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一书中，经济学家林毅夫曾多次引用当代经济学的“卢卡斯之问”——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秘密和机制到底是什么。他表示，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了。同行评价，这些话语，折射了林毅夫作为一个世界级经济学家所拥有的理论志向、学术目标和现实抱负。

　　近日，林毅夫和付才辉合作撰写的新作《解读世界经济发展》，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分析全球各国贫富分流以及如何走向共同繁荣的著作。在此之前，林毅夫曾多次发表演讲、出版多部著作，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为了一探书中的思想，光明日报记者在北京大学百年朗润园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的林毅夫先生，听他从多国发展实践中抽绎出自己的逻辑，为世界经济发展建言。

林毅夫素描 郭红松绘

　　1.“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光明悦读：能否向读者简要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诞生背景和核心主张？它与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相比，新在何处？

　　林毅夫：在过去，我和多数学者一样，抱着向西方“取经”的心态，去学习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希望以此来帮助我们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历史证明，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理论和经验，并不能为各国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二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把命运攥在自己手中，探索工业化现代化之路。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制定本国发展政策而取得了成功的例子。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必然以发达国家某一阶段的产业基础、技术水平、制度安排、思想理念为暗含前提。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前提不一样。照搬西方理论，难免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思潮“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传统文化、社会的结构刚性，市场在资源动员和配置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依靠市场自发难以发展追赶发达国家所必需的先进的制造业，因此主张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那些先进产业。但是，这些先进产业资本密集，违背了发展中国家自身资本短缺的禀赋条件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只能依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导致资源错配、寻租和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随着这一思潮主导的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失败，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观盛行。这一思潮认为政府干预是经济发展的“顽疾”，主张以“休克疗法”推行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将保护和补贴一下子都取消掉，以建立和发达国家一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主张的推行，导致了大量的破产、失业和政治不稳定，结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比“结构主义”盛行时还差，被有些经济学家称为“失去的20年”。

　　理论是用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当根据理论认识改造世界无法获得成功时，需要改变的是理论本身。

　　1988年，我了解到中国政府用砍投资、砍项目的方式，而不用主流理论主张的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的合理性以后，我认识到，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发展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需要依靠“有效市场”，来形成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诱导企业进行有效生产；也需要“有为政府”，来解决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外部性和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协调等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同时用好“两只手”，才能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2009年，在世界银行的一次内部讨论会上，我将这个理论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

《解读世界经济发展》

林毅夫 付才辉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光明悦读：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哪些方面？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在目前只能说是“星星之火”，还没有形成燎原之势。一个新的理论提出之后，要说服在旧理论思维下成长起来的人去接受，是很难的。就像提出“量子力学”的物理学家普朗克曾说的，“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能通过说服它的反对者而使其理论获胜。它的获胜，主要由于其反对者逐渐死去，而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我想，目前新结构经济学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算是一个新理论，主要挑战来自接受了旧理论的人，会因为理论框架的不同而被排斥。

　　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个理论，无论应用于国内还是国外，都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新疆和田，当地按照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承接东部沿海转来的制造业，解决了十几万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波兰，新组的内阁明确提出，依照“新结构经济学”，针对当地具有优势的产业，在政府因势利导下帮助企业做大、做强。2017年，波兰人口约占欧盟的十分之一，新增就业占整个欧盟的70%，劳动力开始回流，政党也为人民所接受，这些年来政治稳定了。

《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光明悦读：您在《新结构经济学》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死守着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容易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变成一个批评家。在您看来，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何处？中国经济学家如何能赢得国际学术话语权？

　　林毅夫：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理论来源。就经济学而言，理论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另一个是对当前问题的解决。而理论的重要性则取决于所解释的现象和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理论本身只是逻辑，越简洁越好，它观照的对象决定了它的地位。

　　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后，经济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有影响的经济学理论基本来自英国学者，或者在英国工作的外国学者，如卡尔·马克思。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中心向美国转移，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就变成了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

　　我们同样可以期待，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会逐步向中国转移。未来，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会出自中国。

《解读中国经济》

林毅夫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GDP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是手段

　　光明悦读：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可以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与贫困不懈斗争的历史。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您认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林毅夫：让老百姓过上美好的生活，是我们发展的目标。要过好日子，首先要消除贫困。农村人口全面摆脱贫困，是一个历史性成就。几千年来中国想要达到的社会目标今天终于实现，中国人民希望过上的日子今天总算过上了。

　　中国全面脱贫对世界来讲也非常重要。当前，在一些国家，贫困状况依然严峻，贫富分化仍然在加剧。即使去掉中国的减贫人口总数，我们仍可看到，全球贫困人口的数量在增加。中国的减贫经验，可为其他国家提供新的经验和新的思考。

