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薛澜

　　李国强

　　王辉耀

　　李刚

　　【圆桌对话·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

　　主持人:

　　记者 王斯敏 曲一琳

　　嘉宾: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薛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管所副所长、研究员 李国强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国务院参事 王辉耀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教授 李刚

　　编者按：

　　近年来，“智库热”如同席卷全国的一把火，既点燃了各类研究机构为国家决策贡献力量的热情，也助推了优秀资政成果的涌现。但智库“热”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与隐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就智库建设进行了专门论述，肯定了近年来智库建设的成绩，也指出了当前智库界存在的诸多问题，要求“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

　　反躬自省方能行稳致远。智库建设如何走出“重数量轻质量”的怪圈，避免形式主义？智库研究如何退去虚热、务求实效？我们今天特邀请专家学者共同把脉，为智库建设如何“去虚火，强筋骨”开出良方。

　　1 如何看待“智库热”的积极作用与深层隐忧？

　　主持人：从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至今，不到一年半时间。智库建设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也逐渐浮现。有声音认为，当前的智库热虽然可喜，但已显出“库多智少”“一窝蜂”“鱼龙混杂”的苗头，若不加注意，易于陷入“虚热”之中。

　　薛澜：当前智库建设中的确有无序增长的苗头：有很多新智库涌现，也有很多其他机构改换“马甲”变成智库。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但需要引起重视。因为中国的改革有很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需要解决，有强大的政策研究需求，需要更多智库辅助决策。但如果鱼龙混杂，很多不是真正从事政策研究的机构都挤进来，特别是一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咨询公司或者“赚眼球”的传媒机构也都自称智库，就可能误导社会各界，最后使智库作为一类社会组织被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大众所误解。因此，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应该通力合作，向社会更加清晰地说明智库的门槛和标准，提高全社会的鉴别力。

　　王辉耀：的确，如今一些智库并非真正的智库。《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我们首先应依据《意见》提出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资金来源、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等八项基本标准来辨析当下各类机构是否属于智库。同时，应该大力鼓励多元化的智库发展，加强不同智库的良性竞争和可持续发展，为公共决策提供更多选择和优化的机会。

　　李国强：和担忧智库“过热”相比，我倒是认为：当前，中国智库队伍建设仍需要不断壮大。我国智库与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要求差距仍然很大，整体发展滞后，既缺乏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也缺乏高水平的智库队伍建设。现在，我国智库队伍建设刚刚起了个头，各级各类智库队伍迫切需要不断发展壮大。在事物发展的前期阶段，与其惊呼“虚火旺”“一窝蜂”，不如加强智库建设管理，及时做好引导、规范和支持工作，在智库体制机制建设、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创新上不断提高水平，努力把智库建设引导到为决策服务的道路上去。

　　李刚：我赞成。中办、国办《意见》引发了如此高的“响应度”，为什么？首先，《意见》激发了战略研究机构和政策研究机构的行业意识觉醒、自我专业认同。很多此类机构本就存在于政府内或大学里，现在这些机构都用“智库”命名自己，才让大家感觉到忽然之间多了这么多智库。其次，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对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向来区别并不严格，不少机构也是把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一锅煮”，因此很难说政策研究机构是智库，其他偏向理论研究的机构就不能算智库。最后，以往知识界建言献策的渠道并不畅通，也没有很好的制度设计。《意见》从制度层面确定了智库作为建言献策的法定渠道，大家当然愿意贴上智库的标签，为自己的建言献策提供合法性。这倒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体现。

　　但是，“虚火旺”也反映了哲学社会科学界对智库性质和功能的认知流于表面。至于一些咨询公司浑水摸鱼，号称智库，那就纯粹是商业炒作。要坚持智库的公益和非营利定位，智库界要明确把咨询公司排除在外，不能无限扩大智库的外延。

　　2 智库建立或转型应以什么为标准？

　　主持人：智库热的一大表现，是近两年内新建智库、转型为智库的研究机构大量涌现。既然建立智库是必然且应该的，那么我们就得首先厘清一个问题：决定是否有必要建立某智库，或者决定某机构是否要智库化转型的关键标准是什么。

