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雄安新区为何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军扩

“通过近三年的实践看，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实际进展比较快、效果也比较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如此评价。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需要疏解四类北京非首都功能。据北京市统计，对于其中第一类，2013以来北京累计退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水平、低效益的“三高两低”企业1341家，已经提前一年完成到2017年的疏解任务。第二类进展也比较快，3年来北京市累计调整疏解商品交易市场370家，涉及商户6.1万户，从业人员21.8万。第三类，学校医院等方面的疏解工作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主要措施包括，市属高校压缩招生规模，将在校生向市郊新校区疏解，各大医院也都加紧将其部分功能向北京市郊甚至河北转移。

在张军扩看来，第四项任务，即对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等的疏解工作进展相对较慢一些，“主要是相关政策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不仅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和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共同需要，亦是个“先手棋”，而设立雄安新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如何理解设立雄安新区的战略思路及其意义？为此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作了全面解读。

两种功能的有机结合

中国新闻周刊：4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雄安新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这一决策的意义是什么？

张军扩：我认为，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有四个原因：

首先，是出于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考虑，是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需要；二是解决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的需要；三是促进河北发展、缩小区域差距的需要；四是新形势下打造新的增长极的需要。

不难看出，这四个问题不仅都十分重大，而且都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哪个问题解决不好，或解决慢了，都会对全局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但问题是，如何才能比较有效地推动这几个问题的解决呢？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几个问题看起来属于不同层面、或不同领域的问题，实际上却是相互联系，相互掣肘，甚至相互矛盾的，单项突进很难取得好的效果，只有把它们放在一个战略框架下进行考虑，进行谋划，进行推进，努力使其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合力，才能取得1+1大于2的效果。

因此，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而不是简单提解决北京大城市病，或简单提促进河北发展，其道理就在于此，就是要把这几个问题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样一个统一的战略和政策框架下统筹解决，以求取得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整体效果。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或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角度看，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都是北京这一核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北京都市圈的组成部分。过去北京的建设在空间上采取摊大饼的平面扩展模式，今后要改变思路，要严格控制主城区规模扩张，逐步形成主城区与卫星城的都市圈的城市空间结构。而在卫星城方面，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是最重要的两个。

北京市与津冀两省市协同办共同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重点平台建设意见》，其中明确了雄安新区的承接方向为中央在京部分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所以说，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要解决京津冀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新时期打造国家经济新增长极的需要。

中国新闻周刊：雄安新区要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示范区，这两种功能之间是什么关系？

张军扩：按照《规划纲要》，疏解的原则中有一条，就是要集中疏解与分散疏解相结合。之所以需要集中疏解，是因为有些非首都功能可能需要相对集中一些，更有利于其发挥功能，也有利于相关服务设施的建设。

我个人理解，提出打造集中承载地，还有两个考虑：一是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相呼应，二是通过疏解支持河北的发展。但单纯建设集中承载地的想法会面临几个问题。一是如果只是建设集中承载地，都是一些非首都功能，没有相应的有竞争力的产业，那么这个城市如何运作，既无吸引力，也很难持续；二是如果只是集中承载地，没有经济功能，那么对河北省的发展就很难发挥足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三是城市按照什么理念建设问题，如果土地模式、房地产开发模式不改革，产业档次和城市建设标准不高，那么建设起来的集中承载地，将不仅不符合新发展理念要求，还会造成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

正是出于这种考量，中央决定将打造集中承载地的需要与按照新发展理念建设示范区的需要有机结合，拓展了新区建设的功能，提升了新区建设的定位和目标，最后上升到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高度。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理解“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这一表述？

张军扩：经过近40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又走到了一个十分关键时期。一方面，尽管纵向来看，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美元，进入了上中等国家行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发展水平依然差距很大，发展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而另一方面，尽管传统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在过去的30多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着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的变化，已经难以为继，转变发展方式和体制模式既刻不容缓，又任重道远。国际经验研究说明，对于追赶型现代化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水平之后，转变发展方式以保障经济的持续增长，既十分重要，也充满风险和挑战，搞得不好，就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因此，能否通过改革的深化来保障我国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变和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从一定程度上讲，其意义并不亚于前两个时期。

如何通过改革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央做出了全面系统的部署，这包括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等，关键是要通过切实可行的部署和举措，把这些战略和举措落到实处，取得成功。这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区域试验和探索，以积累经验、完善政策，同时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央对雄安新区确定的“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的深刻含义。因此，如果也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设立雄安新区的意义的话，那就应当是“创新转型”的标志，要在新时期按照新发展理念实现创新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带动和引领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才是国家大事。

