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由一个个重要节点和一系列偶发事件连缀而成。在过去的2015年，国际社会同样出现了一些可能对未来产生长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和一些在人们预料之外的“黑天鹅”，有的令人振奋，有的令人沮丧。巴黎气候大会艰难达成历史性协议，证明无论歧见多深，国际社会仍可在一些领域形成共识，亚投行引发的旋风式效应同样如此。而欧洲东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血腥崛起，部分中南欧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下滑，欧洲出现二战后最大的难民潮等等，则表明国际通行的安全理念和治理模式正变得孱弱。

　　这些事件在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为2015年的国际社会刻下最醒目的印记，也为2016年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埋下了脉络。这种演变，将特别体现在六个重要看点中。

　　新兴经济体将怎样分化

　　在关于2016年的经济展望中，新兴经济体会不会出现衰退都被列为重要观察点。从2015年的表现看，受美元走强、资本外流、经济制裁等影响，部分新兴经济体出现经济衰退迹象，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是其中的代表。根据国际研究机构预测，2016年，巴西GDP可能下降2.8%。新兴经济体可能因此出现分化。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经济表现预期仍为健康。从2015年的表现看，虽然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但中国经济韧劲更强，经济增长动力并未消失。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普遍预测在未来5年，中国经济可保持年均6.5%左右的增长率，这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部分是基于主动调整的结果，而不是自由落体。随着新经济因素的发育，经济增长动力有可能向更健康的方面转换。

　　必须指出，同等水平的经济体出现分化是自然现象，并不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已告失败。在发达国家，分化现象同样严重，美国正初步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欧洲则在债务危机冲击下面临一体化进程终结的危险，即是证明。还需要指出，作为同属转型期的经济体，中国需要从部分新兴经济体出现的经济困局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比如，不能依靠单一产业形态支撑经济增长，而必须发展多样的、多层次的产业形态和市场体系；又如，在出现资本外流的情况下，必须更审慎地评估资本项目放开的力度和节奏，改变基础货币和投放模式，改变制约实体经济发育的财税机制，让企业在宽松条件下发育发展，带动经济结构以较低成本实现转型，等等。可以预言，2016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挑战虽多，机遇仍存。

　　叙利亚危机将如何演变

　　到今年3月，叙利亚内战将满5年。叙利亚危机已显现出巨大的副作用，并直接催生了IS的崛起和难民潮两大问题。2015年底，叙利亚有关各方终于意识到，必须构建一个叙利亚和平进程，在弥合内部裂痕的基础上打击IS，防止IS利用各方互猜留下的战略缝隙和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历史夙怨，继续疯狂扩张。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去年12月通过的叙利亚和平进程决议案，叙利亚将在6个月内确定“制定叙利亚新宪法的日程和程序”，在18个月内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这意味着，今年上半年，叙利亚各方应协商通过新宪法，为建立一个共同承认的新政府做好制度准备。

　　这个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一方面，叙利亚现政府会不会作为未来新政府的组建者，或在新政府中扮演什么角色，叙利亚各派存在巨大分歧。长期内战已使巴沙尔政府与反对派形成难以化解的积怨。另一方面，叙利亚各派背后的外部力量，也有不同的利益考量。俄罗斯、土耳其、欧美、沙特有的支持现政权，有的支持反对派的不同派别，如何在设置宪法等政治议程时使各方利益达到平衡很难预料。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叙利亚内部各派别还是外部力量，都未划定行为边界。如果政治议程无法谈拢，和解议程就可能中止。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在2015年底攻势已被遏制的IS，就可能卷土重来。可以说，叙利亚和解进程，关系全球反恐形势能否改观。

　　从动机上看，对叙利亚现政权有巨大左右力的俄罗斯很可能不缺乏促进和解的诚意。因为，叙利亚危机能否和平解决，将影响俄罗斯与欧美在乌克兰东部的地缘对立能否化解，进而影响西方是否会取消对俄制裁，缓解经济下滑压力。受困于难民潮的欧洲也有同样的动力。因此，土、沙等阿拉伯国家能否推动叙利亚各反对派走向和解，至关重要。

　　英国会否脱离欧盟

　　在政治维度中，英国会不会脱离欧盟有可能是2016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卡梅伦首相在竞选时曾宣布，将在2017年以公投决定英国是否脱离已经缺乏足够吸引力的欧盟。但是，英国媒体透露，由于2017年适逢德国、法国重要大选，因此卡梅伦有意考虑提前于2016年举行公投。

　　英国一直避免过于介入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原因是，在经济上英国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欧洲平均水平，在外交上英国更愿意选择推动“离岸平衡”等传统策略，以保证利益最大化。过去英国不参加欧元区就是出于这一考量。在欧洲债务危机迟迟看不到解决前景的情况下，是否脱离欧盟也成为英国的一个重要选项。

　　不过，即使英国提前在2016年就此举行公投，对于“脱欧派”来说也未必是幸事。一方面，从民调看，目前支持英国脱离欧盟的只占33%左右，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另一方面，英国必须考虑欧洲大陆国家的态度。德法等欧盟主要国家对英国脱欧持反对立场，强行脱欧不利于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维护。此外，英国对外贸易中，对欧贸易占比达40%以上，同在欧盟框架内，有利于英国经济。因此，2016年不会成为英国的脱欧元年。

