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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科学不发声——对话中国首位卡尔·萨根奖得主郑永春

人物小传   郑永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香江学者计划首批入选者,主要从事月球与行星地质的研究,2016年5月获得卡尔·萨根奖。   

5月9日,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分会宣布,将2016年卡尔·萨根奖授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郑永春博士。
与“获得卡尔·萨根奖的首位华人”这一头衔相比,郑永春更愿意别人将他看作普及科学的倡导者与践行者。报刊、课堂、网络……他把自己当作“布道者”,为科学发声。
他在“获奖感言”——一则发布在微信朋友圈59秒的语音中说:“我们的社会需要科学的声音,科学会让社会变得更加理性、包容。”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精神,亦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报记者 王一

      得知自己获得卡尔·萨根奖时,郑永春正在中关村的一所小学里作科普讲座。心中的喜悦并未冲散演讲的思路,他一如既往地鼓励孩子们,学着从一个高远的角度观看地球——尽管他自己也从未跃出过这个星球。
      他对孩子们的鼓励,令人联想到人类历史上那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探索:1990年2月14日,旅行者1号太空飞船在穿越冥王星轨道后,采纳了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建议,从64亿公里外的太空拍摄了一张地球的照片,并传送回来。地球上的人类第一次得以从外太空观察自己所生存的地球——阳光照射下一个渺如尘埃的“暗淡蓝点”。
      从这个孤独的小点出发,卡尔·萨根创作出了堪称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通俗天文学作品——《暗淡蓝点》,他也由此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独一无二的科学“传教士”。1998年,卡尔·萨根去世两年后,以其名字命名的卡尔·萨根奖正式设立,颁授给那些把科学传播视为己任的奉献者。
     18年后,郑永春成为卡尔·萨根奖首位华人获得者。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分会这样解释其获奖原因:“郑永春博士不知疲倦地向中国大众进行行星科学方面的科普,并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的科学成就。”

      用科学触碰遇到的所有人

      采访郑永春是有条件的。“报道我的观点就行了,关注科学和科普,少关注我本人。”一旦聊出了“界”,郑永春会有意识地把话题收回来。
一切都源于2000年。
      那年,郑永春在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读硕士,开学不久,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请新生吃饭,话题自然离不开月球研究。一下子,郑永春的热情被点燃了,当欧阳教授问“谁愿意跟着我做月球研究”时,两桌人20多个研究生,他一个人举了手。
      从农大学生物的本科生,到研究月球土壤的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郑永春轻描淡写地将这种成长与转变归结于性格中的“不安分”。他说:“内心深处,我无时不在期冀新事物的发生,中国是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走向月球是早晚的事。”
      他愿意用科学去触碰遇到的所有人,像当年的欧阳自远院士一样:“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对科学产生了兴趣,那就值得了。”

      解放周末:您博客的自我介绍是“胸怀整个宇宙的科学梦想家和理想主义者”。获得卡尔·萨根奖,在您看来是不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
      郑永春:获奖纯属偶然,比较幸运。对我来说,这个奖不证明什么,只是对我正在做的事情的一种鼓励。
我做一件事,有三个价值判断——首先,国家需要、社会需要;其次,我有能力去做到,能够胜任;第三,我有兴趣去做,如果你内心很勉强,那还是别做了。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正好符合这三方面要求,于是我就做了。
      解放周末:回头看看,当年选择从事月球研究,究竟是一次成功的审时度势,还是一场幸运的青春之勇?
郑永春:我从农业大学生物学专业,到地球科学类专业,又在天文台待了11年,横跨了“天”、“地”、“生”,我甚至还在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待了三年,确实不太循规蹈矩。
      解放周末:听说您目前正在筹划给北京甚至全国的中小学教室挂上太阳系、银河系的图,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郑永春:中小学课堂经常会挂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中国地图鼓励孩子们了解家门之外还有大好河山,世界地图展示出国门之外的世界,太空图则会给他们一个更辽远、更宏大的角度。
      现在的孩子们在上大学之前,基本上没见到过科学家。平时接触不到科学,科学家都没见过,怎么会想当科学家、学科学呢?我上次问几个孩子,以后想做什么,他们都说想当大老板,我想他们看到、听到的应该都是当大老板就是成功。如果不从小培养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哪儿来?

      动员全身细胞为科学传播“站台”

      郑永春的科普之路起始于十几年前的一次杂志约稿。随着兴趣加深,越写越多,短短两年内,他发表了100多篇科普文章,讲述月球的运行或火星上种土豆的故事。他认为,传播越多,就越多人看到,“科学就是应该分享的”。
他反应极快。天文台的同事都惊讶于他的写作数量与追逐热点的速度:“早上新闻刚出来,晚上稿子就发出来了。”而且,几乎篇篇都能爆红网络。
      他耐心惊人。网友的每条提问,他总是悉心答复。即便那些有意找茬的,他也会小心地找一句话圆场。
他仔细亲切。给孩子们讲行星和宇宙,眉开眼笑、手舞足蹈,有时还配上音乐和视频。有些孩子给他写很长的信,有的则托父母微信联系,想找到行星运转的视频反复观看。
      新媒体时代让郑永春有了新的平台——微信公众号“科学青年”。在公众号创刊词《未来已来》中,他写道:“作为最庞大的科研群体,我们不能没有声音,在大家都默默无语的时候,我们选择站出来。”这个接近不惑之年的男人时刻被使命感驱使,仿佛要动员全身每个细胞为科学传播“站台”。

