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5年是我国比较优势转换期，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崛起的关键期，也是国际格局大调整期。这一时期，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大国竞争与博弈加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快速变革等，将深刻改变国际经济格局。中国发展外部环境的这些重大变化，将给中国发展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

未来影响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关键因素

未来15年，技术变革、人口、粮食、资源与能源、金融和区域经济合作、全球经济治理等都是影响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因素。在这些影响因素中，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大国博弈，将是影响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变量。

（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将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加速趋势，并呈现出“一主多翼”的演进格局。所谓“一主”就是以信息技术深度和全面应用为特征的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带动应用领域的创新突破以及新业态的不断出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推进。所谓“多翼”就是新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新技术创新发展。在新能源技术领域，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技术、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等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电动汽车等有望突破市场化初期瓶颈、进入规模发展阶段，人类进入逐步摆脱化石能源对经济增长约束的时代。生物技术在基因技术、干细胞组织工程技术、快速测量技术等基础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在生物育种、生物医药、生命健康领域不断得到应用。材料技术在开发新型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和先进复合材料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另外，航天、深海领域的技术创新也十分活跃。

未来，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将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源于数字技术的颠覆性新兴技术将不断涌现。数字技术发挥主导和催化作用，以交叉融合带动各领域技术突破，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次主导技术，共同促进全社会技术进步。智能化技术推动数字化走向更高水平。

数字技术革命将引发“关键生产要素”的变迁，并进一步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催生了海量数据资源，与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等技术融合应用，从而使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互联网、物联网等大大增强要素的流动性和“连接性”，人工智能（机器人）快速替代劳动。新的生产要素及其新的组合应用将引发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推动研发设计向开放合作、国际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发展；数字技术的“连接”“融合”功能引发产业形态平台化、网络化和深度服务化。数字技术等新技术的深入发展，将深刻改变国家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而对全球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期

对国际经济格局和我国外部环境而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制度性影响因素。近年来， 经济全球化促进全球经贸格局的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进入快速变革期，呈现出新的特点：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多极化趋势；全球性议题和挑战持续增加，技术革命、绿色发展和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带来新的治理理念和规则制定需求， 加强国际合作需求不断增强；治理机制与平台日益丰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平台成为重要补充；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权之争日益突显，高标准趋势显著增强，涉及“监管一体化”和21世纪议题的规则谈判成为重要内容。随着国际经济和贸易投资格局的变化，全球治理在推进政策措施落实的有效性和适应形势变化的创新性等方面的不足更为凸显，各方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展望未来，全球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各种利益诉求相互交织、博弈，全球经济治理面临新形势与新挑战，将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一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但为了应对贫富差距扩大、受益不均等抱怨，一些发达国家从提倡“自由贸易”转向所谓的“公平贸易”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将导致国际环境中不确定因素提升，贸易摩擦与投资争端将大幅增加。二是现有全球治理的有效性面临挑战。“国际承诺恶化”和大国对抗等风险加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停滞、国际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加大，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议题的努力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三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如代表性和公平性不足，不适应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和话语权提升的要求，不适应其广泛参与议题设置的诉求； 规则碎片化，不能适应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的要求；包容性不够，不适应贫富分化加剧、发展水平与诉求的差异。四是绿色发展理念正在转化为行动、为各国经济带来新动力的同时，绿色壁垒和环境约束逐步增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制度构建和各国合作行动，推动形成新的全球治理机制。五是多种治理平台与路径选择共存，面临在强治理的有效性与灵活治理的包容性中的取舍，网络时代“非缔约方参与者”作用日增并对各国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

（三）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博弈将进一步加剧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既是影响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又是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大，将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创新实力在快速提升， 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并加快向全球价值链中上游攀升，与发达国家的正面竞争加剧。一个人口规模与现有发达经济体人口总和相当的新兴大国进入高收入社会，必将促进全球经济格局加速变革。

