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年以来的股市震荡,熔断机制的倏忽而去,难免让人在这个寒冬里更感一丝冷意。这是中国经济的全部吗?

　　面对新的一年,盲目乐观要不得,悲观唱衰更要不得,需要的是客观冷静的科学判断。对当前和全年经济形势进行全面系统分析,能够使我们凝聚起更为强劲的发展信心和改革勇气。我们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许伟,就2016年经济形势作出分析预判。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旧动力转换和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一方面,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国内金融体系、产能过剩和地方债务等问题与国际政治经济风险相互交织叠加,宏观金融调控的难度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如果能够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清理严重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今明两年也有可能是本轮经济调整的阶段性底部。

　　我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

　　通过“稳投资”实现“稳增长”的边际效果递减。我国重化工业发展的高峰基本已过,传统领域的投资空间进一步收窄。一是城镇房屋供求格局已经发生实质性转变,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回落。目前城镇住宅供求大体平衡,局部地区甚至供过于求,在建和待售面积规模庞大,短期内难以消化,房地产销售回暖更多体现为库存水平下降,并非投资增加。二是部分上游行业的产能扩张超过极限规模,工业投资增速明显下降。三是由于地方财力增长放缓,资金来源受限,基础设施投资后劲明显不足。与此同时,信息通讯、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领域出现一些新的投资增长点,但体量较小且相对分散,对投资整体的拉动作用有限。更值得关注的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带动作用继续递减。2015年,新增1单位GDP大致需要5.8倍的投资,呈较快上升态势,明显高于过去10年平均3.1倍的水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对个别省份增速的贡献甚至超过了90%,而反映要素综合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几乎停滞。

　　出口增速中枢大幅下行。受资本品贸易收缩、区域供应链布局调整和企业加速去库存等因素影响,全球货物贸易增速明显低于GDP增速。即使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不变,出口贸易增速也会下降。2015年,我国对主要市场的出口增速均有不同程度下滑,其中对欧盟、日本下滑幅度最甚,人民币对欧元和日元的大幅升值是重要原因。贸易竞争力发生变化,也加速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订单的转移,2015年前11个月加工贸易出口继续收缩,同比降幅扩大至9.7%,占比降至35%左右。

　　过剩产能处置缓慢,拖累企业盈利和结构调整。2015年,企业盈利水平明显下滑,利润累计持续负增长且幅度有所加大,对财政收入、投资增长、风险化解都带来了显著压力。从结构上看,企业整体盈利下滑主要是由产能严重过剩的煤炭、铁矿石、油气开采、钢铁、有色和建材等上游行业引起的。2015年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同比下降1.9%,其中上述六个行业的利润同比下降43.6%。扣除这六个行业,企业利润则同比上升7.8%,与去年年底的水平基本持平。由于缺乏不良债务处置和人员安置的有效方案,过剩产能退出和僵尸企业清理还比较缓慢。这不仅加剧了工业生产领域通缩,制约了企业部门整体盈利实质性好转,而且加大了结构调整的阻力,增加了银行不良风险。

　　财政减收和融资受限,影响地方支撑发展能力。2015年,财政收入增长明显下滑,地方财政困难加剧,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1-11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加8%,增幅较去年同期下降0.3个百分点。全国31个省份当中,除了上海、浙江、广东和湖南四个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速略高于去年同期以外,其余27个省份财政收入增速均低于去年。预算外收入降幅更为突出,前11个月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9.2%。与此同时,2014年43号文出台后,地方债务的存量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替代原有融资渠道的有效融资方式并不完善。PPP模式受自身特点影响,适用范围有限,远远不能替代融资平台功能。

