智库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社会智库要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超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行业利益，更好地服务于改革政策决策，在推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发挥积极作用，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为提升我国国家软实力贡献独特力量。

　　（本报记者 曲一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