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 相互之间的博弈将加剧，使得形势更趋复杂多变。一方面，守成大国希望分享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机遇， 期待中国等新兴大国在解决全球性议题、应对全球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中分担更多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守成大国为保持领导地位， 会采取打压、遏制等措施，加剧与新兴大国的博弈。2017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正式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竞争与合作是大国博弈的常态，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 美国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在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安全等多个领域加快采取措施以全方位围堵遏制中国发展和快速追赶；竞争也并不意味着全面开战，两国都需要避免战略误判。大国之间持续的互动，导致未来前景具有巨大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是，大国博弈将令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得异常复杂，而且将对全球经济格局与竞合关系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十大变化趋势

未来，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际经济格局将产生重大变化。总体上，未来15年国际经济格局将呈现十大变化趋势。

（一）全球经济将处于低速增长期

未来15年，部分发展中国家将延续城市化进程，新一轮技术革命、城市化仍将是部分发展中国家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到2035年全球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1.7%，这将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但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人口增速放缓、老龄化加速和环境保护日益严格等诸多约束。这些有利因素将可能带领全球经济进入下一个长周期的繁荣阶段，但这主要体现在生产率增速的恢复，全球经济整体增速未必能恢复至历史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挑战：（1）人口增速的放缓和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将成为拖累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7年世界人口展望预测， 全球人口将由2015年的73.5亿增长至2035年的88.9亿和2050年的97.7 亿，全球老龄人口（65岁以上）的比重将由2015年的8.3%上升到2035 年的13.0%、2050年的15.8%。

（2）能源资源利用新技术的涌现在带来新旧技术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也会改变全球能源供给和产业分工的格局，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将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约束。

（3）尽管长期看全球化仍将继续深入发展，但近期内全球化面临诸多挑战。当然，未来中国经济转型以及在全球舞台中角色转变，也将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综合考虑技术、城镇化、人口、环境等重大基础因素变化，课题组模型模拟结果显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呈现趋势性下降，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可能会保持较低的增速。2020—2035年，全球经济增长平均速度为2.6%。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将可能进一步放缓，整体增长速度大约在1.7%左右，要低于过去50多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年均增长速度将达到4.9%左右。

（二）全球经济格局多极化将更加明显

未来15年全球经济格局多极化变化趋势，主要体现在：

新兴经济体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地位更加重要。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其中，印度、尼日利亚、埃及和菲律宾有望保持5%以上的经济增速。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GDP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将是全球经济的领跑者。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美国、日本和欧盟仍将是全球主要的经济强国，新兴经济国家实力将持续崛起。

中国将成为第一经济大国， 美国将保持全球超级大国地位。短期内，美国消费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美国人口将保持低速增长， 2035年老年人口将首次超过未成年人口，到2050年人口总量将接近4 亿。根据美联储预测，美国长期的GDP增长率约为2%，2035年美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课题组预测，以GDP衡量，中国将于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综合国力论，美国将继续保持全球超级大国地位。

未来15年，欧洲、日本仍然是全球重要经济体，但地位将有所下降。根据课题组测算，到2035年， 世界上最大的7个经济体可能只剩下一个欧洲国家（德国），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仍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日本经济未来增速将长期保持低位，2035年日本经济排名预计在第五位左右。

（三）新技术革命推动的生产方式变革将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

在以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中，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将呈现出生产方式智能化、产业组织平台化、技术创新开放化的特征，对全球分工也将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预计未来15年，中美数字经济发展有望领先，新兴经济体创新实力快速上升，生产分工进一步深化，数字附加值在产业价值链中所占比重日益提升，数字等无形资产的贸易和投资占比上升。

预计未来15年，信息技术与新兴数字经济发展将为后发经济体赶超提供机遇。数字经济兴起将加快知识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有助于本地化生产，助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如果应用得当，将会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信息技术正在改变产业特性，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不仅会改变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全球的布局，还会加速推动后发经济体转型发展。信息技术与后发经济体资源等优势相结合，可以强化后发经济体优势。

