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周 文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人：

　　本报记者 张 雁

　　缘起：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实践和不断创造的历史辉煌，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成绩斐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闪烁着中国智慧、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但毋庸讳言，对西方学术的盲目“迷信”和“崇拜”，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经济学界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主流经济学历来是大国经济学，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应如何走向世界？如何构建一个立足中国国情与当代中国实践，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的经济学者该如何承担历史赋予的责任？这是值得学界深入思考的话题。为此，经济学专刊特邀请林毅夫、蔡昉、周文三位学者就此展开对话。

　　主持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成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经济发展之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实践创造和鲜活的宝贵经验。有一种说法，谁解释清楚了中国经济现象，谁就能够拿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现象。能否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林：理论的创新总是来自于一些新的不能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恰恰充满难以用现有理论解释的新现象。国际上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许多现象屡屡做出不正确的判断，其原因应该出在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上。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在分析转型和发展问题方面存在根本缺陷，比如，对我国双轨制改革的前景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充满悲观，认为中国经济随时会出大问题。

　　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开出的药方，中国改革就应该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其理由是：一个经济体要有效运行，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证，包括价格由市场决定、产权私有、自由化、政府平衡预算。但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遵从华盛顿共识，而是推行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开放，对没有效率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立即私有化，而是继续给予转型期的必要保护。由此，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的国家维持了30多年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创造出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蔡：最主要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理论解释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不在于数学模型，而在于解释力和经世济民的实效。过去30多年，中国实现了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减贫奇迹，经济学在其中无疑发挥了积极而显著的作用。

　　理论成果看上去是滞后于鲜活的实践的，但许多学术成果和对实践的总结，有助于在顶层设计中帮助决策，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这是为什么经济学能够成为“显学”的原因。西方经济学也讲发展理论，也讲制度变迁，但中国的经济改革并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归纳的那些教条——如“华盛顿共识”，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着眼于“三个有利于”，选择了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和地方政府与群众实践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中国经济学者如果能够对此进行很好的总结和理论提炼，就是打破了西方经济学“神话”和“圭臬”的经济学理论创新。

　　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但在实践上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在理论上也有很多丰硕成果。比如，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过程，就体现了中国经济学者的理论创新。在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政府与市场是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零和关系”，而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增长实践则证明了两者可以是互补的“正和关系”，林毅夫教授把它精炼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再比如所有制结构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收入分配理论，这些都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贡献。

　　从科学性和成熟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或许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难以理解和认同的，但经济学作为一种入世的学科，经世致用才是其目的和本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一直以中国人能理解的语言履行着自己的使命，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以西方经济学界对科学完美性的标准，是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水平和成就的。但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三十多年的巨大变迁，本身就证明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