　　金融风险进一步累积,集中释放压力凸显。一是金融资产质量恶化。截至2015年9月末,商业银行不良率升至1.59%。如果再考虑到商业银行普遍存在掩盖、延迟确认不良资产行为,以及一些中间业务和互联互保风险尚未完全反映,真实不良率可能高于公布数。二是债务违约事件频率上升。企业资金链条紧绷导致的债务违约压力早有显现,但由于有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债务化解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015年,已公开的债券违约事件已经接近20起,而且违约已经从民企扩散到国企。三是理财产品和互联网金融兑付危机逐步显现。例如,2015年12月8日“e租宝”在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中涉嫌违法经营活动被查,涉及平台上近500万投资人的数百亿元。四是股市和汇市的大幅调整,不仅引发资本外流,而且还加大了诱发国内潜在信用风险的可能。现在我国与世界的互动更为频繁,关联和互动效应明显增强,国内市场的调整会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造成较大冲击,而这些冲击,反过来又会通过贸易、资本流动和信心等渠道影响我国经济,这对我国宏观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今明两年经济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

　全球经济正经历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的第三波调整。2016年,主要经济体复苏步伐不一,宏观政策取向出现明显分化。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不会停止,欧元区和日本继续实施量化宽松,全球资本流向可能出现较大调整,新兴经济体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暴露,不排除引发新一轮动荡的可能。

　　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乏力。其中,受劳动力市场状况持续改善、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温和扩张、消费信心持续改善以及房地产市场状况好转等因素支撑,美国经济继续温和复苏。日本经济增长相对平稳,私人消费和投资可能继续小幅改善。欧元区通缩压力缓解,但银行不良贷款规模巨大,限制了银行信贷的扩张,投资和消费改善有限,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QE力度。新兴市场内部明显分化,整体增长不容乐观,部分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拉美、中东、非洲国家自身结构性缺陷显露,增长可能继续陷入停滞。另外,自2012年以来,受全球产能过剩,资本品贸易大幅收缩,以及价值链分工调整和转移,全球贸易增速持续低于全球GDP增速。2016年,在美元走强的背景下,全球贸易将延续低增长态势。

　　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取向分化。美国经济增长较为稳定,美联储货币政策继续正常化。欧元区通缩压力虽有短暂缓解,但复苏步伐并不稳固,欧央行明年将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日本央行可能继续观望。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分化,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资产价格重估和资产重新配置影响不可忽视。尤其是大量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流出,货币显著贬值,通胀压力加大,债务高企、资产负债表期限和货币错配的风险会进一步显露,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管理面临较大挑战。近年来我国在海外投资的步伐不断加快,海外资产规模已经突破6.4万亿美元,需要密切关注国际市场动荡以及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

　　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低迷。目前石油、铜等重要大宗商品的实际价格已接近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平均水平,下调空间进一步收窄。但另一方面,从2012年开始,美元再次进入新一轮升值通道。在全球产能过剩和能源科技创新加快的背景下,坚挺的美元将继续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起到抑制作用。而且,中国需求放缓之后,印度、非洲等十亿人量级的经济体崛起对大宗商品需求边际上的贡献还不显著。因此,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的可能性较大,低通胀仍是明年的全球性挑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与国内产能过剩相叠加,会持续打压我国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影响企业利润回升。

　　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仍将继续下行,是否能够阶段性企稳,关键在投资。出口在激烈调整后趋于平稳,未来几年维持低速增长。消费增长预计将小幅回落,但消费升级步伐不会停滞。如果能避免系统性风险,乐观估计本轮经济回调的阶段性底部有望在2016年出现,全年增长6.5%左右,2017年、2018年经济增速会逐步企稳,但基本不可能出现短周期V型反弹,经济运行总体上呈现L型增长态势。

