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杨明伟　

       编者按

　　文风不仅是语言风格和个人喜好，更折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尚，关系到事业兴衰成败。重视文风，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是我们党改进文风的典范。毛泽东不仅高度重视文风问题，在党内首先提出，学风、文风是党的作风，因而也是党风，同时身体力行，他的很多作品本身就是改进文风的典范。重温这些论述，对于今天我们改进文风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文风问题，在党风建设中居于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也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重大课题。文风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作风，反映出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折射出党风和社会风气。如果文风出了问题，根子不在“文”上，根子在思想深处，在我们党的思想作风出了问题，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期间曾严肃地说：“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

　　一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吃过文风问题的苦头，也历来高度重视文风问题。毛泽东，就是我们党的优良文风的倡导者，他的许多讲话、文章、诗篇等，至今仍是我们遵循的文风经典。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毛泽东始终强调党内要形成好的文风。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把“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作为整顿党风的重要任务，提醒大家“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文风问题的重要性，对如何形成良好的文风有过众多论述。

　　什么样的文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决反对的？毛泽东曾经举例说明过。

　　比如：“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这是毛泽东列举的“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一种眼中无群众的文风。毛泽东特别反感“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文风，他说：“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在剖析“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原因时，他认为“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可见，文风问题反映的是我们在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上出了问题。

　　比如：“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这是毛泽东列举的“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一种不实事求是、反科学的文风。毛泽东说：“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他强调写文章和演说，不要怕人家驳，不能靠装样子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

　　比如：“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这也是毛泽东列举的党八股的重要罪状，是一种语言无味无趣的文风。毛泽东欣赏的是生动活泼的语言形式。他指出：“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他特别讨厌那些“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的文章。

　　比如，“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这是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对有关报社的批评，反对的是一种语言生硬、态度蛮横的文风。针对的是不懂得语言之美，尤其是不懂得人民群众中创造出来的语言的丰富优美。毛泽东提醒人们：“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

　　比如：“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毛泽东多次批评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他历来提倡写文章、作讲演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要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后再拿出精品：“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他提醒写文章、做演说的人，要像洗脸那样负责，甚至比洗脸还要负责。“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那么，什么样的文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毛泽东也曾经举例说明过。

　　比如：“有骨头，有血肉”，“能动员群众”。这是自延安整风起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不断说过的话，讲的是写文章、文件和作讲演等要有高度和力度，说到底就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共产党人面对的对象就是人民群众，要懂得与群众做朋友、交心。“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毛泽东认为，写文章和文件，要能打动群众、动员群众，这样的文章就得既有骨头，又有血有肉。“每样事情交代清楚，前后次序有逻辑性，文字通顺，一般具有鲜明性和准确性”，要“使人读得下去，读过后很舒服”。

　　比如：“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讲的是要有问题意识、问题导向，要善于发现矛盾，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反对形式主义的现象罗列。毛泽东特别反对写文章、做演说、写报告通篇充满大大小小的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子丑寅卯、ABCD，“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他明确提出：“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

　　比如：“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也是他在《反对党八股》里说的话，讲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他欣赏“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做法，认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

　　二

　　从根本上治理文风、彻底解决文风问题，是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也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历史课题。我们党历来主张，无论作风还是文风，都要植根于社会实践。

　　对改进文风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过许多出路和办法。比如，前面说到的与群众交心、与人民说真话，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等，就是解决文风问题的总出路。他提倡，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他讽刺一些人：“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他号召人们要深入群众、丰富生活，熟悉人民的语言：“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

　　毛泽东不仅从政治上、战略上提出过办法，而且还从战术上、具体做法上提出过许多好的意见。比如，如何处理引述的问题，即如何处理自己观点和他人观点的问题，毛泽东就提出，“要学会用自己的话写文章”，他曾对吴冷西说：“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列宁就很少引人家的话，而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比如，如何处理自己动手还是别人代劳的问题，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曾对一些省委领导说过：“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比如，如何写发言稿的问题，他提倡：“发言要精，要生动，要多种多样，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一片颂扬，登到报上净是好事，那就不好看。”比如，如何减少报刊上众多的“令人头痛的党八股”类的文章，他提出：“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要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等等。

　　中国共产党人的文风，应该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风。它要体现群众风、人民风。毛泽东曾以列宁为例称赞过：“列宁的著作，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人的文风，也应该是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文风，既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也浸透当今中国社会自身的风格。毛泽东曾说过：“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语、谓语、宾语。”他反对“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切实改进会风”“切实改进文风”。对文风问题的重要性，习近平同志历来高度重视，并有过许多重要论述，他说：“党风决定着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以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对文风不正的危害，习近平同志也有过深刻论述，他说：“它严重影响真抓实干、影响执政成效，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耽误实际矛盾和问题的研究解决。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导致干部脱离群众，群众疏远干部，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失去吸引力、感召力、亲和力。可以说，一切不良文风都是不符合党的性质、宗旨的，都是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相背离的。”

　　文风问题事关党风、政风，影响社会风气。因此，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大力纠正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已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一项重要任务。”怎样才能形成优良文风？习近平同志多次重提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优良文风的主张，强调“最要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文”，要防止和克服那种“穿靴戴帽”、空泛议论、堆砌材料、套话成串、“大而全”、“小而全”等弊病。除了提倡大家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外，还特别提倡要形成“短、实、新”的文风，摒除“长、空、假”的文风，主张用尽可能少的篇幅，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