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长期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首席专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注重并强调要深入学习研究党史、国史，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如何影响和培养当代年轻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党走过的辉煌95年，留下多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世情、国情、党情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党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和挑战？本报独家专访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石仲泉。他说，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了解党史，这是面向未来的根本。

　　是庆祝的时刻，也是总结95年历史经验的机会

　　解放日报：作为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您以最新学术专著《我观党史四集》三卷本，向建党95周年献礼。建党95周年，是庆祝的时刻，也是深刻总结95年历史经验的难得机会。在您看来，我们有哪些基本经验可以总结?

　　石仲泉：可以从多个角度总结，我着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点来谈这个问题。因为就认识理念而言，中国共产党95年给中国带来的历史巨变，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果。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历程，无论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利，归根结底，都在于是否科学坚持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念。它是贯穿党的95个春秋跌宕峰回、波澜壮阔的主轴，乃党之魂、国之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源，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和今后更长时间的安身立命之本。

　　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弄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中国”是什么，“中国化”是什么，怎样“化中国”，要“化”成什么样子。

　　解放日报：其中认清中国国情是认清其他问题的根据。

　　石仲泉：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能一劳永逸，也不能任何时候都固定不变。现实的国情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对国情的认识既有宏观的，也有中观和微观的。这就需要不断关注现实情况的具体变化，对国情问题作出正确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

　　党走过的95年，尽管当中有曲折、有反复，但最终取得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而且还在继续取得一个接一个更大的成就，正是因为我党有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解放日报：要认清国情，离不开走群众路线，这也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之一，其中有哪些成果，值得今天党的各级干部认真继承和记取？

　　石仲泉：群众路线思想是我们党的一个多层面的伟大创造。“群众路线”概念，第一次比较明确的表述是在1929年中共中央转战赣南、闽西的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中。此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思想在中央苏区，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广泛展开。

　　过去的95年，我们党始终强调，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有无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同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

　　党的十八大提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题就是“为民、务实、清廉”，其中“为民”是核心的核心。为民，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坚持了这个宗旨，群众拥护党、热爱党；现在，我们依然要牢牢坚持这个宗旨，夯实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解放日报：一个政党，95年保持其先进性和纯洁性，颇为不易。

　　石仲泉：中国共产党始简今巨，如今拥有近8800万党员。在95年的历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之所以能如此，与党长期努力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有很大关系。

　　党何以能长期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我想，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是坚持思想建党，不断加强党性教育，强调理想信念的精神支柱作用。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三是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不断开拓群众路线的新境界。四是坚持严明纪律，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和执政能力，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五是坚持反腐，不断加强制度治党、纪律治党。

　　未来，我们还要靠这些，走向一个又一个辉煌。

　　95年的辉煌成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解放日报：历史发展到今天，世情、国情、党情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走过95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怎样的全新考验和挑战？

　　石仲泉：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国内都面临着全新的考验和挑战，但我以为，最大的考验和挑战，还是共产党自身。在我看来，最突出的问题是四种失衡：一是权力失衡，即一些官员腐败；二是分配失衡，即贫富差距过大；三是社会心理失衡，个别人或群体没有道德底线，干了一些缺德乃至伤天害理的坏事；四是生态失衡，一些地区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生活环境遭到污染。

　　在这四种失衡中，最根本、最危险的是权力失衡，官员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只会愈演愈烈。邓小平同志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腐败问题对党构成了严峻的威胁。

　　解放日报：这不由得让人想起1945年7月，发生在黄炎培和毛泽东之间的那场著名的“窑洞对”。当时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石仲泉：这个“窑洞对”直到今天，依然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包括“窑洞对”在内，我总结了“三个对”、“三面镜”。

　　第一个是“甲申对”。1944年3月，中华民族进入抗战后期，胜利在望，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一篇纪念大明王朝和大顺王朝灭亡三百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看到文章后，大加赞赏，他说：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是年11月，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同志复信郭沫若，再次称赞《甲申三百年祭》。他对郭沫若说：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第二个就是你刚提到的“窑洞对”。

　　第三个是“赶考对”。在党中央由西柏坡迁至北平时，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被称为“赶考对”。

　　这三个“对”，提出的是同一个问题，都是我党如何过执政关、富裕关的问题。

　　所谓“三面镜”，第一面镜子就是《甲申三百年祭》所讲的李自成的农民军。李自成造反打天下用了18年，执政坐天下只有42天。为什么农民军亡得这样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大多数将领贪图享乐，无心打仗。

