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年来， “幸福”成为当代中国最时尚的关键词之一。那么，社会是否应该、是否能够在幸福问题上达成共识？回答是肯定的。这种共识就是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组成部分的幸福观，即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上下同欲者胜”。“同欲”就是“认同”、就是“共识”。有幸福认同才有中国梦的真正实现。

　　关键词：幸福观 中国梦 核心价值观 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

　　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说过，“如果我们要问‘人类主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能听到一种答案：‘幸福’。”改革开放前中国人避讳幸福问题，随着“中国梦”的提出，人民幸福被写在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旗帜上。近年来，人们广泛地谈论幸福，大胆地追求幸福，“幸福”成为当代中国最时尚的关键词之一。然而，不少人将幸福仅仅理解为个人的感受，似乎只要自己感觉到幸福那就是幸福，无所谓幸福的标准，当然也不可能在幸福问题上达成共识。

　　那么，社会是否应该、是否能够在幸福问题上达成共识？回答是肯定的。这种共识就是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组成部分的幸福观，即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就我国而言，假如13亿人不能在幸福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我们怎么能够将人民幸福作为社会的共同目标去追求，怎么着眼于人民幸福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下同欲者胜”。“同欲”就是“认同”、就是“共识”。有幸福认同才有中国梦的真正实现。因此，我们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并努力使之得到普遍认同。

　　对两种流行的幸福观的反思

　　在我国公众持有的各种幸福观中，有两种十分流行。一种可谓之为资源占有幸福观，它把幸福等同于占有资源（金钱、财富、权力等等），认为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幸福。另一种把幸福看作是感性欲望（物质欲望）的满足，以为感性欲望越是得到满足、获得的享受越多越是幸福。这种物质享受幸福观比前一种幸福观更为流行，为更多的人所奉行。

　　这两种幸福观自古以来就存在，它们虽然在人性中有其根源，但受到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的激发，从过去的羞羞答答走向了今天的大胆直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谋求利益最大化成为人们行为的普遍动机。所有社会资源本身都是利益，而且可以作为带来更大利益的资本。于是，在不少人那里，占有资源便不再是作为幸福的必要条件，而成为人生的目标，成为自我实现的标志。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消费主义盛行。市场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不断刺激和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给人们欲望的满足提供了目不暇接、花样翻新的产品和服务。在这种消费主义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很容易以为欲望得到越多满足、得到越高层次的满足就越幸福。于是，物质享受幸福观便流行起来。

　　资源占有幸福观和物质享受幸福观都是偏颇的幸福观，已经导致和可能导致人生与社会问题。

　　资源占有幸福观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人生异化，即将作为幸福条件的占有资源当作了幸福本身，并受控于占有欲，从而损害人生和社会。占有一定的资源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它只是幸福的条件而不是幸福本身。一旦将资源占有当作人生目的加以追求，当作幸福本身，那么占有欲望就会不断膨胀，最后充斥整个心灵，人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成为不断膨胀的贪欲的奴隶。

　　物质享受幸福观的问题不在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在于仅局限于此而忽视了人的其他需要的满足，容易导致心理问题。人的需要或欲望有不同的层次，物质需要是人的最低层次的需要。除此之外，人还有情感的需要、社会尊重的需要，以及马斯洛所说的基本需要之上的自我实现需要。所有这些需要都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心理才能平衡与和谐，否则就会发生心理问题，甚至会患上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把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唯一追求，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恶性循环：欲望得不到满足会感到痛苦、郁闷、愤懑，得到满足又会感到无聊，于是又会追求更多、更强烈的欲望的满足，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心灵不能承受欲望之重。

　　幸福的真实含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如果我们不能将幸福理解为社会资源的占有或物质欲望的满足，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幸福呢？或者说，幸福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社会成员普遍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自由而全面发展意味着潜能得到尽可能充分地开发和发挥，生存需要、发展需要（特别是精神需要）和享受需要得到尽可能好的满足。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能通过努力奋斗逐步使其人性闪耀善和美的光辉，人格完善而高尚，个性获得健康而丰富的发展，生活充满乐趣、充满创意和充满魅力。显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状态就是人的幸福状态。这是一种好生活或美好生活，而这里所说的“生活”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包括家庭生活、职业生活、个性生活、网络生活等生活的各个方面。

