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哲昕

　　韩国“闺蜜门”事件掀起的波澜仍未停歇。随着媒体的不断爆料，韩国民众走上街头，司法调查正式启动，朴槿惠总统的支持率跌至冰点。或许有人对此有些不解：领导人还不能有个亲密的朋友吗？为什么此事会被韩国政界和民众揪住不放？其实，“闺蜜门”事件是一个多棱镜。透过它，我们可以对现代政治尤其是所谓西式民主进行多维度的反思。

　　从政治常识来看，“闺蜜门”触碰了一些现代政治的底线。总统有私人朋友很正常，遇事偶尔咨询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此彻底的“早请示、晚汇报”就大有问题了。崔顺实本人没有公职，既没有法定权力，也没有法定义务和责任，可国家机密却在她这样一个人面前“门洞大开”，确实说不过去。

　　同时，崔顺实倚仗自己对总统的绝对影响力，以权谋私，大肆敛财。这更不是一个“闺蜜”能够干的事了，而是实实在在的犯罪。更重要的是，这也把朴槿惠的“罪名”坐实了——这哪是什么“征求意见”，分明就是“大权旁落”！设想一下，倘若纯粹是“闺蜜”私聊，别人又怎么会知道？又怎会有那么多人愿意买崔顺实的账？如今，“闺蜜门”事件还在不断发酵，韩国政坛走向扑朔迷离，“吃瓜群众”不妨拭目以待。

　　跳出这个常识性问题，人们也许还会发现，“闺蜜门”的背后有一个问题更值得关注。那就是，西式民主条件下资本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闺蜜门”事件的突然曝光，源自于韩国JTBC电视台记者蹲守在崔顺实家门口，从垃圾堆里翻出的一台废弃电脑。随后，这家媒体连续追踪、独家挖掘，一举将“闺蜜门”事件公之于众。而这家电视台背后是韩国一家顶级财阀，这不得不让人引发些许联想了。这个事实再次提醒人们，资本与政治的关系也许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不可言说的秘密了。

　　其实，资本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在鼓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的力量远远超过其他力量。当一切都可以被定价和购买时，有钱就意味着拥有一切。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追求荣誉、渴望领导国家的人，为数不是太多，但是不想发财致富的人却少而又少……金钱特权比起权力特权来，危害更大。”试想倘若资本是垄断的，政治也是垄断的，那么二者狭路相逢之时，或许还有一番恶斗，谁胜谁负恐怕有点悬念。然而，倘若资本是垄断的，政治则是竞争的，那么二者之间孰强孰弱，恐怕就没有多少悬念了吧。

　　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来看，取消政治家的世袭地位看上去是民主的一次胜利。可不曾想到的是，资本家的世袭地位并没有被取消。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即政治家从此在资本家面前“矮了三分”。正所谓“铁打的资本，流水的政治”，资本家的世袭制使资本的联合变得更加容易和必然。几代人交易下来，彼此知根知底，交易费用也就变得更低；几代人交手下来，深知“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道理；几代人交往下来，搞不好越看越觉得门当户对，应该亲上加亲？所以说，西式民主越发展，资本家想不联手都难。而一旦资本家联合起来形成垄断，政治家真的就很难与之抗衡了。

　　这样的逻辑，资本家不仅很快发现了，而且已经在竞争性政治中不断“发扬光大”了。倘若哪一个政客不听招呼，竞选时减少点捐款就是发出警告了；若不思悔改，那就给他的竞选对手多捐点款；再不行，开动舆论机器爆点料；还不行，就派一个搅局的，把选票分散点。当对阵双方势均力敌时，一个搅局者完全可以颠倒一场胜负。

　　1912年的美国大选中，竞选连任的塔夫脱总统对阵名不见经传的威尔逊。当时，塔夫脱选情明显占优。不料，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突然杀了个回马枪也来竞选，直接把塔夫脱的连任梦给搅没了。罗斯福的真正想法也许无从得知，但他的搅局将得票率仅有42%的威尔逊直接送上了总统宝座，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而威尔逊上台后仅一年，《美国联邦储备法案》就获得通过，美联储正式成立。事实上，在美联储成立之前的70年里，围绕中央银行问题的斗争，美国先后有5位总统遭刺杀、1位总统经历刺杀未遂，还有1位总统被开除出党。由此可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强大的两种力量——资本与政治的关系，绝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韩国的情况大致上也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每一任韩国总统都在即将结束任期或卸任后卷入腐败丑闻，甚至有人因此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同时，美国总统还可以连任一次，韩国宪法却直接规定总统不得连任，如此“短命”的总统能有什么作为呢？而正在“闺蜜门”爆出的前一天，朴槿惠宣布推动修宪允许总统连任。如此“巧合”，耐人寻味。

　　马克思曾指出，继承了大宗财产的人并不因此直接得到政治权力。这种财富直接和径直提供给他的那种权力是购买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作为私有财产的高级形态，资本具有的巨大力量，足以异化所有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民主政治也难以避免这种异化。资本家有的是办法和机会俘获政治家，尤其是在平民不肯出钱或者无钱可出的情况下，这种俘获更加容易。也许有人说，虽然政治家在位期间薪水不高，但卸任后可以到公司去当个董事顾问什么的，钱是少不了的。可是，什么叫公司？难道不依然是资本吗？资本主义社会的“旋转门”岂能白转？

　　关于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许多西方学者在后来的民主实践中也都意识到了。克里斯托弗·拉希说：“当金钱万能的时候，一切就只能臣服听命了。因此，一个民主的社会绝不会允许财富的无限聚敛。”安东尼·阿伯拉斯特说：“财富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政治不平等的一种形式，这与被表述为‘人人皆有投票权’口号的政治平等原则是相矛盾的。”这些话语，既是对西方社会资本与政治关系的反思，更是对资本异化政治的印证。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全面反思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时刻正在来临。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法律与人文综合教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