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现代化城市发展及其带来的流动性，地域文化、城市性格越来越淡化，不禁让人唏嘘；而且，在整体地域文化弱化的同时，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地方偏见依旧没有达成和解O　这都要归因于没有实现真正自我建构，不仅没有乡村的文化自觉，更没有城市的文化自觉O

研究、探索而非“设计”规律

文汇报：我知道张老师您是研究城市史出身的，硕士博士论文都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而且早在1970年代还曾参加过几个古代城市遗址的挖掘，后来又潜心研究城市化、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规划等。以这种热情、对城市历史和发展的了解，能不能讲讲您对“城市”的理解。

张鸿雁：城市首先意味着一种“活法”。我常常讲社会分为两种人：“活着”的人和“生活着”的人。有些人这样调侃落后地区生活方式：以放羊人为例，放羊的目的是生娃、赚钱、娶媳妇、生娃……后代还是生娃、放羊、赚钱、娶媳妇、生娃……是一种自然循环的封闭体系，这是几千年封闭型乡村社会之所以没有质变的原因之一，生活方式缺乏一种追求，缺乏马克思所论及的市民社会的理想与价值观，只是自然的、以繁衍后代为目的的存在，这就是“活着”的人；而“生活着”不仅仅自己有理想有追求，更意味着让更多人有理想、有追求，有利他主义倾向，有理性的生活。而我30多年城市研究，把自己定位为“城市社会进化的推动者”的原因就在这里！

城市代表着社会文明的进化，也代表着一种社会分化与空间分野。恩格斯在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讲到文明的4大标志：文字、军队、国家机器和城堡。有了城墙，社会变成两个部分———城市和乡村，从此人类就在这两个轴线上流动，城乡对立，此消彼长，并延续至今。

马克思认为，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分工的复杂程度，社会分工越复杂，进步水平越高。人们进入城市之后，形成了典型的、新型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再创造，所以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进化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社会现代化的结果和形式。

从根本上来说，城市也是

一种变革。从1850年英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业人口至今，全世界已经进入了城市社会。中国在2010年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业人口。蒙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说，“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我们可以创造现代农业，但不再会创造传统农民。

文汇报：将城市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时，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布迪厄的“文化场域”概念，以及芒福德讲“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在您看来，这些是如何体现两者关系的？要实现文化的再生产，城市可以提供什么？

张鸿雁：人类文化延续创新的历史主要都在城市发生，包括博物馆、建筑、文学艺术、学校、图书馆、工业集聚等，芒福德讲的“容器”就是这样的概念，表示人类财富与文脉传承的承担者主要是城市。当城市作为“文化容器”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人类思想、文化、财富的中心，这种中心性价值如果被毁坏就很难重生。什么是“文化场域”呢？外在形式上是由物质空间形成的，各种信息符号在里面互相传递、碰撞变化、整合创新等，内在形式上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是以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放飞为前提的文化关系，更重要的是一种创新土壤，即我经常讲的“创新的土壤比创新本身更重要”，黑格尔也曾讲过，中国不缺文化而缺文化土壤。城市越大、人的异质性越大，形成的物质空间和文化场域就越复杂，其代表的力量和文化互动也就越充分。

但即使构成了文化的“场”，能不能形成文化再生产，还需要在4个维度上进行考虑。

首先是城市的历史有没有优秀的传统，或者叫“英雄文脉”，就是以市民精神为指向为舞台的历史。就好像一提温州人、苏州人，都能讲出一些特色和传统，或者说到上海人就想到他们对外来文化有较高的认知和接受能力。

第二个就是现代社会精英群体的存在方式，是否有文化自觉意识和主动引导意识。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都有所

谓的绘画三杰、文学三杰、哲学精英等，他们在引导社会前进。我们有能表达的精英，但缺乏引导、能量和责任意识。常言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事实上应该换个视角：天下兴亡我有责！　这才是真正的精英主体意识。

第三个就是市民社会本身的力量。如城市咖啡馆作为第三空间，是自由思想表达的场所。西方有很多有名又有影响力的咖啡馆，不是胜在咖啡多好喝、东西多好吃，而是因为它们见证了很多重要思想文化的产生。像巴黎的花神咖啡馆等，萨特和西蒙波娃常在那看书写作。而我们呢？把咖啡馆当作一种日常消费空间，不是学习、思考的空间。

最后一条就是看政府对文化建构的支持和引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谁在守望城市文化呢？我们尚缺乏一个典型的城市文化发展的、市民整体认同并具体实践的国际性文化软实力提升战略。