　　薛澜：转不转型为智库、如何转型，关键要看一个机构的使命定位与政策研究需求的契合度。首先，不同社会组织都有其各自的使命定位，智库的使命定位就是在所选择的领域从事高质量的政策研究，这样的领域一定要有重大而持久的决策需求，如创新治理、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医药卫生等领域。新智库要瞄准新方向，老智库要在传统领域推陈出新，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拓展新思路。同时，新老智库都应注意不要跟风。政策研究也是有市场的，有的研究领域非常热、竞争激烈，有的研究领域比较冷，尚无人占领。新智库确定研究领域时，应审慎分析自己的比较优势，跟现有智库错位发展，以避免资源浪费。

　　王辉耀：最关键要看智库自身的研究定位。研究定位是智库研究的起点和方向。智库的研究定位应是时代背景与自身资源相结合的产物，时代背景是智库选择研究方向的出发点，自身资源则是智库取舍研究方向的立足点。对一家智库来说，关键是要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强项。智库的定位需要专业和专注，我称之为“智库的专业主义精神”。智库首先要选择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领域，然后要坚持不懈地精心耕作，力求在这些重点领域取得核心竞争力和广泛的影响力。

　　李国强：说到转型，我认为促进官方智库转型发展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因为官方智库在我国智库体系中占主体地位，但大多数官方智库功能单一、研究领域和研究组织形式单一、研究视野封闭偏窄、管理方式僵化、研究内容和研究机构碎片化、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单一，迫切需要加快转型发展。近两年来，官方智库在转型方面作了很多努力，但有不少是花样文章，没有深入研究并自觉遵循智库建设和管理规律，缺乏科学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因此，亟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机制和竞争机制，鞭策和激励官方智库率先推进内部转型，尤其不要陷入要编制要经费的小天地里去。

　　李刚：规范智库建设有两条路径，一是按照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搞“审批制”。这样做表面上会使得智库发展很有序，但能不能催生一批代表中国软实力的世界一流智库？我持怀疑态度。二是把智库放到学术市场、国际政策市场里去竞争，历经10年8年的大浪淘沙，一批佼佼者能坚持下来，有稳定的资金、有自己的学术积累，和政府建立了良性互动，有政策需求，有国际影响，这就是有生命力的智库。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该对智库撒手不管。不搞审批制，但有必要建立智库“登记制”。智库是从事战略和政策研究的公益机构，应享受免税待遇。美国智库的免税待遇来自税法的501（C）（3）条款，凡是享受了待遇的机构，每年必须如实填写990表格，把自己的基本数据如实申报，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接受公众监督。我国如果采取这种登记制，一方面可以把混进智库的营利机构排除出去，另一方面，通过申报的基本信息，每年国家就可自动掌握智库的准确数量和基本情况。

　　另外，导致智库界虚火的原因之一，是国家和省市地方的智库治理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中央层面的智库治理需要在合规性管理、资金募集、免税待遇、人力资源等问题上提供全国性的系列规范文件，提高制度供给效率。

　　3 什么才是高质量的、真正的“智库论坛”？

　　主持人：总书记指出，现在一些智库热衷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在我们看来，这些形式是需要的，但必须同增强研究能力、提升研究质量结合起来，互为促进。换言之，智库办论坛，必须考虑活跃度、社会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相统一。

　　李刚：总书记向来主张做事要滴水穿石、抓铁有痕。这个指导思想对智库界同样适用。智库界应该通过艰苦的数据积累、案例积累、分析范式积累进行长期建设。这种长期积累需要长线投资，短时间看不到成绩，而且很难坚持。“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则不同，只要有钱，办起来不难，影响大、成绩看得见。对于急于出名的智库而言，办论坛自然是最佳选择。但很多水平不高的论坛对提升公共政策分析质量没有多大好处。

　　论坛作为智库的一种常见活动，主要功能是政策研制成果的发布和宣传，属于“出口”。当智库自身并没有研究成果时，智库论坛也只能是找别人来装点门面，实际上和举办活动的智库自身关系不大。

　　同时，媒体在智库传播方面也要更加理性。对决策过程时间分配而言，决策前调研占90%，决策占9%，发布宣传只占1%，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媒体不能只热衷于报道台上一分钟，而对台下十年功不加关注。

