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小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也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有益思想。最关键的是，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面临新问题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立足中国实际所提出的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主张。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它很可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篇章

2016年伊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中国经济领域中最新鲜、最受关注的词汇。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此后，人民日报刊登权威人士专访，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解读和阐释。站在“十三五”的起点展望未来，如何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有何重大意义？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韩保江教授。

需求侧的条件在发生变化

解放新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怎么理解这个“必然要求”？

韩保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而提出的。

从中国经济自身来讲，传统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广义上说就是传统需求侧的条件在发生变化。

从投资需求增长来看，过去支撑高投资的客观条件在发生变化。在前几轮发展中，全国各地都已经开展了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大规模的铁路、公路、城市地铁等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正在进入一个相对投资饱和期。随着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高潮过去，靠投资带动的传统行业兴旺发达的时期也过去了。

从外需也就是出口来看，当前国际市场依然低迷，出口增长乏力，这将是未来一段时间需要面对的客观现实。以高出口来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

从内需也就是消费来看，消费正在逐渐成为拉动增长的第一动力。但与过去相比，消费的增长速度也在相对下降。2008年中国经济抱团取暖时，老百姓的需求增长速度在20%左右，但2014年增速不到11%。数字说明，消费依然在增长，但增长的速度在放缓。

归纳起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战略调整角度看。差不多过去两个“五年规划”，也就是10年间，我们一直都很重视扩大内需，制定了诸多以拉动内需为目标的调控政策。尽管国内需求有所扩大，但是扩大的程度和规模并不是很有效。这就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采用的通过扩大需求解决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战略面对战略失效的风险，也由此提出了战略调整的要求。

第二，从实现中国梦的根本要求看。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五年里的年均增速不应低于6.5%。否则，我们的改革性目标、结构性目标都难以如期实现。面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根本要求，同时面对需求侧动力不足的现实，另寻他路、另找他侧就成为一个战略选择，由此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说放弃需求侧，供需两头都要抓，但现在更要从供给方面找出路、想办法。

打造供给侧的新动力系统

解放新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后引起了积极而热烈的社会反响。如今诸多经济学者甚至包括海外经济学家也加入讨论，热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刀”该切在哪儿。就“用有效供给满足优质需求”而言，什么叫“有效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举措到底有哪些？

韩保江：当前制约和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具体来说，主要是三个方面，即支撑中国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支撑中国发展的结构没有建立、支撑中国发展的好制度还不完善。与此对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也有三个方面：

一是促创新。过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包括廉价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廉价的资源环境等。但是，如今我国要素价格显著上升，例如，劳动力告别廉价时代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劳动力价格比周边的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都明显高。在此背景下，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支撑竞争是不可能的，寻找新动力已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空间或增长潜力来看，新动力就应当是创新。我们要想实现预期目标，必须要有我们自己可控的、可持续的创新动力。

二是调结构。结构好比变压器。好结构会增加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结构不好，要素投下去，变压的效果就不明显。要把经济结构这个变压器由低变高，调整好若干结构性关系就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例如，传统重化工业比例过重、推动经济短期增长的产业如房地产比重过重、农业发展缓慢、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等。

调结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把长线缩短。如去库存，去过剩产能，让价格慢慢回复到均衡水平。这样，企业能收到平均利润，有钱赚了，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就有了，整个经济就由供过于求向供求平衡转变，经济就由不健康向健康转变。二是把短板加长。比如，我国城市化率为55%左右，但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7%左右，城市化中市民化不足这个短板就要加长。再如，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百姓对新的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增加，包括养老服务、与“二孩”相关服务业、投资理财环境、电信服务、停车问题、司法治安等公共服务，等等。在生产性服务业中，工业设计、品牌推广、科技服务等与生产性企业的需求也依然有很大差距。短板加长是结构调整中最需要的最紧迫的，通过短板加长，满足老百姓的各种潜在的新需求，也可以让过剩的产能消化一些。

通过长线缩短、短板加长，最终让企业找到均衡价格，获得平均利润，这是整个中国经济向好的基本条件。

三是抓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为经济持续中高速发展提供好的制度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00多项具体的改革任务，目的就是通过提高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稳健的制度环境基础。中央层面重点抓的就是通过简政放权、建立负面清单、商事制度改革，为企业创造一个好的社会和政府宏观管理条件，为各类创新主体创造好的环境。

总的来说，要通过创新引擎、结构变压器、制度改革引擎，构成新的供给侧的动力系统。其中，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仍然是整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龙头和关键。没有一个真正市场化的激活社会各种要素资源、各种发展动能的体制机制，就不可能有一个经济稳定发展的主体基础或主观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创新意义

解放新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为应对经济低迷的形势，很多国家和政府求助于凯恩斯主义，施以总需求管理政策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大规模刺激经济。但政策未能达到预想的效果，且造成了增长的持续低迷，由此也形成了“凯恩斯失灵”现象。这一现象在我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解决“凯恩斯失灵”？

韩保江：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侧管理，它因有效应对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而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流派，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复苏乏力，证明凯恩斯主义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当前，中国经济主要面对的是物质生产总量过剩的经济困难，如果跟着西方主流经济学、再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政策，过剩的问题会更为加剧。在此背景下，不能说完全不需要相对宽松的政策，但更应当从供给侧寻找应对思路。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具有明显理论创新意义的。

首先，高度重视供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传统。《资本论》中谈到的通过分工提高劳动效率，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寻找规模经济提升资本的效率，都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考察经济的。从实践领域来看，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初期起，我国总体上就是从供给侧组织生产的。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曾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发展经济保证供给，这也是从供给侧来推动发展。但过去我们是用计划体制来抓供给，现在要用两只手，即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以及市场的这只“无形之手”，共同来抓供给。可以说，抓供给侧本身就是政治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推动供给侧改革，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供给学派也仍有诸多值得借鉴的养分。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从供给侧来研究要素配置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大致意思是说，工业总产值是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的结果，但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受到技术进入、制度创新等重要变量的影响。此后，这个函数中又丰富了很多新的要素和新的变量，例如，人力资本、产权，等等。西方经济学还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才是解释当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变量，并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前提是技术进步，而教育可以改变技术积累和技术进步，等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次出现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也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有益思想。最关键的是，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面临新问题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立足中国实际所提出的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主张。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它很可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