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19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0年经济工作。

会议肯定了今年以来我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六稳”工作以及打好三大攻坚战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并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确保民生、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六方面部署明年重点工作。

多位专家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指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显示出，中央对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在要求上将更加侧重“质”而非“量”，在施政上将更加侧重结构调整，注重政策效率与协同。同时，一些新提法、新表述预计也将为明年经济工作带来新亮点。

总结今年以来经济形势：更有“质”感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精准脱贫成效显著，金融风险有效防控，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进度符合预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蔡浩认为，会议对今年以来经济形势的定调，主要体现在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等方面，这与市场预期基本一致。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尽管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会议定调总体较为积极，说明中央层面对当前经济发展的成绩总体是满意的。“尤其是例如‘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等表述，显示出中央更加侧重对经济发展之‘质’而非‘量’的评价。”

部署三大攻坚战任务：排序有变

多位专家注意到，此次会议通稿内容对三大攻坚战的排序有所改变，脱贫攻坚被放到靠前的位置，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则由首位调整到靠后位置。

蔡浩指出，对三大攻坚战的表述，今年与去年有较为明显的差异，防风险由去年的首位降到了最后一位。这一方面是因为经过过去几年的去杠杆，我国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的势头得到抑制，金融风险趋于下降；一方面则是因为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年份，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性自然会有所提升，作为三大攻坚战的首要目标也就顺理成章。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产业部副主任卞永祖指出，这说明过去一年金融监管部门多措并举，金融风险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中也可以判断出，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几率不大。”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说。

“但这样的表述不意味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已经告一段落或是宏观杠杆率只需要保持缓增即可。”鲁政委指出，“此次会议仍然要求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体现了对防范风险不松懈的态度。”

定调明年宏观政策：侧重结构调整

多位专家指出，此次会议在定调明年宏观调控政策时，更加侧重结构调整，不会采取大规模总量刺激手段，而是注重政策效率，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鲁政委指出，从通稿的排篇布局来看，在对明年重点工作的排序上，对于“量”的要求放在较为靠后的位置，所占篇幅较少，而“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被排在首位。这体现出，我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还是结构性的问题，而非周期性的问题，需要用调结构的方式去应对解决。而“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是新提法，说明逆周期调控的总体力度要求是温和的，重在补短板。

蔡浩认为，相比去年会议“强化逆周期调节”的措辞，今年提出了更高要求，强调“要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力度”。考虑到今年在描述形势时提到了“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并再度重提了“三期叠加”影响，明年的逆周期力度可能会与市场此前预期有所不同，大规模总量刺激不会出现，而是会更加注重对结构层面的支持。

例如，在对财政政策的表述上，强调“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去掉了去年“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的表述，而是强调“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指出，此次会议在对运用财政政策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表述尤为清晰。即在结构调整中，“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重点支持“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和民生领域。

定调未来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此次会议还确定，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曾刚认为，今年的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灵活”是新表述，反映出中央对当前复杂内外部形式的应对态度。一方面，货币层面上，由于防风险的主要任务已从过去的总量控制转化为存量风险的处置和化解，货币保持合理充裕，可以为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降低融资成本创造一个更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另一方面，当前内外部环境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因此货币政策还需要保持一定的弹性空间，根据实际情况相机决策。

董希淼指出，稳健仍是货币政策主基调。而“灵活”意味着未来货币政策将根据经济增长、物价趋势等内外部因素变化来进行更为灵活的调节；“适度”则意味着虽然调节的频率可能加大，但幅度不会太大。

此外，会议还强调了要“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

董希淼认为，这体现出对政策效率和投资效果的要求。投资要更加市场化，并且要投向产业链条较长，对上下游有带动作用，可以吸纳较多就业岗位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