文汇报：时隔37年再次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发展到底有没有规律？

张鸿雁：这个问题很有意义。都在讲尊重规律，那得让大家知道规律是什么，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

首先，人类是从自然走出来的，城市也需要回归自然。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最推崇的就是“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城市，虽然现在很难做到里面呈现出的空间、秩序及与自然的融合，但可以局部地、一点点地建立现代意义上的花园、森林城市。回归自然可以有多种表达，比如建立城市立体绿化，把工厂、大型商业综合体、创业产业区等慢慢地变成公园……

其次，要考虑如何让城市和乡村真正实现和谐，虽然是两个空间，但是应该让两者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大差别———城市文明意义上的生活方式。美国有六成以上的人居住在小城镇里，条件一点都不比大城市差，甚至更能享受生活。我们的眼睛不能只看到大城市问题，也要培育周边区域，建构大区

域空间里的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和小村镇的网状体系。

第三，中国的城市化要找到中国特色。长期以来，我们套用了很多西方的城市理念，没有形成中国个性化的、特色的城市发展模式，很多政策、规划、管理甚至法律文本都是滞后的。

第四，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和“现代性”创新的载体。我们必须学会用理性的、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探索中国城镇化的规律，而不是“设计”人类城镇化的规律。

城市适应所有人，但要有缓冲的前提

文汇报：现代社会早就敲响了传统农业社会的丧钟，理性上我们认定城市化已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但情感上又想“留住乡愁”，新型城镇化似乎变成了这场角逐的产物。

张鸿雁：城里人喊“留住乡愁”，这是可以的，但不能让农民继续按照原有的方式生活。1949年左右，中国有640多万个自然村，现在还有40多万个。我带队去农村进行实地考察，有些地方没有自来水、厕所……没有再学习的文化环境，没有像样的公共空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就业渠道，很多生活状况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传统、破落的乡村必须变革，而这种变革仅仅依靠农业是不能完成的。

新型城镇化一方面是某种要素的集聚，促进产业集合、产城一体。另一方面是城市文明的扩散，丹尼尔·贝尔在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中讲过，未来的社会“无底无形无边”，农村的地不再由传统的农民、没有文化的人来耕种，而是科学家、工程师、教授和白领等有文化的人用科学技术来种。这个问题在西方已经基本解决了，比如美国的“精准农业”。

新型城镇化或者说城市化的最终目的，不仅仅要让农民进城，更重要的在于改变他们的活法。可惜的是，我们依然

有很多人不理解，以为让农民进城就可以了。这就首先要明确基本的城市概念，明确城市的本质是生活方式的变异和变革，同时还要明白，农民变成市民的核心是要形成市民社会的契约关系。

文汇报：什么在吸引人们来到城市？　决定他们留下或者离开？有统计显示，去年约有15万外来常住人口从上海流出，大家作了不少分析和解释。

张鸿雁：毫无疑问，收入是影响很多人进城、留在城里的一个因素。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生活来到了城市，为了更好的生活留存了城市”。我认为：城市与乡村本质上还是生活方式的差异：农村没有城市里一般意义上的享受方式，无法追求对生活的很多欲望；农村也没有城市里的工作方式，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作和休息没有严格分离；此外，农村更没有城市最基本的交往方式，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单一，而城市人之间复杂、强弱关系的形成，恰恰是一个人生存的价值所在；最重要的是，在传统乡村里，无法实践终极的理想追求。

老有人问我“农民进城了，工作怎么办”？　他们缺乏对城市化本质和城市功能的完整理解。城市适应所有人，但必须要有缓冲的前提。农民来到大城市，只要政府给政策，他们根本不需要谁来安排就业。拿我亲身碰到的案例来说。我家原来住鼓楼区云南路，有个农民工来小区“把大门”（做保安）。他会修自行车，在家门口摆了公用电话机，也顺带卖卖报纸和小菜，后来还申请送牛奶；爱人给人家烧水、做钟点工，有时送送货、接接孩子……夫妻俩杂七杂八的收入，日子过得蛮好。你说他们的工作是谁给安排的呢？　而且，他们的孩子也上了大学。

之前有个社会学文章让我评审，讲的都是中国农民工融入城市如何如何艰难。我当时就批了一句话：难是难！可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4亿农民进城了，那到底是难还是不难？

农民工进进出出是正常的，一个时间段内人口数量发生变化也是必然的，并不代表什么，不应该作过度解读进而得出所谓的结论。现在好像很流行说“逃离”。“逃离北上广”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伪命题，那些能够留下来却不留的才叫“逃离”。这个词太容易让人们觉得是城市本身出了问题，从而忽视了很多制度性设