优势很大困难不小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雄安新区的创新发展有哪些优势？

张军扩：从优势来讲，一是京津冀区域丰富的科技资源优势。首先，京津冀区域汇集了众多的研发机构，研发优势显著。北京拥有中央和地方各类科研院所400余个，其中中央级科研院所占全国比重74.5%。就京津冀区域而言，科研机构达到513家，占整个东部地区总数的35.8%，比长三角地区多128家。该地区还拥有上百家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等。其次，京津冀地区人才资源密集，优势明显。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京津冀地区就业人口当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所占比重为14.6%，比全国水平高出4.5个百分点。2012年京津冀地区研发机构拥有研发人员11.9万人，占全国比重接近三分之一，相当于长三角的2倍。创新领军人才优势更加明显，全国两院院士有近一半长期在北京工作生活。丰富、集中的科技资源，是打造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的基础条件和主要优势。

二是体制政策优势：中央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新时期三大重点区域发展战略之一，将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的高度重视。在这个背景之下，必然会倾全国之力，包括物质资源和政策资源，力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其取得成功。《规划纲要》专门辟出一章，讲创新发展，提出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

三是区位空间优势：雄安新区距北京、天津基本等距，随着快速交通网络的建成，均可实现30分钟通达，交通十分便捷。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逐步迁入，将于通州一起形成首都两翼，两个副中心。更为重要的是，雄安新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中国新闻周刊：优势之外，又有什么困难和挑战呢？

张军扩：一是区域创新要素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性不足。北京作为京津冀区域和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是研发成果的主要来源地。但北京的研发以高校、研究机构为主，其成果大多来自国家层面的研发计划和战略布局，较多集中在高端领域、高端环节，与京津冀特别是河北的产业对接不足。同时，受发展阶段制约，河北、天津虽然对创新成果的需求较大，但集聚高端要素、承接技术转移的能力还比较弱。

二是雄安新区自身创新发展的环境有待形成。创新要素的集聚，既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能力、各种生产生活服务性设施等硬件条件，也需要体制、政策、社会文化氛围等软件条件。这样的环境，不是一下子能够形成，必然需要一个由少到多、从量变到质变的逐步积累的过程。而在开始阶段，必然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三是雄安新区自身发展基础比较薄弱。三县既没有特别悠久的历史文化沉淀，也缺乏厚实的工业基础。2016年三县合计GDP仅有200多亿元，人均GDP最高的雄县也仅有2.8万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产业结构上也只是服装、塑料制品、食品加工、箱包等传统的低档次产业。周边而言，要么是比较落后的农村，要么是比较传统的工业，缺乏创新发展的产业基础。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对于推动雄安新区创新发展，你有哪些建议？

张军扩：推动雄安新区创新发展，既大有希望，又难度不小，需要在明确思路的基础上，不懈努力，久久为功。从大的思路来讲，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创新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但政府最主要的作用，还是要通过改革和政策的完善，着力创造有利的区域创新的环境，着力培育能够吸引、集聚、高效配置和利用各类创新要素的市场机制。否则，创新发展的效率和可持续性都很难保障。

二要处理好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与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之间的关系。集中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中央赋予雄安新区的一项核心任务，如何将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与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很好结合，使二者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一个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疏解和转移，促进非首都功能的转型和升级，使之与新区的建设目标与功能定位相适应，而不能原样照搬。要通过承载非首都功能，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吸引力。

三要处理好自我创新与协同创新的关系。受发展基础限制，未来雄安新区推动创新发展的关键，是要做好与京津冀三地协同创新的大文章。要与北京、天津、河北形成错位发展、互补发展、互动发展的格局。要通过创造条件，优化环境，努力吸引北京科技人才和机构进驻雄安，促进北京科技成果在雄安进行转化。要高度重视利用天津的制造业优势，弥补自身产业基础薄弱和配套能力不足的劣势，通过产业合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要高度重视利用河北对创新资源的需求优势，在服务于河北产业转型升级、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的同时，促进自身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四要处理好新产业发展与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是现阶段创新发展的两个轮子，潜力都很大，因此，要坚持双轮驱动，既要着力通过引进新的技术成果，促进成果转化，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也要注重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对河北省而言，传统产业比重大，转型升级任务艰巨，通过转型升级促进传统动能释放的潜力十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