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全球话语体系中的“三种论调”

王向明：随着我国全球战略布局的稳步推进，由于根本利益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战线上或明或暗的斗争只会更加频繁和激烈，双方势必在国际话语权、道义制高点以及发展模式等方面展开愈加正面和广泛的较量。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我们在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和维护在全球话语体系中合理地位方面，必将面临愈益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当前，意识形态战线上的工作必须为我国全球战略布局提供国际话语支撑，这就需要我们自觉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清醒地看待意识形态工作在全球话语体系中面临的挑战。

首先，从国外来看主要存在三种言论。一是“中国威胁论”。2016年4月5日，美国防长卡特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渲染面临中国或俄罗斯的威胁。卡特首先强调，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以及恐怖主义是美国当前面临的五大战略挑战。卡特的言论是近期美国渲染“中国威胁论”的缩影。与以往的“中国威胁论”相比较，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表现出多元复杂的特征。就其宣扬主体而言，既包括西方国家，又包括周边相关国家。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既包括“军事威胁论”“网络黑客威胁论”“意识形态威胁论”，又包括“经济威胁论”“文明威胁论”“生态威胁论”等。从表面来看，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全球战略布局有关，但其实质上是西方及周边相关国家，基于自身危机意识，缘于形形色色利益因素，用来制约中国发展崛起的一种政治手段，是冷战时期“零和”思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体现和反映。

二是“中国责任论”。随着中国全球战略的加快实施，国际社会逐渐兴起了“中国责任论”，大有压倒“中国威胁论”而成为中国面对的主要国际舆论的势头。随着在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中中国地位的相对突出，随着G2（两国集团）和Chimerica（中美国）等说法在西方媒体出现，“中国责任论”很可能成为主导性的国际舆论，分析国际社会宣扬的“中国责任论”将成为中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重大挑战。就其本质而言，“中国责任论”就是要以发达模式来塑造中国，并要求中国与其合作来共同维护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

三是“新殖民主义”。随着中国全球布局的较快，中国企业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并收购某些西方的大公司，中国在国外修筑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遍布苏丹南部到红海、印度洋到昆明以及西伯利亚到中国大陆的北方等等。除外，中国在尼罗河等地修建大坝工程大量的基础设施。这些布局在为中国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改善。某种意义上，“新殖民主义”正是西方利用自己的话语权优势，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只重利润、只会“索取”而不关心沿线国家发展和人权的国家。

其次，从国内来看，意识形态研究工作滞后，尤其是话语权解释工作落后于时代和中国实践。一是意识形态研究的议题过于宏大，视角过于狭窄。当今时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世界格局和中国现实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表现在社会结构呈差异化和多态化，运行方式与控制机制呈非中心化和弥散化。面对变化的世界格局，如果意识形态要为全球战略布局提供有力支撑，宏观解读范式往往会成为缺乏创造力和解释力的抽象教条和思辨理论推演，难以准确切中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微观问题。因此，全球战略布局中的意识形态工作要把研究和宣传议题微观化和视角的多元化，从而实现从微观具体的视角切中全球战略布局中面临的问题。

二是意识形态话语设置能力不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鲜有基于中国国情、称得上创新并引起世界关注的理论成果，不能为中国全球战略布局提供有力的话语支撑，大多数是追随西方学者创新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和国家战略，结果往往陷入被动反击的局面。同时，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设置往往难以跟上时代步伐。中国全球战略布局应该纳入到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之下，阐述其时代背景和世界意义，而我国学者大多没有从“冷战”格局的话语体系下解放出来，从而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具有解释力的结论。

三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处置方式不够得当。恩格斯曾经说过，形而上学的致命缺陷就是“在绝对不相容的‘两极’中思维”。而我们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处置方式则不时出现这种情况。有时过于“宽松”，对于各种有悖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管理不到位，特别是对网络平台上各种杂音的喧嚣。但有时又将意识形态泛化，将许多社会文化现象简单地打上意识形态的标签。这种状况既影响了某些本来非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学术研究，也为西方批判中国全球战略提供了借口。中国全球战略布局下的意识形态工作需要改变原有的话语处置方式，需要设置既有利于中国发展又能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话题，既要立足中国全球战略，又要对接全球化的世界格局，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足点上，锤炼出让世界能够理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话语。

