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阐述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也有一些调整。明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是其中的主要任务之一，同时，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任务也被纳入进来。

　　如何理解明年经济工作的原则、目标、任务？本报邀请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王远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副所长孙学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稳”和“进”的涵义

　　《21世纪》：如何理解“稳中求进”总基调？

　　王远鸿：目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际环境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黑天鹅事件频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强调“稳”字当头是非常科学合理的。我理解的“稳”包括宏观政策、宏观经济、市场预期和社会大局等几个方面。只有稳了，才能为下一步的改革、创新和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

　　所谓“进”，主要是指在改革开放创新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增长质量效益提高、经济金融风险化解等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大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力度，在放管服、国企、财政、金融、价格等领域的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实现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提质增效。为了实现“稳中求进”，我们要努力做到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

　　徐洪才：这是第一次将“稳中求进”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由过去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提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稳”是大局，是总基调，意义重大，具体体现在整体宏观经济运行要稳，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要为供应侧结构性改革服务，要继续减税降费，要满足社会政策兜底要求；货币政策要“稳健中性”，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要适度，要保持利率和汇率的相对稳定。

　　“进”主要体现在，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外延由过去主要强调的“三去一降一补”，扩展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和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以及国企、金融、财税、养老等重点领域的改革要取得突破性进展。

　　孙学工：所谓“稳”，主要是在内外风险比较大的背景下，做出需要加强风险防范的判断，并将其由过去经济工作的方法论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我们当前面临着各种内外部风险，内部风险包括各类金融风险、高杠杆风险和资产泡沫风险等；外部风险主要是资本流动和美国总统换届导致的国际政治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加。所谓“进”，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都要加以推进。

　　《21世纪》：明年GDP增长率会是什么情况？预期目标会定在什么水平？

　　孙学工：近期看，经济回升的动力在增强，特别是企业效益的改善更是稳固了回升的微观基础，但考虑到上述风险因素的存在和为应对这些风险所必需采取的措施，明年的GDP增速应不会太多偏离今年的水平。

　　王远鸿：初步预计，明年GDP增速将维持在6.5%左右。这个速度比较接近经济的阶段性底部。从更长的视角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体量越来越大，未来经济增速还有进一步回落的可能。

　　徐洪才：我认为，明年GDP增速比今年要低一些，预计在6.5%-6.6%之间，还未到达此轮经济下行的底部。

　　未来几年GDP增速将保持在6.0%到7.0%之间，有一定的短期波动，我们不要太在意，关键是经济结构要优化，质量要提高，也就是实现充分就业、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和生态环境改善。

　　宏观政策的“不变”与“变”

　　《21世纪》：明年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有效？明年赤字率会定在什么样的水平？

　　王远鸿：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一方面要落实好减税降费措施、适当增加财政投入、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民生保障的支持；另一方面，要继续减少一般性支出，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提升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

　　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效并不意味着赤字率一定要提高。关于赤字率的确定，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一般认为尽量不要突破3%的赤字率红线。我们认为，如果确有需要，也可以适当扩大赤字规模，小幅突破3%的红线。

　　徐洪才：以前我们只提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首次提到“有效”，很有新意。所谓有效就是要更有针对性，要服务于供应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降成本和补短板，同时满足社会政策的兜底要求。

　　但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赤字率无限扩大。我认为，当年财政赤字率最好不要超过GDP的3%。因为我们的经济规模基数比较高，每年还在持续增长，同样的3%所代表的绝对值与以前大不相同。

　　在强调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引导社会资本在需要补短板的民生领域的投入，包括目前正在推广的PPP。

　　孙学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很有必要，同时强调了有效，一是说力度上要更大，二是使用方向更为精准。中央财政是最有能力承担风险的，可以多承担一些风险，这样可以改善社会的预期。如果市场主体和政府都畏惧风险而收缩的话，整体风险反而会扩大。明年可以根据需要适当扩大赤字，中国政府的债务率在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具备实施积极财政的空间。把3%的作为赤字率红线是不正确的，欧盟自己把3%理解为结构性赤字，也就是根据经济形势可以高些也可以低些，只要中长期不偏离就可以，并非每年都要在此之内。