      解放周末:科学素养是一个公民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也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在您看来,培养科学素养,这项工作应该谁来做?
      郑永春:首先,我希望中小学老师能在学校做科普,组织社团、创办协会,从小培养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此外,一些公益机构与商业机构也应该具备一定的科普功能。
      最重要的是,科学家群体应该承担责任,科学家是有做科学传播的责任和义务的。科研不应该与社会脱节,科研经费主要由国家拨款,实际上也来源于纳税人,理应对公众有所反馈。
      解放周末:当前我们还没有建立这种反馈机制,很多科普工作还存在着缺位、不到位的现象。
      郑永春:是的,很多国家都有专门的科学作家或科学记者,跟踪科技前沿,将专业论文通俗化,告诉大家现在都有什么新发现、可能会有什么发现,我们却没有,这是一个问题。
同样地,公众了解后,才会对这个学科有更多的支持。量子通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都不太了解量子通信,但是你的视野里不断地出现这个词,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量子通信很重要,也就能获得更多人的支持。
      解放周末:不少公众事件,比如谣言、迷信、诈骗,有时都是因为科学的缺位。来自各方各面的声音熙熙攘攘,唯独缺了科学的解释。
      郑永春:热点事件引发关注,公众需要信息,这时如果科学不发声,那么总有其他声音会占据话语权。
如果你是一名医生,应该找机会向大家解释某种疾病是如何形成的、应该怎么预防和治疗,人们遇到这类问题时就很容易想到你,想听听你怎么说。钟南山院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有呼吸系统疾病时,他往往第一时间出来发言,帮助公众答疑解惑。科学家也应该这样。

     科普事业的利好消息

      问郑永春:投入了这么多精力在科普上,会不会影响日常科研和生活?
要说不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一个讲座通常就要耗费半天,更不用说事前准备了。郑永春只能压榨自己的休息时间:讲座一般安排在周末或晚上,如果要去中小学,就只能提前处理完手头的活儿,再赶去学校……
      别无他选,唯有抓紧再抓紧。深入浅出的科普文章背后,是他的日常积累:看到新的科研成果,他都会着手整理,并转为普通人也可以理解的文字;坚持做大量阅读,还原每一个细节,才更具说服力。
这样的坚持并不容易,但郑永春乐在其中。他最担心的,是从事科普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务正业”“爱出风头”的负面印象。
      好在,近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科普被习近平总书记“点名”了——“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郑永春觉得,这是科普事业最大的利好消息。
 
      解放周末:很多科学家不愿意多做科普,是因为科学家做科普看起来有些“跌份儿”,不如搞科研“高大上”,您怎么看?
      郑永春:这是学术圈不好的氛围,也是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最大障碍。花时间做科普,领导也许会觉得你不务正业,同事可能误会你爱出风头,在学术共同体里也得不到认同。我认识不少本来对科普怀有热情的同行,都因为这些原因放弃了。
      解放周末:这种误解是怎么形成的?
      郑永春:与当前中小学科学教育的缺失不无关系。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只有“知识传授课”,缺少“科学探索课”,只能通过社会资源来补充。而社会上的科普资源本已稀缺,优先提供给青少年后,其余项目寥寥无几,难免给人们留下科普只是针对小孩子的印象。
      很多科学家虽然口头上说科学传播重要,但内心深处仍是不屑的。很多青年科学家正处于学术成果积累、个人职业发展的上升阶段,而从事科学传播并没有被纳入到学术评价体系中,并不计算“学分”。久而久之,误解就产生了。
      解放周末:科普工作在很多科研单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现有的专职科普队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激励,士气普遍不高。科普之路应该如何走下去?
      郑永春:我强烈建议,主管部门在政策制定和人才遴选方面要公平对待,将科学家做科普的贡献计入“学分”。“唯GDP”会让经济和环境付出代价,科研领域“唯SCI(注:SCI为美国《科学引文索引》)”同样也会导致科研的急功近利,要实现考核指标的多元化、科学化,才有利于科研、科普事业的健康发展。

      科学输出一种价值观

      你不会知道郑永春最喜欢的科学家是谁,因为他会告诉你太多了:“每一个在历史上留下脚印的必然都有过人之处,我欣赏所有优秀的人。”
      近期,最让他关注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狂欢。4月12日,“科学巨人”史蒂芬·霍金通过社交媒体“空降”中国,引起了网友的集体追捧,短短10小时内,粉丝数突破160万。
      霍金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圈粉”无数?
      在科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无疑是令人敬仰的根本原因。霍金在轮椅上坐了40年,全身只有三根手指能动,演讲和答问只能通过语音合成器来实现。然而,他撰写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在全世界拥有无数的读者。
郑永春羡慕着霍金开微博的热闹:“多好的科学传播榜样啊。期待着中国科学家能够迎来这一天。”