置上的弊端，比如卫生、教育政策等。

文汇报：“城市学”近年来在国内越来越热，引起了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建筑规划、社会学等在内的多个领域的研究热情。您怎么看待“城市学”的宏大？

张鸿雁：城市的确是个综合体，涉及方方面面，但作为整体的“城市学”概念却很难表达，研究的问题也常常被其他学科掠走。前苏联学者就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大家真的在研究城市学吗？　是城市的哪一个“学”、哪一个视角？

“城市学”在中国的兴起，第一个应有之义就是城市社会的来临。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还没到30％的时候，我就预测并提出了“中国城市社会的来临”，当时社会学界、经济学界的很多学者还提出了反对意见。西方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即城市化在近代社会以来，每25年左右会翻一番，正好和人口翻一番的周期差不多。我国城市人口　1949年是10％、1978年17．8％、2000年30．1％、2010年50％……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规律来的。“城市学”的兴起首先是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从第二个层面上来说，由于中国缺乏城市建设经验，大多数时间和多数城市建设规划都在学习西方。因为缺乏经验、照搬西方，我们不少城市的规划滞后于社会发展，比如沿海某城市，1985年提出并进行了预期到2000年的规划，结果不到5年就超出了，所以各个领域、学科都面临着认识城市、建设城市、改造城市的理论建构和中国本土化城市规划创新等问题。

对某一领域的关注是市场需求造成的，也是问题迫使的。但过度的、急功近利的研究，使得很多问题本身缺乏学理性、科学性、实践性思考，容易造成一些建设性破坏和对城市理解的偏差，比如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把城市化操作过程中的不当归结为城市化本身的问题。

文汇报：我国就城市雨洪管理提出了“海绵城市”理念，并明确了16个试点城市，这跟您早年提倡的“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理论”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鸿雁：针对城市发展带来的资源紧缺，日本2000年就提出把国家变成循环社会型国家，不光指循环经济，而是包括风能、电能、热能甚至垃圾在内的

广泛的社会大循环。我在2006年提出了“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与概念，也出了相关著作。

中国的城市化其实让西方很有危机感，因为是高耗能的，从一开始就在和全世界竞争“抢”资源能源。你看全国大部分城市现在都面临缺水问题，“海绵城市”概念不仅仅就是要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更是要寻求城市社会的整体进化与发展。“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理论”和“海绵城市”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更加照顾社会的方方面面，即希望城市当中的人、政策、产业、水、空间等要素，都要形成循环的、零耗能体系。

文汇报：在“街区制”和“封闭住宅”的讨论中，雅各布斯的城市规划理念受到关注。您怎么看待中国自古以来对“墙”的依赖？

张鸿雁：中国历史上的住宅基本都是封闭式的，《周礼》　《管子》　中有记载，管得很严、很细致。汉代以后形成了典型的封闭式布局里坊制，早晚进出都要有坊牒。唐朝还专设坊门，早上敲钟开门，晚上敲鼓关门，所以有钟楼、鼓楼；日落后出坊得有公文，偷翻墙被抓要受鞭刑。由此可见，里坊制最严格的时候，市民没有自由，城市是统治者的。到了唐朝末年，随着贸易的发展，里坊制逐渐被打破，最早在以盐商居多的扬州。宋朝经济最繁荣的时候，城市布局也发生巨大变化，而元朝的衰退又促使一些地方恢复了里坊制。明朝末年，里坊制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甚至出现了市场经济的萌芽；但是满族进关以后，经济倒退，里坊制又再度强化了。

中国的墙文化根深蒂固———外面有万里长城，城市有外城廓、城墙、内城，家里还有四合院，四合院门口还有照壁……这和几千年来的家族观念、地域文化及战争动乱都有关系。中国改革开放打开的是国门这堵“墙”，但经济发展当中的省域、市域、地域、街区的“墙”没有打开。大家住在楼上楼下甚至对门都说不上话，这无疑会造成城市的隔离以及社会认同感的缺失。毫无疑问，街区制的无边界化有助于实现城市空间的亲情化、人情化、粘滞性，让人走走停停、相互接触，从而形成雅各布斯所谓的城市街区的安全体系。我提出了“城市照顾”理论，开放的街区就是构建“城市照顾”体系的一个最好方式。