　　《21世纪》：如何理解货币政策要稳健中性？明年的M2增长目标会定在什么水平？

　　王远鸿：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货币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一方面，在短期内不会过紧，以免加剧实体经济困难和激化债务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不会过松，以免出现加杠杆和放大资产泡沫。我们建议，明年的M2增速仍保持在12%左右。

　　徐洪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分类，货币政策可以分为宽松、紧缩、中性、中性偏紧、中性偏松五种。我认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中性，特指其中的第三种，不能将其扩大理解为中性偏紧或者中性偏松。我认为，明年的M2增速应在11%-13%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货币政策要“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这意味着在人民币贬值、资本外流背景下，人民银行将以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为货币投放的主要形式。

　　孙学工：传统上，货币政策要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进行权衡。金融危机以后，大家认为货币政策和资产泡沫也有一定联系，因而需要同时考虑以上三类因素。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基本处于合理区间，资产泡沫风险总体可控，因而要求一个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相对应。由于M2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间的相关性变弱，不必过于关注，同时要考虑利率等价格型的中介目标。

　　《21世纪》：如何理解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

　　王远鸿：所谓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要采用一篮子货币的视角，人民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机制可以降低美元大涨大跌对汇率的影响，增强人民币的独立性，更加合理地体现人民币内在币值变化。

　　汇率的水平与国内外政治形势、经济走势、股市债市波动和市场预期变化等都有关系。9月份以来，受美国经济数据继续改善、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持续升温、对英国“硬脱欧”担忧加剧以及特朗普当选等影响，美元指数明显上升。按照“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应有所贬值。但相比而言，人民币贬值幅度较小，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

　　2017年，尽管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美元阶段性走强将给人民币带来一定的贬值压力。但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常项目继续盈余、外汇储备充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境外投资者增持人民币资产对平衡跨境资本流动也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加之美元走势也有不确定性，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民币汇率不会出现大幅度贬值，有条件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徐洪才：所谓稳健，是指货币供应、信货投放、利率和汇率都要保持适度和相对稳定，不要大起大落。在汇率稳定方面，我们主要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目前的双边汇率波动风险主要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今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跌得比较多，预计明年还要继续下跌，但不会跌破7.3。

　　当然，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未必会一直跌下去，尽管现在美元指数已经突破103，但其上升的过程可能呈现波段式特征，因为美国明年特朗普上台将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组合，可能出现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的“双赤字”扩大，导致美元贬值。

　　孙学工：从理论上看，合理均衡水平就是导致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汇率水平。IMF等主要国际组织认为当前我国汇率水平基本处于合理均衡水平上，因而未来也应保持真实有效汇率的稳定，也就是在考虑国内外通胀差异的基础上保持对一篮子货币的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短期资本流动变化的冲击，需要增加汇率弹性，以发挥市场自我调节的作用吸收这些冲击。

　　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任务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一项任务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怎么理解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

　　王远鸿：建立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一方面要对影响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户籍、土地、城市化、产权、立法等基础性制度进行修改、完善和创新；另一方面，综合利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监管等手段建立起防止出现房地产大起大落的调控机制。

　　目前市场比较关注房地产税改革，要适当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进程。房地产税立法应当坚持税负平衡原则，照顾大多数民众利益。

　　徐洪才：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达到6%左右，我预计明年仍将保持4%-5%的水平。这样是为了要保证整个行业的平稳，不会大起大落。

　　我预计一线城市的房价会相对平稳，通过改革将房价降下来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通过改革可能会有所下降，推进农业供给侧的改革和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增加农民收入，让更多的农民进城，能够买得起房子。

　　在房地产改革的手段上，我认为，应通过综合性的手段，不仅仅通过过去常见的限购、限贷等行政性手段，更应该通过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综合手段。

　　在房地产改革的策略上，我认为要用时间换空间，保证房地产行业的有关各方对新的改革一个逐步消化的过程。

　　孙学工：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有很多内涵，我关心以下几点。一是加强对租户的保护。中国对租户的保护太少了，导致租房的人有很强的不安定感，把大家都逼到买房一条路上。二是解决资源浪费问题，目前持有环节无成本，甚至有人连物业费都不交，导致空置率高，社会资源配置低效。三是矫正收入分配不公，由住房财产性收入导致的财富差距远大于工资性收入，而住房升值主要是由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造成的，导致社会激励机制扭曲。

　　《21世纪》：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仍然是明年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今年煤炭、钢铁去产能的任务提前完成。明年将如何推进去产能？