　　薛澜：政策研究当然需要加强学术交流和政策研讨，但是这种交流必须以实质的研究内容作为基础，同时也应注意目的与形式的有机结合。有的论坛注重学术交流和观点交锋，通过理性的探讨和辩论，使得问题更加明确，观点更加鲜明，解决问题的思路更加完善。这样的讨论往往不需要太大的排场，更多的是需要研究者和利益相关方平等参与。另外一些论坛注重的是政策沟通，通过举办论坛，把比较成型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和公众发布，这样的论坛往往需要在形式上更加生动活泼，以吸引更多公众参与。如果不论目的如何，一律是高大上讲排场的“高端论坛”，这样的论坛浪费时间和财力，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李国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智库论坛应予以限制。论坛、研讨会是智库影响舆论、启迪民众、建立智库品牌、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其关键在于处理好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总书记指出的这些问题，其重要根源在于商业化、功利化，追逐名利。对于此类打着智库旗号举办的活动，应该按有关规定严格管理并促使其提高质量。

　　王辉耀：专业的论坛对智库研究有推动作用，但论坛的设置和智库本身有密切关联。真正的智库论坛，一定是围绕智库定位举行。会前首先要对当下的宏微观环境和来自政策部门、企业界、专家学者的相关政策需求进行详细研究分析，创造性地选择、拟定合适的主题和议题，邀请恰当的人选，进行专业、深入、全面的讨论交流。与会者在活动中交流思想、碰撞智慧，激发出大量对政策制定有参考价值的观点。这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定向、集中调查研究的渠道，为建言献策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同时，通过公共传播还可以启迪民智、影响舆论。这样就使智库兼顾了活跃度、社会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的统一。

　　例如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每年有200多场活动，平均每个工作日都有一场思想风暴，其座右铭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其中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高质量的论坛或圆桌研讨。同时国际上的知名智库也通过论坛的形式提出话题，影响国际相关领域的议题设置，进而影响国际舆论。

　　4 怎样用好智库评价与排名的“双刃剑”？

　　主持人：智库建设要“去虚火，强筋骨”，重要一环是对智库进行科学的评估。智库评价评估也是智库管理的有效工具。探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评价评估体系，在今天的中国智库界逐渐成为重要议题。但怎样科学制定评价体系，又如何合理使用这一工具？业界尚未达成一致。

　　王辉耀：对智库进行排名有其积极意义，有利于不同智库科学认识自身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自身研究质量，共同促进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现代化。但是，应当避免一拥而上、重复泛滥的智库评价排名，特别是要避免智库、咨询公司等相关机构进行智库排名，防止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现象产生，影响评价公信力。

　　对智库的评价，应该由针对智库的专业研究机构从第三方角度进行，科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审流程，保证评价的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以真实反映我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并系统总结评价结果，针对性地提出智库发展的问题和改进建议。

　　李刚：智库排名是智库评估的一种形式和方法，绝不是全部。国际上智库评估有多种方法，比如美国智库管理界名家斯特鲁伊克就主张多做单个的智库数据积累和评估，然后根据评估改善智库管理和政策研究。现在，一些人把智库排名等于智库评估，甚至把智库排名看成一种话语权，无形中把智库排名这种工具异化了。

　　智库排名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首先要有理论积累，其次要有数据积累。美国第一家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诞生于191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的全球智库报告首发于2007年，两者之间相差91年。也就是说，美国经过90多年积淀，才出现一个著名的智库排行榜。我国大规模智库建设才两三年，还没有一定时间的积淀，对其进行排名意义有限，不如多做一些旨在提高管理水平和研究水平的评估工作。

　　薛澜：智库排名是把“双刃剑”，如果是在认真系统的研究基础上做排名，可以做到以评促建，推动智库良性发展。反之，在基本概念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东拼西凑一些数据就搞排名，很可能对社会产生误导，对智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例如，有些智库排名把大学或科学院当做一个基本单位来进行评比，是不妥的。还有一些智库评比，不关注智库的研究质量，而把智库的社会曝光度作为主要指标，只会把智库发展引向华而不实的歪路。所以，不如先对中国智库领域的发展做一些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再来进行排名也不迟。

　　李国强：建立科学的智库评价评估体系和方法，应处理好以下六对关系：要把正确的评价导向和科学的评价方法相结合，发挥好评价评估的导向性、促进性和示范性作用；方法上，要把问卷调查评价与实地走访调查相结合，与专业权威机构和人士评价相结合；智库专业化评估与社会多元主体评价相结合；要把决策咨询过程与决策咨询结果的质量、是否“管用”相结合，智库评价与决策者评价相结合；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产出与成效、规模与质量、特色与专业、开放与合作、自主研究与组织研究相结合。

　　5 提高智库研究质量有哪些可循之路？

　　主持人：归根结底，智库要想强健自身，必须推动智库研究内容创新，拿出过硬的思想产品、战略设计。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请各位专家支支招。