因此，要应对全球战略布局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新任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地看待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英国的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我们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世界的界限。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陈旧话语已经影响了我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因此，我们要立足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立足我国全球战略布局，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转变我国的思维方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工作要跳出内外有别的话语模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寻找和构建真诚而贴切地表达中国全球战略布局的话语，并让这种话语表达与世界人民的希望与期盼相契合，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这种话语不仅是民族的，而且应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第二，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发出中国声音。中国全球战略布局的意识形态工作务必始终保持清醒政治头脑，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做好各项防范化解、防守反击工作，打好防御战。同时还应密切观察斗争态势的发展变化，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渠道、方式和手段，勇于和善于“走出去”，打好主动仗，努力化不利为有利，推动整个战略布局由被动向主动的根本性转化。

第三，加强中国国际责任论的研究。政府和学术界需深入思考中国的全球责任定位问题，首先，坚持实力与责任相匹配的原则。只有自身实力强大，才能更好地成为责任大国。当前，国际社会的“中国责任论”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需求，发达国家的利益在于通过转移责任降低其霸权成本，从而更长久地维

持其霸权周期。从目前看，中国总体上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主要责任在于发展，强壮自身实力的国内责任大于分担国际责任，并且履行国内责任也是分担国际责任的表现。其次，地区责任大于地区外的全球责任。经营好周边是中国的安全之基，这可能是指导中国国际战略的一项长期原则。当前，中国还面临着国家统一的难题，中国还不是海上强国，中国周边还潜藏着很多矛盾与冲突。这些地区潜在冲突都与中国有直接关系，涉及到中国的主权及安全利益，考验着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智慧和能力。

第四，加强“中国威胁论”研究。“中国威胁论”成了某些国家国内政治中的惯用工具，成了国际社会中的一种权力话语现象。每当某些国家遭遇国内相关政治议题时，往往搬出“中国威胁论”。在中国全球战略布局过程中，首先面临的就是“中国威胁论”的意识形态话语，对此，政府和学术界首先应该培育与中国大国地位相适应的从容心态，冷静理性地看待来自国际社会的赞誉与诋毁，不为外界的种种鼓噪所动，不被“棒杀”、不被“唱衰”，展示给世人泱泱大国包容万物的博大胸怀。其次，应积极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随着国家全球化战略布局步伐的加快，我们应具备全球战略眼光，积极主动地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要综合利用各种手段，重视并发挥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塑造并掌控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话语权。最后，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形成基于中国特色国情的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并通过民间学术交流，增加国家间的信任。 

回击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势

苏长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使命的完成，新兴独立国家如何搞经济建设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潮流。美国在意识形态布局上是对这些新兴独立国家推广对抗式民主制度，一定程度上导致这些国家出现分裂或者内部出现对抗的政治局面，进而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冷战时期，以各种社会主义形式立国的发展中国家不少，但是从冷战结束到今天，这类国家或者这类国家内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力量被相对削弱。

美国意识形态布局面临挑战，根子在于世界政治出现了新一轮政治自觉运动，不少国家对美国模式产生怀疑，美国模式的吸引力在下降。同时，美国强推意识形态的方式方法引起越来越多国家和媒体的反思，“颜色革命”的招数越来越被有警惕意识的国家所看透。可以说，今天美国在国际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中的优势受到影响。

