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在有关专家看来，在如此高级别的会议上专门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释放出了一种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使其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之列。而这，不但是经济目标，还关乎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

中等收入群体日渐扩大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多大？在著名投资银行瑞士信贷的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15年度财富报告》中显示，按绝对值计算，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达到1.09亿人，数量上全球第一。

这份报告还认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去年的财富为7.3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与日本。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研究机构对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进行了预测。例如，今年4月初，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发布报告称，2030年将有70%的中国人成为中产阶级。澳新银行同样乐观，在去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他们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占城市人口总数的93%。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来自国内的调查。例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调研结果认为，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致为23%—25%，规模约为3亿人。

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的背后，是即使经济增速放缓，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4%，超过同期6.9%的GDP增速，居民收入实现了连续多年跑赢GDP增速。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看来，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在不断变化，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也带来了全国收入差距的缩小。他认为，这说明当下的收入分配改革方向值得肯定。

无论从观感还是数字上，这一群体都在扩大。但很多研究者和普通人都关心的是，衡量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是什么？实际上，放眼世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无论中等收入群体还是“中产阶级”，概念都相对比较模糊。

此前，国家统计局“根据国际标准进行换算”，将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至50万元之间的家庭列入中等收入群体。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则认为，应该考虑不同城市的生活成本。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我国的中等收入者群体应该具备四个特征，包括以适当高于平均收入水平为基础，生活比较富裕且收入水平、生活水平较稳定，职业处于社会中等及其附近职业，初步拥有大体相近的价值观及其行为规范。

2015年，著名调查机构普索金融服务团队对北亚地区的“中产阶级”调查报告显示，在来自中国内地的1000名受访者中，自认为达到这一标准的平均家庭月收入为45202元。

每个人的看法也不一样。家住成都的小姜今年30岁，在一家大企业工作的他，已经有车、有房，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按照许多人的标准，他早已跻身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了，但他给出了自己的标准，认为所谓“中产”，应该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着”。

不管标准如何，从社会学理论和人类已有的实践看，一个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社会中坚的“橄榄形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

这一群体比例仍然偏低

纵览发达国家，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阶层是不可或缺的。而中产阶级，这个被普遍认为源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概念，如今早已风靡世界。随着时间的变迁，越来越成为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收入、消费水平等成为衡量是否“中产”的重要标准。

根据前述瑞信研究院的报告，澳大利亚中等收入群体占66%，比利时和新加坡的中等收入群体占60%以上，意大利、日本、西班牙、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英国中等收入群体达55%以上，而爱尔兰、荷兰和新西兰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达50%以上。

发达国家对于中产阶级的重视程度非常高。2015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近4万亿美元的201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案，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全面扭转财政紧缩政策，加大投资，以打造21世纪中产阶级经济。同样，新加坡政府向国会提出的财政预算案中推出多项措施，突出了扶持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的重要性。在日本，尽管经济经历了停滞到衰退的过程，中产阶级不断缩水，但看上去牢不可破的中产阶级，依然是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

在《中产阶级史》一书中，作者劳伦斯·詹姆斯分析英国中产阶级发展壮大并影响国家和社会的过程后发现，自从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诞生以来，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品味、诉求和消费，并最终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社会主流和中流砥柱。尽管过程有波动，但中产阶级始终在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仍然偏低。

即使按照瑞信的研究报告看，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也仅有11.3%。这背后，是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仍然不够大。

前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调研也认为，我国经济结构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社会结构指标还仍处在工业化初期水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分析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出现中产阶层，主要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家、各类专业人士和一部分城乡居民。但他同时指出，欧美工业化进程中最大的中产阶层群体来自最初的工薪阶层，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工资的提高，他们转型成为中产阶层。但在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大量的工人阶级尤其是农民工还没有转型成为中产阶层。

郑永年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比“亚洲四小龙”都迅速，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仍然捉襟见肘。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宋扬看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战略意义。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另外，对于提高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增长有重要作用。

扩大这一群体是大战略

早在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就表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从一部分人先富，到共同富裕，早已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说法。而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

研究者认为，中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个大战略。如果能够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有望到2020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使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40%，从而奠定橄榄型社会的基础。

在李实看来，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如果只要求城市户籍人口进入这一群体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让占全部人口20%—30%的农民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最大的人口来源。

如何扩大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六个“必须”——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化解困惑，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经营权、企业法人财产权保护，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

在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的专家看来，这六个“必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宋扬认为，扩大这一群体的规模，需要从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上下工夫。初次分配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二次分配主要通过财政手段实现。具体来说，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应该多从劳动力市场上下功夫。除此之外，财政政策也要跟上，比如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平均税率，强化社会保障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保护作用等。

研究表明，中国当下有条件迅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报告认为，人口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将支撑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将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就业空间，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则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推动力。

“从历史上看，要维持一个国家的良性运转，中产阶级是关键的力量。”郑永年认为，这将有助于一个国家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