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长期放缓的风险

　　中国经济新常态最重要的特点是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和接受这一基本特征，但对任何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长速度长期放缓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里讲的经济增长放缓不是短期的周期性波动行为，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也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面临风险的总背景。这一点是十分重要且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波动大大高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曾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应对经济风险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但是过去讨论风险时，有一个潜在基调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有很强的通过增量化解风险的能力。但现在情况已经逐渐发生根本变化，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增长将逐步减速。而在这样长期增长减速的背景下，经济体相对而言会更加脆弱，自我抗风险能力面临考验。从经济发展模式同我们相对接近的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来看，不但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过后都经历了长期放缓的过程，而且在此过程中都出现或面临了重大的经济金融风险，说明长期增长放缓过程是一个风险更高、不确定性更高的过程。

　　社会对长期增长减速的准备不足、不适应也可能带来风险。各级政府需要逐步调整自己的政策目标、政策运作模式。企业需要调整盈利预期，修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比如说，一些企业可能在原来的环境下制定了一个快速发展、密集投资的发展战略，现在发现这一战略和新的宏观环境并不适应，未来面对着更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将投资项目放缓或暂停，重新评估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需要调整自己的收入预期、投资决策、消费与就业行为。新常态之所以称之为“新”，就是大家过去所不曾经历过的。在过去几十年，全社会已经习惯了中国经济经常性的两位数增长，大家可能对新常态不适应，有一个不断学习、试错和适应的过程。社会经济行为的调整无疑也会加大经济的不确定性，滋生风险因素。

　　结构调整缓慢的风险

　　结构调整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任务，也是制约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之一，其过程也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以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攻坚战--化解过剩产能为例，目前中国在钢铁、水泥、焦炭、造船、光伏等多个行业都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而且这种产能过剩已经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根据有关研究，按照低于80%产能利用率的标准，1998年以来中国处于产能过剩的季度占全部季度数的将近70%。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市场机制环境下，企业按照市场信号进行生产也会出现产能过剩，但一般不会是大范围的长时间存在。从中国目前产能过剩的范围和严重程度来看，显然不能用正常市场波动情况下所出现的产能过剩来解释，背后必然有更为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如果这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要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即使靠外力干预把一些过剩行业的产能压下来了，但是如果企业和投资者的行为没有改变，将来依然会创造新的过剩产能，或者在新的行业创造产能过剩。经济结构调整的另外一个风险是，中国可能在一些过去的优势产业中面临着全球竞争力的下滑。今后一个阶段，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以及政府各项环保、社会政策的日趋严厉，资源要素的价格会进一步上涨，劳动力成本总体上会继续上升，中国企业低成本生产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在这个时候，一般也是产业进行国际转移的重要阶段，如果出现大规模传统产业比如制造业，从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而一些新兴行业又未能及时发展壮大，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也不是空穴来风。

　　创新驱动低于预期的风险

　　中国经济的长期出路在于从过去对投资拉动的高度依赖转向创新驱动。当前从上到下都对“创新”充满热情，寄予厚望。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企业的创新水平能否达到大家的预期，创新驱动何时能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些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和过去相比，质的变化还并没有到来。

　　从产业基础来看，目前我国绝大部分产业还属于传统产业，属于创新含量较低的产业。这些产业中企业的创新动力明显不足。一些企业习惯了在原来的政策机制下，更多靠获取廉价资源、低成本要素投入来推动企业的发展；在依靠创新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方面，基础和经验都不足。从研发水平来看，我们的技术力量基础还比较薄弱，创新人才的储备不足，真正在世界前沿的原创性科研成果还不够多。更重要的是，从创新的机制来看，各级政府在推进创新时更多地还是传统产业的政策手段和办法，没有从整体上形成卓有成效的创新政策体系。比如往往是政府划定重点产业、明确创新目标，甚至具体到技术路径选择，然后通过投入资源来支持相关企业发展。从过去的经验看，这种传统的产业政策模式往往难以真正促进大规模的创新活动。因为创新活动所面临的信息是高度分散和不确定的，创新的主体毫无疑问应该是企业，只有通过大量企业在各个分散的市场角落进行自主摸索，才可能识别出真正的创新机会。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着大量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不具备很好地识别创新机会的能力。如果通过传统的产业政策手段，由政府来确定产业创新的主要目标和方向，然后进行选择性支持，往往不但不能真正形成大规模创新成果，反而可能扭曲市场机制和企业的创新激励，进而成为创新的障碍和桎梏。因此，政府需要从过去以产业扶持为主的产业政策，转向创造环境和促进竞争的创新政策，这一转变需要政府主动消减自身权力，而因触及自身利益，难以一蹴而就。