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下一步，我国全球战略布局与意识形态工作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学理上要有力回击西方的人权民主意识形态攻势。西方媒体和教科书对我国投资进行系统的诋毁，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工会、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进行歪曲性报道，不利于我国海外权益保护的舆论支持工作。对此，我们必须要有针对性的做法。目前，不少学术研究议程简单跟着西方媒体走，缺乏对中国海外权益和海外投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阐述和解释，有影响力的阐释难以在当地落地生根。为此，要有一批能从原理上将西方宣传的自由民主人权话语体系的虚弱性讲清楚说透彻的学者和媒体，理直气壮地在国际学术对话中扭转我们在此方面被动的局面。同时，又要有一批熟悉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学者，在国内外客观地介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当前，以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为抓手，首要的是写出一系列能够被国内外接受和使用的教材专著，影响年轻人、外国人，尤其是要影响参加MBA和EMBA学习教育的企业界人士。

二是以文明共生代替文明冲突。要汲取美国全球战略中意识形态布局的教训，也就是从输出、对抗的意识形态布局，转为更具有话语制高点的不输出、不对抗模式。为此，需要在国际上强调文明共生、文明对话，而不是文明相互否定、相互贬低、相互冲突。当今世界谁能将不同文明聚合在一起进行对话，谁就能抓住未来并引领文明的发展。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帮了美国倒忙，使得美国陷入意识形态僵化和文明冲突自我实现的预言中。我们需要超越这种模式，通过在海内外举办文明对话、文明共生的研讨会、论坛等各种方式，明确反对文明之间相互贬低、相互敌意的舆论和行为，这是抓住世界民心的一个机遇。 

讲述传播对象能准确理解的“中国故事”

周方冶：从目前来看，我国对外意识形态宣传工作，还有明显不足，最突出的就是在话语体系表述方面具有强烈的中国性，缺乏普世性。换言之，就是宣传内容主要是基于儒家文化传统、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群体记忆，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尽管这些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但是具有很强的中国性，对于非中国人而言，很难理解我国意识形态话语的准确内涵与深刻寓意，从而很容易将之视为无谓的语言修辞而拒绝接受。

我们总是说，西方人在看待我们的时候戴着有色眼镜，但问题是，这种认知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事实上，即使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外汉学家，在理解当前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述上，也很难比得上一个普通的中国民众，这是长期的社会经验性差异导致的。

因此，要改变目前海外意识形态工作的不利局面，就需要在话语体系表述方面多做工作，利用通俗的、直白的、具有共同历史经验的、符合传播对象文化背景的、容易在感性层面引发共鸣的表述方式进行宣传和解释。讲好“中国故事”，关键是要讲述传播对象能准确理解的“中国故事”。 

强化对全球问题的超前研究，提出中国方案

赵龙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特点、新变化，坚持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就我国外交战略方针和政策主张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发展期和开拓期，全球战略布局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和积极进展。如何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建立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让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我国的经验和理念，所有这一切都为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是全球性。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所以在提出、阐述和分析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必须站在全球的角度，关注全球的利益和兴趣，才能比较有效地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可。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和重视比较薄弱，现在必须扭转这种局面，注意兼顾国际国内的兴趣和利益，只有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才能保证我们国家的地位和利益。

其次是责任性。在新一轮国际秩序的重构中，国际社会对中国寄予厚望，我们不仅应该自觉地承担起区域进而全球治理的重任，而且要善于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既要维护国际道义，更要给国际社会带来希望、带来发展。过去西方国家总是把我国说成是搭乘国际社会“便车”或“便宜车”的国家，我国要以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证明，我们不仅是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也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再次是准确性。要将宝贵的资源用在最需要使用的地方，要准确地传播中国的理念，特别注意讲好“中国故事”，向外宣传我国的正面形象和积极作用，化解西方社会对我国的误解，增强我国全球战略布局的透明度，审慎处理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避免由于误解而浪费资源，甚至增加国际合作的成本。

最后是时效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社会的依赖性越来越高，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问题都可能与其他地方存在着关系，我国需要及时有效地发出中国的声音，掌握国际社会舆论的新动向，从而引导其为我服务。这就需要我国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和战略投入，强化对全球问题的超前研究，重视全球治理方面复合人才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