　　第二面镜子是国民党。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威望一度如日中天，但他的“接收大员”们大搞“三羊（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竞相抢掠，人心丧尽，结果短短三年多，国民党便政权崩溃，亡命台湾。

　　第三面镜子是苏东剧变。苏联，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艰苦奋斗几十年，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希特勒打垮，却在和平环境下自毁长城。不搞建设搞腐败，失去民心，就只能下台完蛋。

　　这历史周期率和三面历史镜子，是高悬在中国共产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神剑，我们党要时刻警醒。

　　解放日报：腐败正是当下社会的一大痛点。自党的十八大更加严厉打击反腐以来，随着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贪腐金额越来越高，人们不免会问：党内究竟有多少苍蝇、老虎？

　　石仲泉：我统计了下，十八大后，落马的副部级以上干部160多人。辩证地看问题，这说明反腐深入了，过去不是没有腐败，不是没有大老虎，而是没有被揭露，我们不知道，反腐的力度不够。

　　有些人，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刮阵风就会过去的。这不行，要查个干净。反腐，十八大反不完，十九大、二十大继续反，绝对不能松。

　　我们还在“赶考”路上，“考试”远没有结束。

　　解放日报：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石仲泉：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不良思想对我党的腐蚀太厉害了，而我们的制度建设相对还没跟上。邓小平同志讲得好，窗户打开了，肯定有苍蝇蚊子进来，但我们要装好纱窗，这纱窗就是制度。有制度，就是开有轨电车；制度就是轨道，要夯实，要规范化，否则要出事的。

　　这些年，我们忙着搞经济建设，也强调思想教育，也搞制度建设，但搞得比较粗，牛栏关猫怎么行？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才行。

　　解放日报：如何编织这张恢恢天网？

　　石仲泉：毛泽东同志在“窑洞对”中已经给出了答案。当时他是这样回答黄炎培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政息人亡。

　　“窑洞对”时，毛泽东同志思考了这个问题；“窑洞对”后，他和党中央仍在思考这个问题；直到今天，党中央继续在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反腐败，许多人信心不足，认为腐败是癌症，治不了。前些年，在坊间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腐败，治了会亡党；不治会亡国。这种看法根本站不住。

　　对腐败问题，一定要有一个正确认识，尽管许多事例触目惊心，但毕竟属于个别现象，是“一粒老鼠屎坏一锅粥”，不是“遍地鸡毛”。全党8800多万党员，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也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否则，无法解释我们党在过去95年里取得的辉煌成就。这成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外国人给的，而是广大党员干部领着全国人民干出来的。

　　要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个对人民高度负责任的政党，一定能够解决腐败等问题。党成立时才50多个党员，95年的风风雨雨，遭受过多少挫折和磨难，都没有被摧垮。现在的腐败等问题，比起党的历史上所经历的曲折和挫折来说，是小巫见大巫。我们这个大党，尽管有个别败类，但更多的是国家的精英、社会的中坚和民族的脊梁。这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柢。

　　不了解党史、国史，就容易被歪理邪说带着走

　　解放日报：在《我观党史四集》中，您辩证地审视中共党史中的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比如，今年不仅是建党95周年纪念，也是长征胜利会师80周年纪念。长征路上的一场场战役、一位位倒下的无名战士、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值得我们永远纪念。但是，关于长征，也时有“逃跑说”、“放马说”之类的杂音。对此，您毫不回避，而是用事实给予有力回应。

　　石仲泉：1934年9月下旬到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一个秘密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铁桶合围计划”，准备一举歼灭中央红军。这个计划很厉害，每前进几里就筑碉堡、设火力网，层层推进。

　　会议是高度保密的，但最后会议文件还是摆到了周恩来同志的桌上。因为当时任江西德安保安司令的莫雄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重点统战对象，他参加了蒋介石的庐山会议，获得了详细的计划。该计划有三四斤重，内有“围剿”总动员令、各种图表、数十万兵力的具体部署、各战斗队的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剿共”守则及蒋介石的语录等。尽管知道计划一旦泄露自己必死无疑，但莫雄依然义无反顾地派身边的共产党员项与年把计划交给中共中央。