　　光明悦读：对于全面脱贫之后的乡村振兴，您有何建议？

　　林毅夫：乡村振兴，需要有产业来支持，无论这个产业是规模化的农业、工业还是现代服务业。只有发展产业，才能带来就业，才会有经济效益。产业发展要有基础设施，农村生活需要有公共服务来支持。因此，要实现振兴乡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文教医疗在内的公共服务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强化，都应一并提上日程。正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所设计的那样，这是一个综合工程。

　　光明悦读：您在书中也常提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后来者优势”。具体来看，后来者优势是什么？

　　林毅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引进技术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为主。随着40多年的快速增长，我们积累了很多资本，现在我们的比较优势已经逐渐变成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在这些成熟的产业上我国仍然有后来者优势。另外，在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更迭越来越快的新产业上，我们也具有“换道超车”的先发优势，因为这些产业研发周期短，人力资本高度密集，我国人多，人力资本多，在创新上需要人才，同样我国人才的绝对数量也大。而且，我们拥有最大的国内市场，最完整的产业链，这些都会助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上来看，我们近年来已经与美国持平。将新产业利用好的话，我们是有“换道超车”机会的。

　　光明悦读：您多次强调，GDP增长本身不应该作为目的，而应作为一种手段，用以创造资源来实现一系列社会目标，包括改善卫生、教育、就业、安全以及消费。在您看来，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林毅夫：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讲过，人类的需求有五个层次。发展必须针对一国处于何种阶段，制定相应的政策，发展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增加人民收入，满足一定时期人的需求。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一国政府充分利用自己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参加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因势利导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力相对多，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会逐渐变成新的比较优势。GDP增长的目的，不在于数字的提升，而在于产业和就业结构合理、社会福祉增加，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有充分的就业、安全的社会环境，能得到广泛的尊重，能有自我价值实现的机会，幸福感、满足感不断增加。

　　3.驾驭新科技，享受新生活

　　光明悦读：您在《解读世界经济发展》一书的结束语中写道：正当我们要为本书画上句号之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疯狂肆虐全球，使得尚未完全从国际金融危机阴霾中走出来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造成的经济萧条可能超过20世纪初叶。对于共同面对挑战、摆脱经济危机的阴霾，您有何建议？

　　林毅夫：在《致G20首脑的抗疫公开信》中，我写道，在发达经济体艰难应对COVID-19疫情传播的同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对人类生命、社会凝聚力和经济破坏的前所未有的集体威胁。全球性抗疫，必须在公共卫生和经济政策两条战线上展开。

　　在公共卫生战线，仍然要强调继续控制疫情。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高速发展，人流与物流都相当活跃的社会。如果疫情在一个地区没有控制好，稍不注意就会在另外一个地区暴发。因此，各国都应尽可能广泛地让公民接种疫苗。在疫苗提供方面，我们应该有全球观，防止疫情可能随时产生的暴发和蔓延。

　　在经济战线，我坚持认为，全球化仍然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发展方式。新结构经济学重视一国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它认为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力资源富集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是其在全球产业发展的差序格局中制胜的关键。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充分发挥自身要素禀赋优势。从前几年开始，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抬头，这是源于一些国家没有认清国内矛盾产生的根源，将产业更迭造成的社会失业归咎于全球化和产业转移。实质上，他们没有认清国内分配和对结构转型时劳动力就业能力的提升才是矛盾产生的根源。我仍然主张，要继续参与进一步推动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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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悦读：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在促进生活质量提升的同时，带来了劳动力被替代和失业的风险。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中等收入群体减少的情况。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也有扩大趋势。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全球技术更新给发展带来的挑战？

　　林毅夫：机器替代人工的忧虑一直存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替代纺织工人，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替代各种人力，当时这些忧虑都存在过。人工智能产生后，这些忧虑也不绝于耳。我想，新的技术，在替代过去工作的同时，会创造出很多新的工作来。而且，新的技术可以用来改造过去的工作，提高生产力水平，人们的收入水平会提高，人的需求会发生变化，从而产生对其他行业例如服务业的需求，对文化、娱乐等领域的消费需求。并且，随着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工作时间会减少，会有更多时间来享受美好的生活。总的来讲，我还是抱着乐观的态度。我们应该了解新技术、驾驭新技术，来提高效率和收入水平。因为它们本身在替代一部分就业的同时，会创造新的就业；在取代一些产业的同时，也会创造新的产业，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能力来享受人生。

　　（光明日报记者 韩寒 史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