　　把幸福理解为作为整体的生活美好，是人类长期以来得到普遍认同的一种幸福观。中国古代的《尚书·洪范》中谈到人的幸福时，认为幸福就是享有“五福”，包括长寿、健康安宁、敬修德性、老而善终等方面。这是把幸福理解为一种各方面都好的生活。古希腊的“幸福”一词是eudaimonia，其意思与英文对应词happiness意指欲望的满足不同，它是指作为整体的生活的兴旺或繁荣。亚里士多德在肯定幸福在于“生活优裕和行为良好”的基础上提出，幸福在于外在的善、身体的善和灵魂的善的统一。不过，他强调作为灵魂善的德性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认为幸福是“德性最完满的运用和实现活动”。当代新西兰伦理学家克里斯丁·斯万顿等人认为好生活的概念主要有三种：令人满足的生活；值得赞赏的（道德的）生活；既令人满足又值得赞赏的生活。他们认为，第三种观点是自古以来为更多学者接受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把幸福理解为道德的生活或理解为令人满足的生活都是片面的，真正的幸福是在这两者之间达到了“平衡”的生活。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在继承人类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片面、畸形地生存提出的一种社会理想。它反对现代文明使人单向度、低层次地生存，反对人的生活过分物欲化、功利化、世俗化、市场化，反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强调潜能的全面实现，个性的自由发挥，强调社会要把其成员的普遍幸福作为价值追求目标，并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在当代，人民普遍幸福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条件是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因此，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作为我国社会的价值追求目标，是人民普遍幸福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突出特点。

　　把幸福理解为自由而全面发展或整体生活的美好，归根到底是人性和人的本性使然。人们对人性的看法见仁见智，但都会承认人性是多层次、多向度的潜在可能性有机统一的整体，而人的本性则是人性所共有的谋求生活得更好的要求。通过反思和回味，一个人会由对自己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状态感到满意产生愉悦感。这种愉悦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幸福感，它是由成就感、获得感、和谐感等形成的整体美好感受。在主观感受上，幸福和快乐都是愉悦感，但幸福是由人的根本的总体的需要得到满足、对人的作为整体的生活美好感到满意产生的愉悦感，而快乐则是人的各种具体的、个别的欲望获得满足产生的愉悦感。幸福不同于快乐。无论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将幸福与快乐搞混，以为快乐就是幸福，这也是当前我国物质享受幸福观流行的观念原因。快乐对于人的生活十分重要，但人要活得快乐，也要“活得高尚、活得正当”（苏格拉底语）。

　　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

　　既然幸福在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我们每一个想获得幸福的人就要努力追求自己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首先，把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而不迷恋于那点可怜的感性欲望满足。当代英国伦理学家朱丽娅·阿那斯指出：“幸福是生活中最好的东西，是我们的善中的最善。”要获得自己生活整体上的美好，必须将这种作为至善的幸福作为终极目的追求。这种目的是目的本身，其他一切目的都是实现它的手段，而不是相反。人生来就会追求欲望的满足，而且满足欲望的多寡决定着人生丰富与否，因而幸福不排斥对欲望满足或快乐的追求，相反以快乐的获得丰富其内容。但是，要将对快乐的追求作为整体生活繁荣的部分或有益补充，而不能取而代之成为了目的本身。

　　其次，使资源的占有服从于、服务于幸福，而不让自己成为外物及其占有欲的奴隶。幸福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包括占有适度的社会资源，但这决不意味着占有得越多越幸福。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应该为了灵魂而借助外物，不要为了外物竟然使自己的灵魂处于屈从的地位。”在物质需要得到适度满足的情况下，要追求精神需要的满足，使人性的潜能得到尽可能充分地发展，切忌将人生的目光始终聚集于占有，任由贪欲恶性膨胀，否则人生必然发生异化。

　　再次，凭借自己的努力、通过贡献他者（包括他人和社群）实现自我和获得幸福，而不是通过对他者的索取甚至损害获得幸福。不断努力奋斗才会获得自我实现，从而获得幸福。人是政治动物，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需要他者，既要有父母妻儿，也要有朋友路人，还得有单位、社区、国家乃至人类。幸福包含了这一切，也体现在对他们的贡献之中。这就是《周易》所倡导的“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由此看来，那些“啃老”“傍大款”的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而那些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人则不仅不能获得幸福，相反会给幸福造成损害，以至丧失幸福。

　　最后，不断通过伦理反思和人格修养提升人生境界，而不满足于现状、停滞不前。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一个人要真正获得幸福，需要反思和审视自己的人生，思考“我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苏格拉底之问”）。这种对人生的伦理反思是获得幸福的入口。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还要不断加强自己的品德和人格修养，努力提升人生境界，从而使自己的人生和幸福层次更高、格调更美、丰度和深度不断扩展，达到真善美的完满一体。《大学》要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真义也许就在于此。（江畅，作者系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