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林兆木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我国完全有条件构建起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面向未来的现代化经济结构。

　　■美国严格限制向我国出口技术，虽然会给我们带来困难，但我国已具备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的基础和条件，可以发挥制度优势和市场优势，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上取得突破。

　　■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改革开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抓住机遇，让改革之路走得更快、开放之门开得更大，就能以改革开放新突破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大跃升。

　　■加快绿色发展不仅是迫切需要，而且具有比以往更好的条件。抓住用好加快绿色发展的新机遇，绿色发展将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形态。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世界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进程的历史性交汇，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带来了新机遇。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不久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进一步指出，要抓住用好新机遇，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更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抓住用好新形势下的新机遇，对于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抓住机遇的战略思想及其新发展

　　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革命时期，我们党能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用不太长的时间就取得了看似不可能的成功，就是因为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在重大历史关头抓住了历史机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抓住机遇，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156美元起步，到取得今天这样的伟大成就，也是党领导人民抓住历史机遇推进改革开放的结果。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1990年至1992年初，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之前10年相比明显不利，但邓小平同志在多次谈话中仍然强调，“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作出了“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我们加快发展的好时机”的科学判断。党的十五大报告要求，“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是立足于对世界和中国发展态势的科学判断，我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有利时机，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战略判断，强调“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这是根据世界大变局的长期趋势、运用辩证思维对我国发展的重大机遇作出的科学判断，是对“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和“重要战略机遇期”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对我们抓住用好重大机遇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战略指导意义。

　　抓住用好五个方面的新机遇

　　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新机遇。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既带来压力和挑战，也带来动力和机遇。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规模扩张很快，但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升级，制造业基本上停留在中低端水平，高端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不能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制造业综合成本快速上升，国际竞争力减弱，原来要素低成本、资源高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近几年，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利用比较优势吸引中低端制造业向其转移，对我国形成前堵后追的挤压，倒逼我们必须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应当看到，我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拥有数量巨大、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拥有近14亿的人口规模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正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因而，我国完全有条件抓住用好结构优化升级的新机遇，加快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构建起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面向未来的现代化经济结构。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新机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目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活跃期，科技前沿创新成果层出不穷，为我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新机遇。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过去的以跟跑为主转向在更多领域并跑、领跑。我国创新能力的一些指标，如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专利申请量等已和创新型国家接近或相当，具备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的基础和条件。现在，美国严格限制向我国出口技术，阻碍相关科技人才交流活动，这虽然会给我们带来困难，但也会激发和倒逼我们奋起追赶、缩小差距。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生物科学、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等前沿领域已有很好基础，有的同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我国有近9亿劳动力，其中超过1.7亿人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还有1亿多个市场主体，蕴藏着巨大的创新潜能。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科技创新的需要，比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要大得多，巨大而且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是科技创新的不竭动力。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可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又可以发挥市场优势激发亿万主体加强应用技术研究。我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具备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支撑条件。得益于人口规模巨大和网上支付、购物等线上服务领先发展，我国已成为拥有大数据优势的国家。据国际数据公司预测，2018—2025年，中国的数据圈将以30％的年平均增速领先全球。由于信息日益成为全球经济赖以运行的“石油”，拥有大数据优势使我国有能力在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并形成发展经济的新模式。这些有利因素使我国完全有条件抓住用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新机遇，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上取得突破。

　　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机遇。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改革开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既是压力和挑战，也是动力和机遇。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空前激烈，发达国家力推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涉及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关税、政府补贴以及国企、环境、劳工等新议题。这既要求我们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更要求国内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从国内看，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实体经济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优质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与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并存；金融资源错配，杠杆率上升与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并存；房地产市场与实体经济失衡，国民经济尚未实现良性循环。解决经济运行主要矛盾的治本之策在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不当干预。从近期看，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产权有效激励，充分调动亿万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面向未来，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到2020年的改革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更要求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势逼人，亟须改革开放取得新的重大突破，这也是难得的历史机遇。抓住机遇，让改革之路走得更快、开放之门开得更大，就能以改革开放新突破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大跃升。

　　加快绿色发展的新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我国进入推动绿色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决心力度最大、政策措施最实、进展成效最好的时期。也应看到，长期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突出，生态环境质量尚未根本好转，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和基础工作还需加强。加快绿色发展之所以是新机遇，是因为它不仅是迫切需要，而且具有比以往更好的条件。从客观的迫切要求看，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满足人民对洁净的水、清新的空气等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是亟待加强的短板；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动力。从发展条件看，我国现在财力物力比较雄厚，有条件增加投入、加快绿色发展步伐。在充分考虑我国承受能力并留足发展空间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绿色发展是我国之必需，也是当今世界之潮流。绿色、健康、智能已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主流方向，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为绿色低碳循环和共享经济模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我国抓住用好加快绿色发展的新机遇，包括加强和拓展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发展空间。绿色发展将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形态。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机遇。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近几十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已从50年前的约1/4发展到现在的近40%，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占比大幅上升。然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明显滞后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及随后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的低迷，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防范金融风险、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以及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的缺陷。尤其是随着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饥荒疫情、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主要国家宏观政策协调、国际金融及经济稳定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已成为大势所趋。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全球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进程的历史性交汇，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带来了新机遇。我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提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中国主张，并以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国积极参与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和主渠道地位，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这些努力有利于更好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有利于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有利于为我国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并为全球经济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