　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

　　首先是银行体系的风险值得重视。过去两年以来，企业的盈利明显下降，企业盈利下降一般会经过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传导，使银行的坏账增加，从而给银行的运营以及进一步提供对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支持带来困难。另外，汇率风险也是金融体系另一个重要的风险来源。下一阶段中国将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汇率形成进一步市场化。应该说中国已经通过比较长时间的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为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从外汇市场的波动来看，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依然是一个重要风险因素。特别是大量的企业，尤其是金融机构还缺乏足够的经验来应对外汇市场的波动。从而可能在应对突如其来的波动时，采取了错误的应对，甚至产生恐慌，造成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波动。金融风险往往和实体经济风险密切联系、相互叠加，甚至推波助澜。当前中国很多实体经济部门高杠杆现象突出，企业平均负债率处于高水平。很多企业本来就处于经营困难时期，一旦金融体系出现问题，银行出现惜贷，企业将面临借贷更加困难、流动性更加紧张的局面，这样又会进一步加剧实体经济部门的经营困难；实体经济困难反过来进一步传导到金融体系，又会增加金融机构呆坏账，产生流动性萎缩。这一负反馈系统自我强化，严重时便产生金融危机。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全社会的信心问题。当大家信心不足的时候，会产生争先恐后的自保行为，从而产生“羊群效应”。当经济处于低谷时，全社会的信心往往比较脆弱，一旦一些消极因素出现，可能带来“羊群效应”，导致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政府债务与财政风险

　　应该说，当前中国政府的债务风险总体上是可控的。特别是从地方政府和中央债务的总体水平来看，低于国际通常使用的占GDP60%的参考比例值，尚处于安全区间。但中国政府债务的显着特点是地方政府负债水平较高。如果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保持平稳，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债务负担，但一旦经济增长低迷，财政收入出现困难，沉重的债务负担带来的压力可能就会显现。从中国各级政府的税收机制来看，虽然有明确的税率要求，但在实际执行上，往往是上级税收部门根据去年的情况确定下级政府的税收额度，这样今年的经济困难会更多地反映在下一年的财政收入中。

　　鉴于各级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基层政府财政状况还和房地产行业的走向息息相关。土地拍卖收入是地方政府十分重要的收入来源，甚至超过财政收入的重要性。过去的基本情况是，地方政府依靠财政收入维持政府的基本运作，而其推动经济发展，尤其是城镇化改造的主要资金便来自于土地出让收入。房地产行业的低迷会导致地方土地拍卖市场的萧条。一旦土地拍不出去，那么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将大大减弱。鉴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推动的依赖，这使得实体经济缺少了一个强劲的推动力，反过来也会导致政府债务和财政压力的进一步加大。

　　政策逆转与官员不作为风险

　　一段时间以来，虽然中国经济面临很多困难，但是宏观经济政策始终坚持结构调整优先的做法，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强烈刺激政策。对产能过剩行业也没有因为困难而采取明显的宽容和支持政策，相反力图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去产能和结构调整问题。但如果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困难进一步增加，将势必给各级政府的经济政策带来严峻考验。特别是地方政府在GDP下行、财政收支困难等重重压力之下，可能会丧失战略定力，显性或者隐性地加大短期刺激政策。这在短期内可能产生一定效果，但无益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结构调整和健康发展。

　　另外，在当前中央从严治吏、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背景下，“官员不作为”的现象值得高度重视。客观上，当前利益格局十分复杂，政府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积极行政必然会触及矛盾。面对严刑峻法，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更可能把回避矛盾和风险、行政不作为当作自己的务实选择。而当前中国经济恰恰又处在一个改革和调整的关键时期，十分需要敢于探索、勇于担当的官员，加上各地发展一贯对地方政府行为高度依赖，“官员不作为”无疑会成为经济改革发展的重要障碍。

　　（刘涛雄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所所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