技术变革可能带来一些新的有全局性影响的小概率事件，主要包括：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技术变革导致的社会动荡、工业信息安全重大事故导致的连锁反应。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加以防范。

（四）国际贸易将呈现数字化、服务化、区块化发展

未来，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仍将是国际贸易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未来全球贸易发展，将呈现新的趋势和特点。

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的形式发生改变。数字产品贸易、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占比将明显提高。贸易方式发生改变。在信息技术推动下，跨境电子商务将快速发展，新的国际贸易方式将催生新的监管模式。全球贸易格局将发生改变。国际分工价值链区域化特征进一步增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地位上升。全球贸易失衡状况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而后逐步改善。国际贸易规则更加强调高标准、高水平的便利化与自由化。规则制定的重点在竞争中立、监管一致性、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边境后措施和21世纪新议题上。全球贸易体系发生变化。区域经济合作协议和双边自由化协议日益重要，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更大挑战。

（五）跨境投资规则制定出现新趋势，全球跨境投资将在波动中上升

制定跨境投资规则将是未来20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的重要内容。跨境投资规则不断完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将继续提升。虽然个别国家调整外资政策，短期内出台一些限制性措施，但开放、促进和吸引外资仍将是未来主要政策基调。以往的双边投资协定注重投资保护，未来将更多纳入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内容；投资规则体系复杂化。双边、区域协定的发展，将加剧国际投资协定体系的复杂性，多边投资体系逐步形成；跨境投资合规性要求更高。可持续发展原则、企业社会责任新内容等将不断纳入投资规则，企业面临更高的合规性要求；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可能被纳入投资协定，投资保护程度加强；国家安全审查在东道国政府规制跨境投资中的重要性上升。

全球跨境投资金额将在波动中上升。跨境投资中，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占比下降；有形资产投资占比减少，无形资产投资占比上升。

跨国公司将继续是全球跨境投资和价值链布局的主要力量。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数量将持续上升。发展中经济体在跨境投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六）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 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将超越发达国家

全球人口发展正在经历深刻的调整。人口增长总体趋缓，全球的生育水平普遍下降，发展中国家的降幅更为明显，部分国家长期处于低生育率水平；主要经济体人口呈现上升趋势，部分经济体未来面临着人口数量减少。健康状况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提高。从人口分布看，未来20年全球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仍将面临下滑的趋势，死亡率受到年龄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而上升；人口老龄化加快，发达国家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发展中国家总体也在呈现老龄化趋势。全球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持续上升，但增长速度近年来下降明显，且低收入国家的进步速度相对较慢。

预计到2035年，全球人均国民收入将达到16000—18000美元区间，在2016年10300美元的水平上增长60%—80%。发达国家技术优势的弱化和人口老龄化将持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仍将保持技术进步加快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还会延续。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将会有所扩大。到2020年， 全世界的中等收入群体将超过32亿人，2030年将会大幅攀升到48亿人左右。分地区看，当前中产阶层的一半都集中在欧美发达经济体，而到2030年，2/3会集中在亚洲国家和地区，预计会超过32亿人。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欧洲和北美由于长期处于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状态， 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将明显下降。全球反贫困工作也依然面临着一些关键挑战，如战争和冲突仍旧是人类发展的最大威胁、贫困人口容易受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制定反贫困政策所需的关键数据仍有较大缺口。

（七）绿色发展将成为各国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取向

近年来，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碳生产率、能源生产率、原材料生产率等均有所提升，同时社会对实现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也有比较广泛的民意基础。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如何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实现协调平衡的严峻挑战，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国民健康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政策取向，但改变能源结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巨大压力。

展望2035年，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推动世界发展，控制污染、实现低碳转型的绿色发展正在成为各国的主流。绿色发展对国际经济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绿色是一种道义，将影响全球发展观、价值观和文化观；绿色是一种规则， 将影响各国经济活动和跨国间投资和贸易；绿色是一种约束，对环境标准、能源结构的要求，超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现阶段的经济承受能力，需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努力，寻找低成本发展的新路径；绿色是一种激励，将对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污染减排形成倒逼机制，促进绿色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八）全球能源结构与格局将深刻变化

