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击水 奋楫者进——与专家对话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下行的趋势,起伏的纷争,若隐若现的贸易壁垒,受多种因素叠加冲击,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跌宕起伏,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抱着向何处去的疑问,各方专家学者近期齐聚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把脉世界经济,问计“中国方案”。
在热烈的讨论中,中国正在勠力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谈到这项改革对于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积极贡献,点赞者甚多;言及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困难挑战,抱疑者亦有。一些人忧心: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降低经济增速,其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稳定器”的角色是否会削弱?
如何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感?如何看待这项改革相对我国国情的适应性?如何理解主动“减速”?如何在推进改革中继续发挥我国的“制度红利”?就这一系列相关话题,记者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志勤展开了一番对话。
成效逐步显现,共识愈加凝聚
记者:去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正式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了通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强烈信号。您怎样评价这项改革半年多来的推进情况?
刘志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和政府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关系全局、关系长远。就在今年5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指出,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要树立必胜信念,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半年多来,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部门陆续出台配套政策措施,许多地区研究推出综合性实施方案,成效逐步显现,共识愈加凝聚。
记者:从经济学角度观察,我们过去经常强调的投资、消费、出口,属于需求侧。相对于此,为什么现在更加强调供给侧的改革?
刘志勤: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各种挑战,既有需求问题,也有供给问题。从需求看,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内需有效提振经济增长的力度减弱;从供给看,资源、能源、环境约束加大,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企业创新能力不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既存在低端产业的严重产能过剩,也存在着中高端产品和现代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不足。综合分析这些情况可以得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供给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从供给侧发力推动经济发展,既有迫切性,也有针对性。
记者:正如您所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也有一些观点认为,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增速下滑,以及由此衍生的一些问题,比较令人担心。
刘志勤: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不能再以速度为评判标准,而是要以质量和综合实力均衡发展为主要目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这个改革目标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经济显示出新形态,即:“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改革开放向纵深迈进。”这句话的中心首先是“稳”,这也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前提。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证实了这个新形态的准确性。经济改革没有在减速的情况下发生方向性改变,而是通过更加稳定的措施向既定目标前进。数据是最好的证明,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达6.7%,新增就业318万人,工业部门整体情况保持稳定,显示出我国经济增长仍在合理区间。要知道,这是在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0万亿美元基础上实现的增长,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完成的。这样的成果来之不易,同时也让人们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充满信心。
政府与市场,并非“竞争者”
记者:在需求侧和供给侧这个“跷跷板”之间取得适度平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刘志勤:具体问题需具体分析。目前,我国在大规模制造业如钢铁、煤矿和建筑领域,产能出现过剩,造成价格和市场波动;但另一方面,在服务领域的供给侧却比较乏力。许多国家在处理这类矛盾时,常常采取“削足适履”的方法,就是片面减少财政支出,减少工业产出,结果影响了就业,也没有解决好产品的市场流通。这是当前一些国家没能有效摆脱“经济下旋”所产生的离心力的主要原因。我国采取的政策正好相反,果断采取“修履适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确保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记者: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我们既强调“市场的手”,也强调宏观调控的作用。对此,一些人认为改革产生了“政府与市场”之争,这种观点您赞同吗?
刘志勤:我不同意这种观点。以德国为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政府紧紧抓住供给侧的管理,使得经济没有产生大的波动,就业保持稳定,出口保持后劲。同时,德国长期采取的是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给市场“有限的自由”,既保证市场充分的自由流动性,也保持强大的监管效力,这对我们是个有益的借鉴。从我国的实际来说,当前出现的产能过剩、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既与不恰当的行政干预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这就要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当前重点,是完成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重点任务,对此,您如何看待?
刘志勤:这五方面环环相扣,彼此影响。我特别想指出的是,一定要解决好“降成本”这个巨大挑战。因为“成本”是经济发展中的“牛鼻子”,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在工业产品上的“降成本”,涉及群众日常生活的“成本”,如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也需要认真解决、切实调控。这对于顺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适应国情民意,应有“中国方案”
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以来,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名词虽然不再陌生,但其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加深了解。我注意到,在各种各样的诠释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翻版,对此您如何解读?
刘志勤: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绝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派的翻版,更要防止一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借机制造错误认识。
记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刘志勤:西方供给派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较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而我们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较之西方供给派,我们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适应我国国情民意?
刘志勤:无论是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方经济体,或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为自身的经济发展寻找合适的理论指导,一个“凯恩斯主义”就影响了西方经济学数十年。然而,时代变化太快,老的“凯恩斯主义”已逐渐失去吸引力,被各种流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取代。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供给学搅拌成一种新式“沙拉”,摆上经济学界的“餐桌”。少数学者将其捧为新的理论经典,企图用以解决中国经济在复杂的世界经济变化中面临的不适。事实证明,这些理论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意,自然不能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和需求。
记者:的确,无数的改革事实证明,走“中国道路”必须坚持“中国方案”。
刘志勤:我认可这样的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2013年,中央认为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明确了我们对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2014年,中央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此作了系统性理论论述,既进一步深化了“怎么看”,又为“怎么干”指明了方向;去年,中央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深化了“怎么看”和“怎么干”的认识,又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所以我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治理药方,一定会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涌现“制度红利”,消弭“唱衰论”
记者: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外界为之点赞的很多,但是心存疑问的人亦有。特别是伴随着这项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的经济增速出现下滑,部分行业运营困难。面对这些现象,国际上“唱衰”中国的声音又不时出现,对此您作何感想?
刘志勤:对于那些善意的批评与意见,我们当然要虚心接受。但实事求是地讲,出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国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中国的改革进程心怀善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希望看到中国在经济领域的继续成功,他们甚至迫不及待地想看中国摔跟头。我认为,不为杂音为扰,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中国,会以铁一般的事实,让这些想看“笑话”的人成为“笑话”。
记者:许多研究中国的专家认为,“制度红利”将是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保障,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
刘志勤:的确如此!即使是一些视中国为“对手”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发挥“制度红利”是一个关键因素。通过“制度红利”,我们可以集中各项资源,解决主要矛盾。但是另一方面,那些热衷间歇性“唱衰”中国的人,并不真心赞同中国的制度,更不会承认和接受中国拥有制度优势的事实。在当前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他们希望看到中国的“制度红利”逐步消耗殆尽,最终陷入到无穷无尽的麻烦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愈加要牢牢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牢牢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把各种力量凝聚起来,形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合力。只要我们排除干扰,心无旁骛,我相信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新的“制度红利”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
记者:您是否认为这种“制度红利”不但将造福中国,其积极效应也将会是一种新的“中国贡献”?
刘志勤:从国内维度来讲,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起航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制度红利”将会长期发挥作用力,保障各项改革向前推进,同时也让广大群众在改革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从国际维度讲,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我坚信,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完善,我们能为跌宕起伏的世界经济,提供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记者 宋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