当然，要实现无边界城市、无边界生活，让所有人成为空间的主人进行自由表达，这在一定阶段内可能做不到。但我们要提倡中国式的社会空间体系，比如厕所、体育场馆等尽可能公共化，把更多公共空间资源还给城市，同时降低市民的空间利用成本。

文汇报：吊车林立在很多城市已经成为一道避之不及的“风景线”，有市民还把大拆大建的“壮观”形容为“秋叶与灰土齐飞，苍天共黄土一色”。针对乱规划和规划过渡，“有机更新”理念越来越受重视。

张鸿雁：城镇可以分为有规划和没有规划的。规划背后的决策主体是谁？　这恰恰是现在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如果决策主体不是规划者而是管理者，那就悲剧了。规划者、设计者、专家、文化人应该去影响、改变社会，但前提是，确实要有这样的能量、能力。西方的城市规划有一套完整的法律规程、责任和评价体系，而我们更多是“长官意志”，规划过度政治化、制度化、权力化。

规划前的价值判断和梳理一定要有，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拆掉还是保留，采用落架异地还是原地修复的方式，等等，需要通过多方协调沟通。这些年，有不少好的例子表明政府开始重视这个层面了，比如福州的“三坊七巷”，出过冰心、林徽因等名人，当时差点卖给香港富商进行改造，后来在市民和文化人的联名呼吁下，地方政府最终将“三坊七巷”保留了下来。

每个城市都是一个有机体，在无规划的时候可以自然地表达出它的纹理、肌理。有了规划之后，我们都在追求秩序，但应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寻找与之契合的那一部分空间形式，包括植被的布置、天际线的呈现、符号及材料的运用等。城市中心区的复兴可以尝试新的理念，像以“城中城”、“立体城”、“艺术城”著称的日本六本木，最让人“惊艳”的就是屋顶打造的一个个空中园林，有些还变成了稻田。上海的K11引进了这一做法，尽管规模比较小，但仍不失为一个好的尝试。

有一点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城市更新还应该注重关联就业体系的规划。过去某些城市搞的更新项目，让一些文化人回来了，但由于产业模式比较弱，没有形成持续的产业带和产业链，要不就都变成了居住空间。上海目前有100多家创意产业园，将就业空间和居住空间有机结合起来，我觉得非常好，对城市发展、形象塑造、空间利用以及质量表达等都很有价值。

文汇报：中国的地域文化向来非常明显，所以才有了对不同城市的生动描述和形象比喻。人们常用“千城一面”来指摘建筑和规划，事实上，城市个性也在逐渐消退。请结合您目前正在做的国家课题“特色文化城市研究”，谈一谈城市性格及城市文化自觉。

张鸿雁：一听到二人转、秦腔、豫剧，就能和东北、陕西、河南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地域文化跟某一区域的自然环境、饮食结构及历史传统都有密切相关性。历史上有齐鲁学派、岭南学派、扬州学派、桐城学派、襄阳学派等；改革开放以后，有以张艺谋、贾平凹为代表的黄土地艺术，有张抗抗、张洁代表的上海文学，有方方、池莉建构的武汉市民文化……近年来，由于现代化城市发展及其带来的流动性，地域文化、城市性格越来越淡化，不禁让人唏嘘；而且，在整体地域文化弱化的同时，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地方偏见依旧没有达成和解。这都要归因于没有实现真正自我建构，不仅没有乡村的文化自觉，更没有城市的文化自觉，很多城市文化建设都只是号召性、政策性的举措，提的口号千篇一律，缺乏可操作性。针对此，我提出了“社会精准治理”、城市历史街区和建筑精准保护的概念，文章也已经发表。

大家都知道，上海石库门、徽派建筑、南京民国建筑等，承载了某个区域某个过往的集体记忆。我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东西，百年以后能成为这个城市文化特色、这个时代集体记忆的代表吗？　这就促使大家去思考现在的城市建设能不能经得住历史考验，有没有新的文化符号的产生。

费孝通先生呼吁“文化自觉”，我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文化自觉”。那怎么建构这种自觉？举个例子：中国传统的秤是十六两，前三两为福禄寿三星，后面是北斗七星、南斗六星，缺斤短两就意味着少福少禄少寿。这种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就是一种隐性的、自觉的工程。城市文化自觉需要从底层开始建构，包括行为、责任、文化倾向等的全面引导。当然，城市文化自觉也和决策者的意识、管理能力、知识储备有着很大关系，只有他们首先是文化精英、社会精英，才能起好带头作用。

中国需要城市文化自觉，需要中国式的城市文艺复兴。

2016年04月01日 来源：文汇报 作者：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