能源供需结构正在出现深刻变化。一是清洁化。非常规油气开采技术的重大突破大幅提升了油气资源的供应能力，预计2040年前全球天然气增长45%。二是低碳化。可再生能源成本出现大幅下降，将在2020年前后与常规化石能源平价上网。三是电力化。电力在未来全球能源系统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新增能源消费的2/3将用于发电，但燃煤发电快速增长的势头将接近尾声。电池技术效率快速提升，在乘用车领域，电动汽车预计在2025年前后在成本上和传统化石能源汽车竞争。四是数字化。数字技术在能源供给与需求中的广泛应用，将提高能源供给能力、降低成本，也将提高能效、节约成本。分布式能源将成为新的能源供给方式。

全球能源供求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从全球能源需求格局看，到2035年全球能源需求预期增长30% 左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区域将成为全球未来能源需求增长的中心，亚洲成为全球石油天然气的主要进口地。从全球能源供给格局看，除了欧佩克、俄罗斯等传统的能源出口大国，美国将成为全球能源新的供给国。美国的页岩油气革命，使得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快速下降，到2020年美国将成为能源净出口国，2030年美国天然气年出口量有望从2020年的700亿立方米达到1400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天然气出口大国。美国能源独立将对国际政治、外交和金融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九）全球粮食安全总体状况将有所改善

全球农业资源潜力巨大，有利于保证全球粮食安全。根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与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联合构建的GAZE（Global A g r o –e c o l o g i c a l Z o n e s）计算（Merlet，2013），全球土地资源中尚存非常显著的潜在耕地规模。全球实际可利用开发的农业耕地达到35亿公顷，有14.67亿公顷的潜在耕地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如果考虑到生产技术进步与作物适应性的不断改良，全球还有26亿公顷潜在农业耕地未得到有效开发利用。

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驱动下，未来全球粮食消费仍将持续增长。到2035年，全球谷物产量预计将达到28亿吨左右，谷物消费量将达到27.7亿吨，大豆产需量基本保持平衡（4.2亿吨）。与此同时，全球食物消费将升级。到2035年，预计全球将有超过30亿人进入食物消费“吃得更健康”第三阶段，近32 亿人进入食物消费“吃得好”第二阶段，25亿人进入食物消费“吃得饱”第一阶段。

粮食供需格局有所调整。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亚洲（中亚地区）将成为全球粮食产量增长的新亮点。到2035年前全球粮食消费大国，仍将是那些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而粮食消费增长将主要来自那些人口和经济增长都较快的国家，如印度、中国、美国、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西、巴基斯坦、墨西哥、菲律宾、孟加拉国等。

粮食国际贸易持续增长。由于粮食增产与消费增长的不平衡性， 推动全球农产品贸易也将持续增长，预计到2035年全球谷物贸易量将达到4.5亿吨，占全球粮食产量的16%。贸易流向也会出现变化，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世界粮食贸易净进口的增长点。

总的来看，2035年全球粮食安全总体状况会有所改善，但部分地区粮食安全形势仍然严峻，区域间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及南亚地区粮食安全形势仍然严峻。

（十）国际金融中心将多元化

国际货币多元化。到2035年， 美国仍是对全球综合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美元仍将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进入到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国际货币体系的覆盖范围也大大拓展，国际货币有逐渐多元化的趋势。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应用范围将变得更加广泛，也更受国际社会支持。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金融安全机制从不同渠道得到强化。

国际金融中心多元化。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中心城市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排名缓慢上升，并与排名相近的发达国家城市直接竞争。但伦敦和纽约仍将是国际主要金融中心城市。金融中心按区域划分的趋势逐渐增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组   本文执笔：隆国强 张 琦 王金照 赵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