　　从庐山脚下到瑞金，1000多里路，这情报怎么送？项与年是个白面书生，容易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为了掩人耳目，他自己敲掉了四颗门牙，穿上破衣烂衫，冒充乞丐，历尽艰辛，终于把情报及时交给了周恩来。中共中央本打算11月转移的，接报后决定马上转移，终于赶在“铁桶”合围之前跳出了包围圈。这才有了长征。

　　因为错误的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这是事实。但转移是正确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长征不是逃跑，是主动的战略转移。

　　解放日报：李宗仁曾出版回忆录称，在中央红军打过来之前，他们先撤退了，这使得“放马说”颇有市场。

　　石仲泉：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放马说”是为了给蒋介石、国民党贴金。如果真有放马一说，湘江战役怎么会打得这么惨烈？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整整打了9天，终于撕开了敌人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八万六七千人，到达湘江过第四道封锁线的实际兵力还约有6.5万人。经过湘江一战，红军折损3万多人。当时有首民谣：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为什么？血流成河嘛。

　　红军在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确实与广东军阀陈济棠有过秘密谈判，陈济棠之前和红军交过手，知道一打起来就要两败俱伤。当时蒋介石并没有真正统一中国，像广东、广西，国民党中央军就进不去。陈济棠怕损失了兵力会让蒋介石乘虚而入，所以就达成协议：红军不在他那里搞根据地，他让红军借道过去。

　　打广西也一样。但上面在谈判，下面的战斗还在继续。以前哪像现在，一个电话就能通知下去？红三军团的一个师长就在与粤军交战时牺牲了。

　　解放日报：不能正确了解党史、国史，就容易被这些歪理邪说带着走。

　　石仲泉：习近平总书记说，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党走过的95年，留下了多少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了解，怎么继承？不了解，连什么是宝贝都不知道。

　　年轻人吸收外界东西时，要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解放日报：您曾在《我的学术之路》一文中写道：读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深受感动，才12岁多点，居然跟着高年级同学一起报名参军；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此成了保尔·柯察金的粉丝。但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榜样的力量可能比不上偶像的光芒。

　　石仲泉：时代变了，我们那个时代接触到的信息和渠道都很单纯，现在互联网时代不一样，各种信息蜂拥而来。这就要求年轻人要有鉴别能力，有抵御不良信息的免疫力。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是可以通过学习教育培养和锻炼出来的。

　　我们的宣传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但还要继续努力，使那些具有正能量的时代楷模在群众那里入脑入心。这就需要进一步改进宣传方法，使受众爱听爱看。过去有些典型的塑造是非常成功的。比如焦裕禄。习近平总书记说上学的时候听到焦裕禄的事迹很感动，我们当时也是很感动的。焦裕禄精神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这些年我们可能在不断追求新的语言表达过程中，把一些过去成功的、经典的东西忽略掉了，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价值观某些方面的弱化、虚化。所以，不要炒概念，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新的语言多了，记不住。新词一定要简约，要考虑老百姓能不能接受，能不能记住。有时候，一些说法费了老大的劲，却普及不了，不能怪老百姓不接受，要怪就怪那些编的概念太绕口、太复杂。过去一些传统的东西通俗易懂，直白明快，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要借鉴的地方。

　　当然，最重要的是，党员干部不能人格分裂“两张皮”。有人官话连篇，头天在台上讲得很好，第二天一查，是贪污腐败分子。台上正人君子，台下男盗女娼，怎么行？怎么让百姓信你？

　　解放日报：年轻人是党的事业的接班人，如何影响和培养当代年轻人？

　　石仲泉：首先就要了解党史，这是面向未来的根本。

　　现在的年轻人，思想活跃，对外界的东西吸收很快，这是好的。但在吸收外界东西时，要有主心骨，要有判断是非的能力。靠什么？就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现在一些年轻人比较欠缺这一点，为什么?有历史原因。过去把马列主义教条化，讲授得很空泛，大而化之，脱离现实，不能回答人们关心的具体问题，使一些年轻人有逆反心理。我们要克服这样空泛的讲授，媒体宣传和影视作品，都要往这方面努力。

　　另外从年轻人来说，要自觉加强马克思主义修养，自觉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分析党的历史问题，这样才能对党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否则，只能看到一个片面的、扭曲的党的历史，对复杂现象不可能作出科学的、合理的解释。

　　党要争得年轻人的心，党员要身体力行。中国的未来靠年轻人，这是历史的规律，我相信年轻人会撑起“中国梦”，我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充满信心。在前进的道路上可能会有反复，会有折腾，但最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