      解放周末:霍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宇宙论和黑洞,这么高深的科学理论和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无数网友对他如此尊敬崇拜?
      郑永春:霍金能有这么大的公众影响力,不仅仅靠他的科研能力。就像爱因斯坦一样,霍金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成为整个物理界和天文界的代表人物。
      如今的很多科研项目,比如搜寻外星人、突破摄星等计划,霍金都不是直接参与的,但他会给这些计划站台,利用他的影响力,争取支持、争取资金,也让公众更了解科学的进展。
      解放周末:前不久,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美国公众对待科学家与科技态度的调查报告。调查显示,79%的公众会时刻关注科学家。如果在中国做这样的调查,结果会……
      郑永春:相差甚远。上世纪80年代,卡尔·萨根主持拍摄了一个13集的纪录片《宇宙》,获得巨大成功,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70多个国家上映,对整个国家、全人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我们国家能够有十几位这样的科学家,让全世界的人对我国科学家正在研究的东西感兴趣,那对我们文化输出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解放周末:提到文化输出,人们想到的大多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不是中国的科研、科普,甚至科学家。
      郑永春:好莱坞的电影,2013年有 《地心引力》、2014年有《星际穿越》、2015年有《火星救援》。每一部的票房收入都上亿,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片子输出了一种价值观——勇于探索、追求梦想。中国有没有这样的片子?没有。
《星际穿越》里的黑洞是一流的天文学家根据数学公式用计算机模拟出来的,第一次把黑洞的影像逼真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火星救援》呈现的是美国航天局正在研发的技术。这些都不是幻想,而是基于现有技术的合理想象。这样的片子被称为硬科幻,没有科学家参与,光靠知名导演是拍不出的。如果中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风靡全世界,影响力当然会增强,这比很多硬性的文化输出都要强。

      宇宙让人变得谦卑,又能激起梦想

      郑永春自称是一个注定要颠覆的人。但最近,在他的脑海中颠来覆去的是另一位颠覆者——埃隆·马斯克。
      马斯克有句名言:“在火星上死去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在他看来,去火星是他的终极梦想,也是他踏足航天的缘起。
      2002年6月,马斯克创立Space X。这个仅有物理学学士学位、胆大包天的“门外汉”就此闯入航天业,决意要研制便宜又可靠的火箭,实现他的火星梦。
      造火箭很难,去火星更难。挺过黎明破晓的黑暗,方能得窥旭日渐升的瑰美。
      2008年9月28日,猎鹰一号火箭终于成功入轨,马斯克飘悬的心也悄然着陆。2012年5月25日,SpaceX公司“龙”货运飞船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成为有史以来首艘造访空间站的商业飞船。2017年起,两家公司预计将分别执行6次和2次正式载人航天任务。
      那么,我们呢?
     郑永春从近忧之中看到了远虑。“以天之语,解物之道”,不知来路,不求探索,如何到达未来?

      解放周末:对马斯克这样的人来说,隐藏着的宇宙本质根本无法抵抗求知的勇气,只能揭开它的秘密。
      郑永春:与其他科学学科相比,宇宙、星空是人类的天然兴趣,“有没有外星人”始终是公众最关注的科学话题之一。但有时,繁星仍在,只是我们已经迷失,迷失在现实的社会困境中。
      解放周末:从事天文学研究后,您观察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否也有了改变?
      郑永春:学了天文之后,我的世界观有了很大的改变。现在都市里,很多人都没有看到过星空,我小时候很喜欢仰头看,很震撼。有这么多恒星、行星,地球只是其中一颗,感觉我们很渺小。
所以,有人说,喜欢天文的人会比较谦卑,不会自高自大,同时,航天和太空探索,又会激起人的梦想。依靠科技的力量,人类能登上月球,到达火星,把很多不可能变成可能。
      解放周末: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让我深深敬畏与震撼,一个是我们头顶的灿烂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准则。
      郑永春:如果缺少了天与人的交流,我们会变得越来越自以为是。生存的竞争,生活的压力,让我们变得浮躁,无暇顾及远方。有的人在公共场所乱涂乱画,大声喧哗,不顾及他人感受;有的人在万米高空大打出手,不考虑其他乘客;过马路、闯红灯、抢电梯、捞实惠,唯恐慢了半步;面对弱者和不幸,我们没有及时伸出援手。我们只看重眼前的物质财富,只看重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宇宙依然按其自身规律演化变迁,只是我们看待宇宙的视角已经改变。
      解放周末:如要帮助人们重拾科学精神、培养科学思维,您有什么建议?
郑永春:我希望每个人都要保留对这个世界的一份好奇心,不懂的就要问问,没做过的就去试试,并且尽量采用观察、实验、逻辑、推理的科学方法来作出自己的判断。始终对太空保持好奇,因为我们处于同一片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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