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访之“战疫篇”】林毅夫：中国如何应对大概率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
当下，全球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面临新一轮危机。如何看待疫情对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怎样的压力，又该如何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近日，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专访，阐述了他对疫情下全球和中国经济走势的分析。
人物档案
林毅夫：1952年生于台湾宜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南南合作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2018年12月，获中国改革开放“改革先锋”称号。
发达国家陷入大萧条是大概率事件
高渊：最近，包括你在内的全球20位知名医疗专家和经济学家，联名致信G20首脑，呼吁紧急提供必要的资源，以减少人类生命的损失。你们在信中说，如果我们不能力挽狂澜，将会受到历史的严厉审判。全球局势到了这么危险的程度吗？
林毅夫：目前，美国总确诊数已是全世界之最，到4月12日已达53万，占全世界确诊人数的29%，欧洲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也都超过10万人，形势严峻。由于这次疫情，以及石油价格的闪崩，还有美国股市两周内的4次熔断，美国和欧洲股票市场都受到了重创。
表面上看，发达国家医疗体系很发达，但另一个事实是国家动员能力弱，当疫情在某些城市或州县扩散，集中收治面临巨大挑战。而且死亡人数多，美国已经超过2万人，西班牙、意大利、法国都超过1万人。还有很多医疗条件较差的发展中国家，他们面临的危机可能更大。
高渊：这次疫情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全球经济？
林毅夫：去年下半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已经多次下调今明两年世界各国的增长预期。也就是说，在疫情暴发前，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就已经走软。
而疫情带来的隔离或封城措施，对已经在下滑通道的经济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现在的利率已经是零利率或负利率，除了采用非常规的数量宽松外，没有多少其他货币政策手段可用，政府财政积累的负债率也已很高。
为了应对疫情期间失业的剧增，维持社会的稳定，有些国家不得不出台高达GDP10%甚至20%的超常规财政援助措施，但收效有限。可以说，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已是必然。
高渊：有不少人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陷入类似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也有不同声音。对此你如何预测？
林毅夫：这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根据摩根大通银行早前发布的预测，今年全年美国的增长率可能下滑到-1.8%，欧元区下滑到-3.4%，日本下滑到-1.3%。随着疫情的不断恶化，新的预测越来越悲观，国际金融研究院的预测是，全球的衰退马上就要到来。去年他们预估全球经济增长率是2.6%，现在下调到了-1.5%，美国的经济增长今年大概是-2.8%，欧洲大概是-4.7%。美国圣路易斯联储主席詹姆斯•布拉德则认为，美国第二季度的失业率可能达到30%，GDP可能下降50%。
回头看，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动荡，导致全球经济进入历时十多年的衰退调整，深刻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内部的力量格局。今年由于疫情和油价等带来的经济下滑压力和不确定性，已经触发了发达国家由这十多年来宽松货币政策支撑起来的股市的崩盘。所以往前看，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中国的增长必须依赖国内市场和需求了
高渊：国外疫情正处于上升期或暴发期，除了使得我国防控病例输入的压力大增，还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林毅夫：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出口国，所以疫情在影响全球经济的同时，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也很大。
疫情最大的影响是同时冲击了需求和供给，还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全球疫情暴发后，使得需求大幅萎缩。虽然线上购物和线上娱乐产业有较好增长，但线下产业受到了很大影响。
疫情也冲击了供给端，对城市和农村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城市调查失业率从5.2%上升到6.2%，上升了100个基本点。相比之下，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时，处于最高点时的失业率从4.0%上升到4.3%，只提高了30个基本点。由于农产品外运和农民工外出的困难，农村就业不足的情形会加剧，这会连带导致农村家庭和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受影响。
高渊：外贸受疫情的影响会是首当其冲的吧？
林毅夫：外贸确实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疫情和经济衰退甚至萧条的不利影响，而且下降程度会比较大。今年头两个月的出口同比下降了17.2%，三月份我国开始复产复工以后，除了口罩、防护服、测试盒、呼吸机等防疫必要物资之外，许多外贸企业的出口订单被取消，出口下降幅度可能达到25%，这种下降可以说是断崖式的。
处在当前形势之下，中国的增长必须依赖国内市场和需求了。应对经济危机时，投资拉动是很重要的对策，但这次还需要同时保护家庭、保障消费，帮企业渡过难关。
支持家庭有两种方法，一是给现金，二是发消费券。我认为在城市用消费券更有效，因为人们拿到现金不一定去消费，不会直接转化为需求。根据地区和月份不同，消费券可以相应地变化，但重点是要扶持贫困、低收入家庭和失业人员，提供基本保障。在农村地区，必须加强社会保障网，提高低保水平，给未能外出的农民工发失业救济，保障基本生活。