　　薛澜：从长远的角度看，智库发展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智库在所选择研究领域的深厚积累。任何一个智库都不能包打天下，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有所为的领域中，必须有一流的政策研究学者，有长期系统的数据积累，有独特的分析方法，有稳定的高质量的产出。其次，是智库的制度建设。在林林总总的智库中，真正经久不衰的百年老店，往往是那些在制度建设方面有独到之处的智库。如美国著名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使得智库与政策制定部门保持着密切联系；又如布鲁金斯学会在价值选择上，始终坚守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的座右铭，使得其研究成果始终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只有把专业的研究能力与可持续的科学管理机制有机结合，才能打造智库中的常青树。

　　李国强：应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促进我国智库改革创新发展。一是促进官方智库加快转型发展，着重于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创新；二是规范、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着重为其提供研究成果报送的渠道和参与平台；三是加强智库宏观管理，从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上对各级各类智库资源进行有效组合和创新管理。例如，可使用国家专题课题组这一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在选题上统筹协调，从相关部门、单位抽调专家，集中力量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增强智库研究的战略性、综合性、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

　　王辉耀：智库存在的本质意义是影响公共政策。智力资本、独立性、影响力是智库创新运营的三个原则。基于这三个原则进行创新，需要借助五种能力的支撑，我将其总结为智库创新运营的“五力模型”。一是研究支撑力。这是五力模型的核心，只有扎扎实实做研究，才能增强对政策的影响力，并为国内传播、国际传播提供支撑。二是思想创新力。这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三是社会传播力。建立多层次的信息传播机制，是智库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最大化的必经之路。四是国际输出力。通过这一能力影响国际舆论，更好地助力中国发展。五是政策影响力。这是五力作用的最终归宿，其他四种力量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均是为了实现政策影响力。

　　同时，中国社会智库自身的创新任重道远。社会智库运营创新关乎中国公共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构建与形成。作为社会智库，我们当勉力前行，率先探索。

　　李刚：去虚火、强筋骨，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智库唯一正确的选择。智库不要妄自菲薄，要自信，要认准自己的时代使命。这是一个有理论、有思想的时代，但是理论和思想要变成战略和政策，离不开智库的战略分析和政策分析工作，智库作为专业的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其存在的合理性毋庸置疑。

　　问题是，智库出品的是“伪知识”还是“真知识”？要出真知识，智库必须练好内功，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练好内功，智库才有可能出真知识，管用的知识。

　　智库要有自己的专业伦理。学风是智库专业伦理建设的核心，有好学风才会有好的政策分析。

　　智库人才从哪里来？智库要有自己的学科体系。学科要承担人才培养的重任。我国现有学科中，无论是政治学还是公共管理学科都没有系统培养智库政策分析人才的具体指向。如果大学不能系统培养政策分析人才，我们只能靠师父带徒弟的中世纪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智库人才。

　　智库的学术体系也非常重要。学术体系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学术制度（学会、期刊、年会）等行业交流平台，以及智库内部的学术质量控制制度等；二是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经典案例、分析工具等方法论。建立学术体系是智库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有力保障。

　　就国家层面而言，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应主动培养和利用智库，像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

　　观点精要

　　真正经久不衰的百年老店，往往是那些在制度建设方面有独到之处的智库。只有把专业的研究能力与可持续的科学管理机制有机结合，才能打造智库中的常青树。

　　新智库确定研究领域时，应审慎分析自己的比较优势，跟现有智库错位发展，以避免资源浪费。

　　我国智库队伍建设刚刚起了个头，各级各类智库队伍迫切需要不断发展壮大。与其惊呼“虚火旺”“一窝蜂”，不如加强智库建设管理，及时做好引导、规范和支持工作。

　　亟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机制和竞争机制，鞭策和激励官方智库率先推进内部转型，尤其不要陷入要编制要经费的小天地里去。

　　对一家智库来说，关键是要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强项。智库的定位需要专业和专注，我称之为“智库的专业主义精神”。

　　智力资本、独立性、影响力是智库创新运营的三个原则。基于这三个原则进行创新，需要借助五种能力的支撑，我将其总结为智库创新运营的“五力模型”。

　　中央层面的智库治理需要在合规性管理、资金募集、免税待遇、人力资源等问题上提供全国性的系列规范文件，提高制度供给效率。

　　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练好内功，智库才有可能出真知识，管用的知识。（记者 王斯敏 曲一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