　　但从更长时期看，即使英国不会在2016年脱欧，仅仅举行公投就足以产生巨大影响：公投本身，就表明了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态度，随着欧洲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英国脱欧浪潮有可能进一步增强。根据机构预测，在不远的将来，英国将取代德国，重新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大国。在历史上，当英国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欧洲时，对欧洲总是采取疏远态度，这一幕未来仍可能上演。

　　日本新安保法生效有何意味

　　2015年9月30日，日本安倍政府不顾外界反对，利用国会多数派优势地位通过新安保法。根据新安保法，日本将在6个月内实施，即最迟在2016年3月底，日本新安保法将正式生效。

　　日本新安保法扩大了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为他国军队展开后方支援的范围，降低了行使这些权力的门槛，随着新安保法生效日临近，日本加快推进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在自卫队展开“驰援警卫”等针对海外新任务的训练，意图通过强化日美安保条约，强调新安保法的合法性。

　　从本质上看，新安保法是绕过日本和平宪法的限制、为日本重新成为军事大国创造条件的政治操弄，不可能不引发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的疑虑。为了消除这种疑虑，日本在2015年有选择性地对韩国慰安妇问题进行道歉和赔偿，以期一次性解决。这进一步凸现了新安保法主要针对中国之意。

　　2015年，美国曾在中国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以显示军事存在，并宣布将在2016年继续定期巡航，由此，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存在安全互信方面的挑战，在其他安全领域同样如此。这就给了日本通过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以军事手段介入国际事务的机会。这种机会越多，日本自由解释和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空间越大，国际社会有必要对此保持警惕。其危险性在于两点：其一，尽管新安保法不代表日本必然走向军事大国之路，但必然导致日本将更多资源投向军事领域。日本2016年度军费上调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其二，日本增加军事力量不代表亚太稳定因素增加，反而带来了新的风险因素。毕竟，日本针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意图从未掩饰。2016年也是珍珠港事件75周年，美国对此应有足够反思。

　　美国大选谁将胜出

　　2016年11月8日美国将举行第58届总统选举。在2015年的初选中，共和党吸引了足够多的注意力，17位初选候选人参选也创下美国大选初选史的最高纪录。特朗普、本·卡森等非世家出身的候选人崛起，与民主党世家出身的希拉里等人形成鲜明对比，2016年美国大选，很可能通过特朗普与希拉里的对决，上演一场“黑马”与“世家”贵族的对决大戏。

　　从核心政治主张看，特朗普与希拉里不存在天壤之别。特朗普主张改革美国税法、收紧移民政策、扩充美国武装部队在全球的军事存在，而希拉里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际制定者之一，2011年，希拉里在夏威夷宣布欧洲中心的时代结束，美国军事资源将转向建立一个“太平洋世纪”，牵制中国崛起。双方至少在对外政策上有很多共同点，假如出现特朗普与希拉里对决的场面，对胜负有决定意义的不是他们的政治主张，而是选举风格能否始终得到认同，选举资源能否充分调动，执政预期是否足够稳定。

　　在这三个方面，特朗普都处于下风。现阶段，特朗普挑战政治禁忌的诸多极端言论都得到了纵容，民意支持率随着批评潮的出现不降反升，这是因为大多中间选民还未表态。而希拉里的执政经验比特朗普丰富，过去既已表现出其自诩的“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风格，该强硬时强硬该妥协时妥协，其执政预期更稳定。因此，希拉里的胜算将大于特朗普。

　　而无论谁胜出，都将采取比奥巴马时期更强硬的执政立场。实际上，南美部分国家已出现右转倾向，美国民众同样迫切希望一个更强硬的领导人带领他们走出经济泥潭，遏制美国统治力下滑之势，这种不分党派的普遍情绪必将反映到下一届美国总统的执政理念中。

　　TPP会不会在年内诞生

　　2015年10月5日，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1国的贸易部长宣布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如果在2016年，谈判结果能在12个成员国国会得到批准，TPP最快在2016年年内就会生效，一个占世界经济总量约40%的半封闭贸易集团可能就此诞生。

　　从技术层面看，2016年美国、加拿大、越南等重要的TPP成员国议会都将进行选举，TPP列入各国新议会召开前的议事日程，概率不大。更大的可能是，TPP议案在各国议会兜转，因此2016年未必是TPP集团的诞生年。但由于TPP实行“最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对现行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造成的冲击是现实的；在美国－欧洲方向，正在加快推进TTIP进程也是现实的，2016年内将有一些欧洲国家与美国达成谈判协议。这意味着，TPP和TTIP将在不远的将来改变全球贸易秩序。

　　鉴于中国是全球贸易的主要大国，因此中国缺席的任何新贸易制度安排注定不完整，也注定难以产生预期效应。无论TPP是否在2016年成立，中国在持开放态度的同时，有必要在其他方面强化应对变数的准备。比如，加快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推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进行投资协定谈判（BIT），等等。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最好方式。

　　可以预期，除了上述可能出现的重大节点，2016年势必还会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和市场领域，从而形成新的节点。如何应对安全挑战，如何让经济复苏，本就是国际社会的长期课题，同样也是2016年的主要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16年的经济前景并不乐观，国际社会对反恐和应对地缘冲突仍缺乏合作和控制模式，因此，对于外部环境发生的种种变化，中国需要做好足够的应对准备。

　　本版撰文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