　　王远鸿：去产能工作在强调政府推进作用的同时，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和法治手段的作用，让政府、市场和法治三种力量形成合力。

　　所谓市场手段，就是通过企业的兼并重组、债务重组和破产清算等方式，确保该退出的企业必须退出，实现市场出清。金融企业要有保要压，特别是不能继续对“僵尸企业”“输血”，让其继续占用和浪费社会资源。

　　所谓法治手段就是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需要强调的是，去产能不等于控产量，如果产能没有真正减下去，一旦市场需求短期反弹，原本过剩的产能又会死灰复燃。

　　明年，去产能的行业可能会扩围，从目前的煤炭、钢铁等行业扩展到其他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

　　徐洪才：去产能的关键在于“僵尸企业”的出清。过去我们习惯用行政手段去产能，但未来要逐步采取和适应用市场和法制的手段。政府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关键是制定和执行好环保、能耗、安全、质量等标准，剩下的问题应该交给市场去解决，该破产的破产，该重组的重组。

　　政府在资金上支持一把，尽管可以部分地帮助解决职工安置和再就业的问题，但这只能是过渡性的措施，不能解决企业自身发展内在动力不足的问题。

　　孙学工：与以前轻工行业的产能过剩不同的是，现在产能过剩行业如煤炭和钢铁等行业大都是一些固定成本大于变动成本的重化工行业，其亏损点距离关门点比较远，即便面临亏损，也很难自动去产能。由于前期的固定投入很大，所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不会轻易去产能。只要生产一点，就可以减轻一点损失。这和轻资产行业亏损就会自动退出有很大不同，这也使得当前去产能的难度要大于以往。

　　要推进去产能，一方面要求我们更多依靠技术、能耗、环保、安全和信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淘汰，另一方面也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衰退产业退出援助计划，一揽子地解决失业人员安置、不良资产和呆坏账处理、资产的盘活等综合问题。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它们都曾针对钢铁、船舶等重工行业制定过衰退产业退出援助计划。

　　《21世纪》：今年去杠杆的情况不太理想，明年会如何改进？

　　王远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2016年10月10日国务院正式公布的《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及其附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提出了降杠杆的主要途径。在企业去杠杆过程中，特别强调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取向，通过积极盘活存量资产，有序开展市场化的债转股，大力推进企业兼并重组，积极发展股权融资等方式来取得实际的成效。

　　徐洪才：去杠杆主要是国企去杠杆。去杠杆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债转股，但这么做不是为了帮助企业赖账，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利益，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善企业产权结构和治理机制，提高企业自身造血能力，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和创新活力（爱基,净值,资讯）。目前来说，国企的杠杆率普遍偏高，我认为，未来几年应降低5-10个百分点。当然，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企业会有很大的差异。

　　应该注意到，去杠杆与扩大投资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需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除了债转股，去杠杆的另外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发展股权投资市场，帮助企业直接融资。股权投资可以帮助企业建立补充资本金的机制，解决很多国企资本金不足的问题，优化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

　　孙学工：在去杠杆的过程中，不是说由政府定一个数量目标，而是要由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根据行业的特点和自身情况去判断。政府要做的是扫清各种政策障碍，为企业去杠杆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一说到债转股，大家很容易联想到1999年那次政策性债转股，这次与上一次是有很大不同的，这次最主要的特点是，债转股的对象企业不像上次是政府指定债转股企业的范围，而是由政府对债转股对象企业设立一些红线或者说有负面清单。

　　今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这是市场化的债转股手段。《意见》提出，禁止扭亏无望、已失去生存发展前景的“僵尸企业”；有恶意逃废债行为的企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不明晰的企业；有可能助长过剩产能扩张和增加库存的企业进行债转股。

　　这次债券股与1999年那次政策性债转股等第二个不同是，上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按照账面价值接收坏账，本来已经是坏账了，但并没有打折，没有做损失处理；而这次《意见》提出，债权转让的价格完全由市场主体基于真实价值自己协商处理，对债权和股权进行市场化定价。

　　需要强调的是，债转股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暂时解决企业债务负担的问题，而是借此帮助企业建立起良好的机制，完善其治理结构，从而培育起持续发展的动力。

　　债转股没有所有制类型限制，只要符合《意见》的要求，国企和民企都可以做，这是一视同仁的。（王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