　　投资增速有望探底后企稳。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继续回落,预计下降到7%左右,2017年后逐步企稳。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触底。目前,新开工等多项房屋建设指标已经达到历史峰值,结合先行国家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规律判断,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基本上零增长,之后几年也有可能在该水平附近震荡。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降至个位数后将逐步企稳。随着部分重化工业产品产能达到峰值,产能过剩将显著抑制投资增长,预计2016年制造业投资增速进一步降至6%左右。不过,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设备更新改造,房地产、出口等下游需求企稳对制造业投资有一定促进作用,2017年后制造业投资有望逐步企稳。三是基础设施投资继续回落。受投资回报率和地方融资能力制约,基础设施投资难以维持高增长态势。近年来,基础设施投资总体高于财政收入增速约10个百分点。预计明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仍将高于公共财政增速,但二者增速差距会进一步缩小,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预计降至15%左右。另外,其他类投资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历史经验看,其他类投资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其走势与制造业投资总体一致,预计2016年增长9.0%左右。

　　消费增长基本稳定。国内外经验都表明,消费总体增速基本与国民收入增长同步,而且较后者更为平滑。从消费动力看,制约目前我国消费增长的主要是消费供给的质量和诚信问题,如果消费环境得以改善,消费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消费结构来看,传统日用品消费增长基本稳定。由于近期房地产市场销售有所回暖,家电、建筑装潢等耐用消费品增长逐步回稳。减免购置税等措施也将对汽车消费起到一定提振作用,2016年汽车销售增长预计较2015年有小幅回升。与此同时,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催生新的消费热点,移动通信、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节能环保、医疗健康等市场潜力将逐步释放,新型城镇化也将为消费增长提供新空间。综合判断,消费增速将小幅放缓,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左右。

　　出口增速难有起色。近年来,我国出口贸易增速虽有下降,但仍然好于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因此我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份额略有上升。不过,在全球贸易增速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贸易争端风险有所上升。再加上我国贸易的相对竞争力短期可能难有很大变化,反而部分产业或者制造环节向外转移的步伐还会继续,2016年我国出口增速预计较2015年略有改善。

　　隐性失业显性化的风险需要密切关注。近两年,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劳动力市场供求比、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变化基本稳定。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深化,隐性失业已经出现显性化苗头。煤炭、钢铁等产能严重过剩部门的企业经营目前十分困难,有的甚至依赖银行发放贷款度日,一旦资金链断裂,企业破产或重组将难以避免,员工失业问题就会浮出水面。同时,随着我国部分加工贸易生产环节和订单向海外转移,加工贸易就业吸纳能力显著下降。另外,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也会导致建筑行业岗位减少,可能对农民工群体带来较大冲击。

　　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需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

　　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是结构调整主导与周期因素叠加的综合反映,与一般的商业周期波动存在明显不同。我国经济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重大变化而做出及时调整,经济增长质量有所下降。2012年以来经济下行中的几次小幅回升波动表明,加大需求管理力度只能让经济增速短暂企稳,并不能改变经济潜在增速下行的趋势和有效改善企业整体效益。要适应从数量型追赶逐步向质量型追赶,从过去铺摊子、上规模转向提质量、上台阶转变,尽快实现经济在中高速增长阶段尽快企稳,宏观调控应该重视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的有效结合。

　　一方面,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注意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同时扩大中央的负债规模和重大项目出资比例。完善地方债务管理和处置机制,进一步明确地方债务的过渡期安排,继续实施地方债务置换,并提高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和定向发行特别国债等方式,支持过剩产能退出和地方不良债务处置。继续扩大营改增和中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免覆盖范围,研究实施普惠性减税。货币政策要在保持社会物价涨幅水平大体平稳的同时,通过降准降息、适当增加政策银行金融债发行额度等方式,为结构调整提供流动性支持。

　　另一方面,在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应加快建立有利于出清过剩产能和激发企业家精神的体制机制,下决心清理“僵尸企业”。进一步解除对人、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限制和束缚,激发和释放经济内在动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城镇化质量。通过打破垄断、扩大服务业开放以及简政放权等方式,增加有效投资的潜力。着力降低税收、社保、能源、资金以及制度性成本,振兴实体经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核心竞争力。发挥中央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加快出台企业资产和债务重组的分类处置方案,提高金融风险容忍度,用小震释放压力,主动有序释放局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