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需求如何提振

当前，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经济逐步呈现恢复势头，国内需求有所恢复。不过，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主要指标增速还处于低位，经济恢复的基础尚需进一步巩固。下半年，需要持续释放促消费稳投资等多项政策效力，进一步提振需求。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为应对今年以来经济发展面临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我国长短结合、远近兼顾，先后出台多项政策着力提振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保障和改善民生。针对短期疫情冲击影响，多措并举激活消费市场，引导释放消费需求，稳住餐饮、汽车、家电等消费基本盘，促进消费加快恢复。针对中长期制约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稳市场主体、稳就业促增收、优化市场环境、强化政策支持等，进一步解决“难点”“痛点”问题，持续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4月份，《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印发，提出5个方面20条政策举措，综合施策提振消费信心；5月份，《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提出6个方面33项具体政策措施及分工安排，以期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7月份，商务部等17部门印发了《关于搞活汽车流通 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加快形成高效流通、梯次消费的全国统一汽车大市场……

有关举措根据形势变化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各地通过恢复经营场所、举办促消费活动、加强政策奖补等方式激发释放消费需求，同时因地制宜推进实施住房公积金缓缴、水电气优惠、纾困帮扶等政策措施。

此外，聚焦消费领域短板弱项，加快推进新型消费场景、县域商业体系、商贸物流体系等消费基础设施和服务环境建设，夯实消费高质量发展基础。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5月以来国内消费保持恢复发展势头，多数商品销售逐步恢复，线上消费占比持续提升。

更加注重结构优化

提振内需政策陆续出台之后，如何使汽车、家电补贴政策的带动效果落到实处尤其关键。多位专家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当更加注重更新换代和梯次升级、更加注重结构优化、更加注重多样化的补贴和简单化的补贴流程。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认为，应加大补贴力度，在保证信息真实的情况下，尽可能简化补贴手续。只要符合条件都能享受得到补贴政策，避免由于操作环节的困难让消费者不愿消费。此外，政策要让消费者一目了然，还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消费者了解政策。

“确保政策有效发挥作用，要着力稳住更多市场主体和就业，为保障消费能力、推动消费复苏夯实基础。”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研究员关利欣表示，结合我国消费市场数字化、服务化、绿色化、城乡一体化等发展趋势，优化消费供给，丰富消费场景，挖掘消费热点，从而增强消费动能。此外，还应完善消费平台载体，优化消费环境，用改革的举措、创新的办法巩固消费发展的支撑体系，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消费信心。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邹蕴涵认为，要避免政策红利被不当侵蚀，从而影响消费意愿。同时，要加快补短板，减少消费顾虑。在激发消费端潜力时，应注意同步改善供给端短板，避免“买得了、用不好”等情况出现。

发挥投资重要作用

基础设施投资是提振内需的关键一环。从市场需求看，投资关键作用进一步发挥。数据显示，前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2%，基础设施投资增长6.7%，增速比前4个月提高0.2个百分点。

尽管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但供需两侧稳定恢复仍面临不少挑战。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王军表示，要发挥投资的作用，加强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力度非常有必要。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中的年度项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基建项目、推动区域平衡协调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关项目，应尽快开工并形成实物工作量。同时，要降低融资成本，减轻举债主体的债务负担。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尽快补上经济发展短板，既利当前、又利长远，要从整体上统筹考虑。赵萍表示，要从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完善、营造良好产业生态的角度考虑，通过投资加快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要从满足消费升级角度加强投资，满足人们对于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要，从而促进形成消费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发挥投资的压舱石作用，还要注重“新”“老”结合。邹蕴涵认为，虽然从整体看，交通、邮电、供水供电等传统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老基建”投资面临优质项目短缺、拉动乘数效应下降等问题，但各地仍有一部分地区存在“老基建”建设空间，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而出现的新的、更高要求的“老基建”建设空间，应深入梳理、综合研判、深度挖掘。

要注意发挥“新基建”带动作用。邹蕴涵表示，在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科学研判、理性投资。特别是通过政府、金融市场等多方合力，对目前存在的软件、硬件、数据、算法等估价较为困难，以及不同投资主体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涉及国家安全和数据安全领域民企的参与程度等问题给出更有效的解决方式。

（本报记者： 冯其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