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中国人民克服习惯性思维模式，理性评估中国的处境和位置，进而得出一个判断——“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把镜头进一步拉伸可以发现，近代以来中国所走过的就是一条追赶时代的道路。其中不免有弯弯曲曲，原因就在于要真正弄清楚中国的角色定位并不容易。

　　“船坚炮利是决定性事实”

　　中国文明史悠久，有着超级大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国人的优越感。

　　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这样描述当时的中国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

　　然而，历史来到19世纪中期，中国的角色突然错位。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此一战，中国被远道而来的英人击败。随着《南京条约》签订，我们不得已接受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和税款协商等无理要求。

　　战败的事实让中国不得不知耻。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18世纪梦幻般的中国被无情地蒙上了肮脏、落后的阴影，当新教的复兴精神使美国传教士前往非信教地区时，他们宣称，工业、民主和基督教是产生西方强国的三大要素。中国的学者、官员认为他们自己更明事理，却无从证明这一点。船坚炮利是一件决定性的事实。”

　　确实，以当时战争的主要武器火炮而论，清军火炮的状态“（射程）不过一二里，亦不能及其（英军）船只；且炸弹有炸有不炸，或掷出而终不炸，或甫然而即炸，分寸时刻最难定准”。在技术原理上并无本质区别的火炮，效果上却远逊于英军，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工业革命后，英国的钢铁冶炼工业领先世界，英国人能够将生铁再熔重炼，有效滤除杂质，增强了钢的刚度和韧性。由此，他们的火炮能够耐受高温，威力大增。

　　凭着“船坚炮利是一件决定性事实”这种感觉，一些人开始认定中国之落后在于器物落后，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洋务运动就试图将西方的坚船利炮翻版过来。应该说，洋务运动取得了相当多的实绩。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清朝的海军装备已不输于日本。但是，中国又战败了。这又一次提示，中国的落后并非止于器物。

　　维新变法犹如沙滩上盖楼

　　随着对西方了解的深入，有人发现西方之所以强于中国并非只表现在器物方面，其社会组织形式即制度也有特色和优势。事实上，甲午战败后，参战的幸存者在反思时就提出，“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海军所有章程，除衣冠语言外，均当仿照西法”。所谓按照西法，特指海军军制。

　　此前，日本人早就认识到，“如果认为新型战舰是必要的，那就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去建造。如果军队的组织不恰当，那就必须从现在起开始对它改造。如果有需要，整个军事体制也必须加以改革”。

　　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缺乏这样的认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分析：“华船分隶数省，畋域各判，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气，万一中东有事，胜负之数尚难逆料。”

　　等到晚清大员郭嵩焘实地考察欧洲后，国人终于认识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由此，维新变法成为一大呼声。可是，维新变法终究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首要的问题在于保守势力、既得利益者太过强大，改变制度之举又未能得到人民的普遍支持。

　　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思想文化观念还普遍停留在专制社会的氛围中——因长期的压抑而麻木不仁。正如鲁迅小说揭示的那样，革命者在为中国前途抛头颅洒热血，相当多的民众却充当看客。

　　在如此的文化背景下试图以制度变革为突破口使中国赶上时代，犹如沙滩上盖楼。

　　国家之前途在于思想解放

　　在1907年写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揭示了中国落后的原因——文化观念的差异。他指出，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这一时期，关于中国与世界之根本差距应从文化上追溯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从文化上追溯，中国文化变革的对象是什么呢？首当其冲者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

　　客观地说，在延续大一统国家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发挥着“凝聚剂”的功能，但也形成了顽强的保守性，最致命的伤害就是严重禁锢中国人的创新能力。

　　关于当时中国的保守僵化封闭，马克思是这样评论的：到19世纪时，中国的文明处在一种保守和封闭状态中，“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因此，在检讨中国之失败时，儒家思想的责任是必定会触及的。新文化运动的风暴，猝然在中华大地上刮起。1915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他确信，国家之前途必定在于思想解放的青年一代。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以激烈奔放的感情、新鲜活泼的文字鼓动青年，鼓吹新文化新思想。

　　就在《新青年》活跃起来之时，新潮人士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大胆改革，一大批新思想进入大学校园。有人评价道：“所有最富有生气和有天才的年轻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都群集在他的领导之下。结果在几年之内创造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地多产的思想生活，几乎在世界学术史上都找不到前例。”

　　由南而北，新文化运动如东风劲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洗刷了百年耻辱，赶上了时代步伐。在这个历史的逻辑过程中，弥足珍贵的经验是：正确认识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弄清楚中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此，就不会出大错；如此，就可以实现大发展。（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黄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