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明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系主任、教授

　　产业发展实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体系实为供给体系，产能过剩，意味着供给过剩o分析2015年我国产业发展的状况，既可发现国民经济供给一侧面临的一些严峻问题，也可发现产业体系中新生力量的茁壮成长o如何呵护这一新生力量，是供给侧改革关注的重点。

　　我们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不是简单地把现有的产业体系当中低端的产品淘汰掉一点，高端的产品发展一点就可以了;而是我们现有的整个实体经济的体系，必须跟上全球发展的要求、全球技术和发达国家未来新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的供给侧改革还要酝酿跟上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进步，我们要培育新实体经济和培育出新的动力机制。这是我们理解的供给侧改革至为关键的一点。

　　2015年，我国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继续放缓，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速度下滑至6.9%，为25年来最低。产业是宏观经济的中观构成，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产业发展实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体系实为供给体系，产能过剩实为供给过剩。产业体系出了问题，也就是供给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经济存在双重过剩的问题，一个是总量过剩，第二个就是结构过剩。

　　在现有三次产业结构中，发展均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在产业供需矛盾突出，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供给过剩主要体现在传统工业行业，包括煤炭、汽车、钢铁、水泥、纺织、电解铝等行业。供给不足则表现在新兴服务业方面，尤其是旅游服务业和医疗服务业。而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足以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互联网主导的产业融合替代效应明显，但目前经济带动效应有限。

　　不能简单依赖货币财政刺激

　　那么，是不是就是因为经济的下滑导致了产能过剩呢?　如果是，那么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双宽松的方法，刺激需求，这个过剩状况就可以缓解掉了。但是这两年这些政策实施下来，发现它的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产能过剩还是很严重，GDP　的增长逐年下降。为什么?

　　因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宽松，是希望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增长，带动私人需求的增长，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好转。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一旦货币宽松以后，资金并没有投向那些公共基础设施，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需求，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成熟乃至于下降的通道了。我们的公共基础设施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如果再建的话，它的使用效率与经济性大大下降了。从资本的逐利性来看的话，那些拿到了资本的人当然不愿意去投资它，而去投资获利更大的，比如说金融方面。

　　也就是说，我们原本希望货币能够落到实体经济里面去，使得供求的状态进一步均衡化。但是仔细分析发现，宽松后的货币并没有流到实体经济去，而是借实体经济的名最终转了一个弯，又到虚拟经济去了。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就看到了各种金融泡沫的产生，包括房地产的泡沫、资产的泡沫。

　　我认为，我国供给的过剩——总量过剩和结构过剩，一方面有全球经济衰退、市场萎缩的因素，还有一个因素是我们产业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增长，已经到了一个从快速增长转向持续平稳增长这样一个阶段，由此也导致了需求的下降、那么调整现有供给的结构和现有供给的数量，就不能

　　再依赖于简单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刺激，来增长它的需求，来改善它的状态，而是要切切实实在它的供给结构，也就是它的生产体系、产品结构上下决心做调整。

　　减税的方法有用吗

　　我们现在很多人以为供给侧改革应该强调要减税，为什么呢，因为减税可以增加经济实体的可支配资源的能力，那么它有可能，注意我讲的是有可能去增加投资。但是如果没有市场机会的话，它也可能不一定投到实体经济，相反投到房地产里面去，因为房地产回报高。

　　前段时间国家推出了更多利好房地产的政策：财政部2月19日发布通知，对个人购买家庭一套房和二套房降低契税;购买2年及2年以上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北上广深只享受一套房契税优惠和营业税优惠。一时间，楼市交易明显热闹起来。

　　但这种简单的减税财政政策，是不是一定对经济的发展有好处?　我有点担心。我担心的是新一轮的泡沫又会吹起来，如果房产的价格不停地膨胀的话，对我们的实体经济，对“新常态”下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又要解决房地产库存积压的问题呢，因为从短期来看，全国的库存积压太大了。库存积压有可能会转化为银行的坏账，库存不去，信贷就变成了坏账，整个经济体系就有问题。所以，去库存成为现在必要的一个措施，但也有可能带来一个负面的作用：容易把房价变得畸形，导致泡沫起来，反过来又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我看来，房地产的市场，现在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现在提减税，一定要有一个前提———降低那些有市场前景、围绕着未来新型实体经济成长的那些经济主体的税负，让它在所在的产业领域当中，有更多的资本实力去自我发展，提高技术、提升产品。相反那些应该淘汰的企业，为什么要降低它的税负呢?　降低它的税负，它反而获得了一个“缓刑期”。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税收的政策上面，要采取所谓的分类调整的策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直面新一轮产业革命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还同时面临着另外一重含义：我们恰恰又遇到了全球新经济下的产业革命，叫做新技术的革命，其代表就是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这样的发展变化。

　　因此，我们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不是简单地把现有的产业体系当中低端的产品淘汰掉一点，高端的产品发展一点就可以了;而是我们现有的整个实体经济的体系，必须跟上全球发展的要求、全球技术和发达国家未来新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的供给侧改革还要酝酿跟上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进步，我们要培育新实体经济和培育出新的动力机制出来，这是我们今天与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们理解的供给侧改革至为关键的一点。

　　我认为，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它应该支持新实体经济的发展，支持新动力的培育。而对那些传统过剩的产业，你不能再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去挽救它，或者说是刺激它。所以，我强调供给侧改革所需要的货币政策，是精准的、分类的、相应的货币政策，该松的方面要松，某些新兴的产业要松一些，而传统产业要紧一些，这样才能达到结构性变化调整的作用，否则的话，效果可能就不明显。当然还有一个政策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产业政策，我们需要想明白怎么来引导、培育和发展未来新型实体经济。（芮明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系主任、教授 记者张晓鸣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