高渊：从疫情发生时起，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状况就备受关注，它们是不是最难的？
林毅夫：中小微企业生存境遇确实严峻。如果国外出口市场倒塌，很多中小微企业恐怕很难熬过三个月。
中小微企业需要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比如减免租金、减免税收、减低税率、推迟社保医保缴费、推迟偿还贷款本息、提供新的贷款等。我们一定要重视中小微企业，因为它们提供了大量就业，破产倒闭会带来失业的增加。而且它们是很多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若是破产了要重建会有许多困难，保他们的生存就是保中国渡过难关后维持全球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必要举措。
所以，保企业也就是保护我国的就业和维护我国经济的根基。此事宜急不宜缓，出手要快不能迟疑。
在危机中保持稳定和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高渊：最近，有媒体翻出你在2003年非典时期的旧文重新发表，你认为当年的建议在17年后还有针对性吗？
林毅夫：当年我提了2条意见和4个建议，17年过去了，或许是这个世界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又或许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很超前，除了把“非典”换成“新冠”，把增长率的预期从“7%到8%”换成“3%到4%”，这些意见和建议竟然都还适用。
高渊：你当年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是什么？
林毅夫：我提了2条意见，一是我国靠行政动员的优势，很快将疫情抑制下来，而这套行政系统的力量启动起来怎么刹车是个问题，有必要权衡疫情复发危险和防范举措的协调性；二是如何在国际上增强我们的政府形象，消除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负面因素。
4个建议是，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能够迅速掌握准确信息、处理各种紧急状况的制度化机制；给予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低收入人群必要帮助，以减低危机事件对社会和谐和稳定的伤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推动人民生活卫生习惯的现代化；健康的金融、经济体系，是渡过危机、降低伤害最重要的保证。
高渊：你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核心是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在全球疫情影响下，是否应该更强调“有为政府”？
林毅夫：是的，政府需要发挥积极作用来保护家庭、保护企业，以保护就业和消费，也需要刺激投资。在过去，出口市场是和私营投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这次出口市场受到了重创，私营部门增加投资意愿下降，在投资上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
现在，政府部门已经提出了新基建项目，包括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此外，也可以投资常规的基础设施，通过建设高铁、城市间轨道交通网，构建起更多更有效率的城市群。
政府可以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可以允许政府负债率上升。过去中国政府把每年的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内，而当前遭遇供给和需求“双杀”，今年应该可以允许政府财政赤字率上升到3%以上，甚至增加2-3个百分点。其他可选择的政策工具，还包括发行特别国债、扩大开发银行贷款规模、增加地方专项债项目等。
高渊：今年是中国设定的全面实现小康之年，你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发展会呈现怎样的态势？
林毅夫：今年第一季度有较长时间经济停摆，如果第二季度能企稳回升，全年增长将主要依靠第三和第四季度由投资拉动的反弹。如果下半年增速能达到10%，那么全年的增长率会在3%-4%之间。
从我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以及政府的执行能力来看，要使全年达到5%或更高的增长并非不可能。但这样的话，第三、第四季度的同比增长需要达到15%左右。
考虑到疫情防控需要常态化和全球金融经济的不确定性，全球的衰退甚至萧条可能会延续一段时日，需要给未来几年的政策留下足够的空间，今年下半年勉强达到这样的强力反弹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其实，在全球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能达到3%-4%的增长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绩。
高渊：从长远来看，这次疫情会改变中国的发展轨道吗？
林毅夫：只要应对得当，利用近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创造的有利政策空间，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稳定金融体系，增加信贷资金帮助实体企业渡过难关，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新基础设施等建设，并对受到疫情不利影响的城市和农村低收入和贫困家庭提供必要的生活资助，以扩大内需，在危机中保持稳定、增长和就业，那么全面脱贫的目标在今年就能完成。
而且只要做到这些，我国未来增长的质量也会提高，并且还能以防疫经验和物资帮助其他国家防控疫情，以我国的增长助力其他国家走出衰退或萧条。
如果这样的话，也将像2008年那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一样，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地位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