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于近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我国信用制度建设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意见》的发布，无论是对化解司法系统的“执行难”问题，还是对诚信社会的建设，都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诚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由于诚信制度不健全、公民诚信意识培育不足、对失信行为缺乏联防联控和联合惩戒机制，导致社会失信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在司法领域，因为被执行人的失信行为而导致的“执行难”问题日益突出，给司法公信力乃至社会信用秩序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党和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解决社会诚信问题，建设诚信社会，构建诚信制度体系，根除“执行难”所存在的社会土壤。

　　对此，党和政府高度重视，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把诚信社会的系统化建设提上了议程。同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以此为契机，“褒扬诚信，惩戒失信”成为我国诚信社会建设的指针。两办出台的《意见》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它必将对诚信社会建设发挥有力的保障作用。

　　从两办发布的《意见》来看，解决“执行难”的关键在于落实跨部门协同监管与联合惩戒机制，其旨在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工作体制机制，以褒扬诚信、惩戒失信，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信用环境。各地区、各部门只要认真贯彻上述要求，在协同监管、联合惩戒方面真抓实干，就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

　　《意见》的“联合惩戒”措施周详细密，堪称完备。如此严密的“法网”，将使失信被执行人无所“遁形”。这些措施包括从事特定行业或项目的限制，如设立金融公司的限制、发行债券的限制、合格投资者额度的限制、股权激励的限制、发行上市或挂牌转让的限制、设立社会组织的限制、参与政府投资项目或主要使用财政性资金项目的限制，等等。另外包括政府支持或补贴方面的限制、任职资格的限制，后者指担任国企高管限制、担任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限制、担任金融机构高管限制、担任社会组织负责人限制、任职公务人员限制、入党限制、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限制以及入伍服役的限制，等等。

　　此外，《意见》还在准入资格、荣誉和授信、特殊市场交易、高消费及有关消费、出境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具体限制。通过这些限制性措施，相信会使失信行为受到有效抑制，因为对失信被执行人来说，“一时失信，处处受限”的滋味是不好受的，而且其自身利益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伤害。对他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信用为上、履行义务。否则，一时的失信行为会导致其付出高昂的代价，不堪设想的后果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自然会消解其失信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密的惩戒措施对失信者归于诚信是一种不得不为的选择。

　　但是应当看到，光靠刚性的制度约束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诉诸道德教育的“软性”力量，培育诚实守信的道德意识。诚信道德的教育应当“从娃娃抓起”，将相关内容及案例、典型等编入中小学课本，使我国公民从小学起就树立起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道德意识，并“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此外，还要通过媒体宣传、专家宣讲等形式弘扬诚信文化、鞭挞失信行为、褒扬先进典型，营造一种“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舆论氛围，逐步形成一种崇尚诚信、远离失信的社会风尚。这也是“德治与法治”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道德教育与法律制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了立体防控失信行为的“堤坝”。

　　《意见》还提出，在诚信社会建设中，应当由社会力量积极介入，应当鼓励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等使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结合各自主管领域、业务范围、经营活动，实施对被执行人的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又提出要建立健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社会信用档案制度，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作为重要信用评价指标纳入社会评价体系。

　　这表明，当前诚信社会的建设已经突破了“国家主导”的模式，转为国家与社会力量相结合进行综合治理的模式，反映了我国社会治理能力的日益提升。通过诚信制度的建设，会逐步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让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从而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

　　（崔永东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